董明珠在珠海格力技校巡视时,发现校内超市单个橘子卖到一块五毛钱,当场要求关停这家店。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针对某个水果摊位的偶发事件,但只要算一算各封闭学校的后勤账目就会发现,校内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其实有很深的商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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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力技工学校在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批招收了三百多名学生,日常实行封闭式住校管理。
董明珠在巡视生活区超市时,看到货架上散装的普通橘子按照个头售卖,一个标价是一块五毛钱。
董明珠在现场对管理人员表示,普通橘子卖到一块五毛钱是对学生的过度收费,这样的零售网点不能在校内保留,要求立刻停止该店营业。
很多在校学生和家长对这一决定表示赞同,因为校内商品售价偏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如果去查看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公开招投标记录,就会发现校园小卖部的承包租金长期维持在极高的水平。
2023年广东肇庆怀集中学一间150平方米的校园小卖部,5年经营权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943.6万元成交,折算下来平均一年的租金接近1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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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湖南新宁二中一间100平方米的小卖部,3年租赁权也以320万元拍出,年租金超过107万元。
在很多市县的中职和普通高中,校内小卖部年租金超过百万元的情况非常多见。
高额的租金直接决定了商品的零售价格。
如果一间学校小卖部每年的租金支出是180万元,按照全日制寄宿学校每年200天到220天的实际在校上课时间计算,经营者每天承担的纯租金成本就在8000元到9000元之间。
加上雇佣店员的人工工资、水电开销和易腐水果的损耗,单日的固定经营支出通常超过一万元。
如果这所学校有3000名学生,平均每个学生每天必须在小卖部消费并贡献3元以上的净利润,经营者才能覆盖基础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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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营者按照校外普通超市15%左右的正常毛利率进行销售,每天店里的营业额必须达到六七万元才能维持盈亏平衡,这显然超出了几千名学生的日常购买力。
因此,经营者必须把单个商品的毛利率提高到50%甚至更高,才能在有限的客流和营业天数内收回租金成本。
在开放的街道上,高价商品会被自由流动的消费者淘汰。
但在封闭管理的校园内部,学生在非放假时间无法自由出入校门,外卖和外部送货人员也被严格限制进校。
学生在课后产生饥渴和日常用品需求时,校内小卖部是唯一的实体购买渠道。
单一的供给来源让经营者拥有了排他性的定价权力,经营者在招投标环节付出的高额竞拍租金,最终通过这种方式转化成了货架上每个商品的高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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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针对校园内设立小卖部和商品定价的问题,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出台过多项明确的制度规范。
2019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规定,明确要求中小学和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或超市。
2021年相关部门出台的健康学校建设指南,也再次重申了不得在校内设置此类食品零售场所的要求。
这些禁令在义务教育阶段落实得相对严格,但在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实际执行过程经常面临现实阻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多为十五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或青年,寄宿制学校需要解决学生在食堂三餐之外的基本生活用品补充、应急文具购买和饮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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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切断校内的零食和日用品供应,学生的生活便利度会明显下降。
因此,大部分职业院校和高中选择保留零售商业点位。
保留网点之后,资产的管理方式决定了价格的走向。
在过去推行的后勤社会化过程中,不少公办学校将食堂、物业和超市零售等业务划归地方教育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部门统一处置。
当这些场地进入公共招投标平台时,资产管理部门考核的是国有资产出租收入的增长情况,遵循的是出价高者中标的商业规则。
一间小卖部以数倍于底价的高价成交,在资产管理账目上会被记录为合规且高收益的运营成果。
这就导致资产管理的目标与学生生活成本的控制产生了矛盾。负责资产收益的部门希望通过公开竞价获得更多的租金收入,而负责日常德育和教学的部门希望校内维持低物价。
在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之后,中标商家按期缴纳了高额租金和保证金,受合同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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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学校的校领导即使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个别商品价格偏高,也很难直接勒令关门。如果校方单方面强行解除合同,经营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违约赔偿。
在这种法律和商业合同约束下,学校通常只能采取约谈经营者或者要求其签署价格承诺书的方式进行调控。
但只要上百万元的刚性年租金没有改变,经营者在接受约谈之后,往往会通过减少商品克重、更换进货渠道或者增加高毛利杂牌零食比例的方式维持总利润。
高昂的通道成本没有消除,终端口的高价格就很难真正降下来。
三、
董明珠之所以能在发现橘子卖一块五毛钱的当天就直接关停店铺,是因为格力技工学校的办学目标和经费来源与普通承包制学校有着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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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创办这所全日制技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自身的高端制造业流水线培养机械制造、精密加工和工业机器人运维方向的青年技术工人。
格力技校的总招生规模只有几百人,企业对该校的定位是技能人才的培育基地,学校日常运营资金由格力电器直接划拨支持。
对于年营业额达两千亿元规模的制造企业来说,校内小卖部产生的几十万元场地租金对企业营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如果放任校内零售点通过高定价增加初中毕业生的生活支出,反而违背了企业开办技校保障学生权益的初衷。没有依赖场地租金平衡学校账目的压力,校方负责人才能摆脱商业合同的制约,当场作出关店决定。
关停高价小卖部解决了眼前的收费问题,而后续的关键在于建立不依赖租金差价的日常供应机制。
部分职业学校和制造型企业办学单位的做法,是将副食和水果采购直接纳入食堂的统一供应体系。
学校食堂每天采购大量食材,本身具备与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对接的批量采购价格优势。
学校由食堂后勤人员在生活区开设平价自营窗口,把香蕉、苹果、橘子等水果按照批发进价直接销售给学生,或者直接纳入每日生活补贴范围。
去除了中间经营者的租赁成本,商品价格自然能够恢复到普通批发水平。
对于必须引入外部专业零售品牌的情况,合理的方案是调整招投标的核心指标。
学校在招募品牌连锁便利店时,取消出价最高者中标的竞价方式,改为零租金或者低租金准入,但要求竞标企业接受严格的限价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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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校内销售的所有瓶装水、面包和日用品,售价必须严格执行市区街面直营店的标准零售价,不得因为校门封闭而提高单价。
一旦出现擅自涨价行为,学校有权直接取消其经营资格。
同时,由具备资质的大型饮品和食品企业直接进驻智能无人售货柜,也是降低运营费用的有效方式。
无人售货柜省去了人工值守成本,由生产厂家直供商品并由后台系统锁定价格,既能满足学生24小时的日常消费需求,又能把价格控制在建议零售价区间内。
董明珠关停校内小卖部的事件表明,校园零售的定价高低取决于后勤资产的管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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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学校管理方不把校园封闭空间当作获取高额场地租金的工具,取消层层加码的中间进场费用,校园内部的商品价格就完全能够回归到正常的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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