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民主：一场没有完成的雅典土地改革

首先要有一所房屋、一个女人和一头耕牛……并把家中所需的物件备齐，这样你就不必向别人求借，以免对方拒绝你，而你陷于匮乏，耽误农时，使劳动落空。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古往今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可谓贯穿始终。然而，这个朴素理想至少违背如下经济学事实：

1 农业本身是个规模型产业，而且利润率并不算高。如果将农业产权分割得很细，实际上不仅不能保障从业人员基本生活，总体上也不利于土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还会低于理论数值。

2 土地不是单一均质资源。不同的土壤成分、水文条件均，决定适应作物各不相同。如果人为强行分配，往往妨碍土地和相关从业人员分工。

3 农业社会的死穴就是人口膨胀。前现代社会土壤产出有限，而且面积非常固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必然会出现，分田地往往不能最终解决无地农民困境。

城邦时代的雅典 很早就出现人口爆炸危机

作为西方社会的鼻祖，古希腊也面临过类似问题。公元前8-7世纪，阿提卡的农业就已遭遇激烈人地矛盾。现代学者估计，人口年均净增长高达4%。如果说大地主可以不断向未开垦区域扩展，那么仅拥有家户地产的普通农民就越来越难以养活一大家子。

于是，著名的1/6缴纳者群体出现。他们替大地主耕种土地，按一定份额上缴田租，剩下的粮食则留作自己收入。

许多雅典人因债务而沦为奴隶

由于历史记载含糊，考古发现又在不断更新，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缴纳1/6还是留下1/6，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协议形式。但收入必然不算稳定。在梭伦上台前，不仅经常因无力缴纳田租，还被迫把名字刻在界桩上明示人身依附。

显然，在以"做自己主人"为荣的希腊社会，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普遍的失望情绪蔓延开来，塑造出政治对立来撕裂社会，继而迫使社会先后做出了不同思路回应。

早期雅典就出现过社会撕裂难题

梭伦改革：获胜要符合基本法

梭伦改革成为雅典历史的转折点

我们可以把梭伦改革的政策总结为以下几点：

经济政策--免除债务与人身依附。具体做法就是解除债务义务、拔除标记债务人财产与人身的界桩，召回因债务而流离失所的人，乃至被贩卖到海外的债务奴隶。

政体改革--财产等级制，把全体公民按照年产出（谷物+酒+油）分四级，包括五百斗级、骑士级、轭级和雇工级，国家公职从前三个阶层中选出。世袭地位不复存在，贫穷也不再是身份的永久烙印。

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政治和解。富裕阶层获得国家公职，底层则获得参与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机会。同时开启四百人议事会，限制战神山议事会的旧权威，任何公民都可上诉民众法庭。

其他经济辅助政策，如禁止谷物出口（橄榄油除外）、禁止社会奢靡浪费之风等。

梭伦改革的初衷 就是弥合社会矛盾

乍看之下，梭伦改革与20世纪的土地改革毫无关系。原因非常简单，根本就没碰任何人的土地所有权。农民土地没有增加，只是解除债务奴役，力图通过扩大底层的政治参与来化解社会矛盾。

因此，改革恰如他自述的那般公平，但并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际上，梭伦离任后的雅典社会仍旧不太平，还出现过僭主统治。

梭伦改革的核心就是 公平

当然，梭伦还是为土地改革提出思路：如果仅仅是政治问题，为何不能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权来实现社会和解？这个题目在未来将会由另一位改革家来回答。

另一方面，梭伦改革等于给雅典社会颁布准宪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被叫作政制。法律被刻写在木板上，放置于王者柱廊，由公民与官员宣誓遵守。后来虽被僭主无视过，但执行力来自社会契约，最终熬死一个个独夫民贼。

索伦改革 相当于给雅典制定一部宪法

僭主给农民贷款

梭伦之后 僭主庇西特拉图粉墨登场

虽然改革赋予底层平民参与政治的权力，但后者仍有可能转向民粹。希腊最著名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就是梭伦本人的亲戚。他没有任何民主理想，本质上是个纯粹的政治动物。不仅以山地派贫民领袖自居，又通过攻占尼赛亚这种军事行为来建立个人魅力。后来又伪称自己遭到政治对手袭击，甚至弄伤自己和骡子，驾车进入市场请求民众保护。

雅典人批准请求，给他一支随从队伍。这些人手持木棒，因此被称为“棒手”。庇西特拉图就利用这股力量发动军事行动，占领卫城，顺理成章地建立僭主统治。

庇西特拉图的上台离不开暴力手段

既然大权在握，僭主就必须兑现造福底层贫民的诺言。总体来说，他的土地改革相比梭伦更接近20世纪概念：

首先，没收政治对手的土地分给追随者，从而把农民的嘴巴给堵起来。

其次，以农产品的10%税为资金来源，向小农放贷，鼓励对方扩大生产，推行相应的产业政策。

最后，鼓励橄榄种植与陶器生产，修建神庙，扩大银矿开采。

庇西特拉图的改革 确实包括很多惠民内容

尽管看似慷慨，庇西特拉图改革的出发点并非为贫民脱困，本质是巩固自身统治。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这样点评庇西特拉图的改革：

一是让他们不再把时间消磨在城里，而是分散居住在乡间。

二是让他们生活达到温饱、专注于自己的事务。既不产生过问公共事务的欲望，也没有闲暇去关心公共事务。

诚然，庇西特拉图作为僭主是相对包容的，没有彻底废除梭伦政制。他的政策手段也不是毫无作用。但是作为僭主，他的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威完全依靠个人威望。因此，在他本人去世时，所谓的改革必然面临“人亡政息”。

之后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庇西特拉图的后代作为僭主，却在雅典非常不受欢迎，最终引发革命后被驱逐出雅典。其子希皮亚斯甚至投奔波斯大王大流士，并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为入侵者带路。

庇西特拉图的后代 在雅典内部很不受欢迎

古希腊的土地问题解决

两种改革 恰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对比梭伦改革和庇西特拉图的改革：前者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并不“彻底”，但是出发点公正且方案公平。后者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彻底”，出发点却是为维护僭主统治，本质是一种政治权术。

不过，雅典社会在经过梭伦改革，即便贫民没有拿到一寸土地，民主体制依然入人心。因此，在庇西特拉图及其子嗣的僭主统治末期，雅典民众对僭主的统治再也忍无可忍。最终迎来克里斯提尼改革，正式步入古典时代的民主体制。

雅典最终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中走向辉煌

写到这里，我们还没有回答一个扎心质疑：政治体制的改革能为底层贫民填饱肚子吗？

公平而言，部分贫民从海外殖民扩张中获得土地。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在阿提卡境外进行土地再分配，主要受益者就是梭伦四个财产等级中的无产/近无产（四等）+ 双牛轭农民（三等）。

需要指出的是，获益者仅是底层里的很少部分。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还要等雅典成为商业城邦。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比如手工业以及亟需扩大的海军，共同吸纳“过剩人口”。不断城市化的农民，则成为黄金时代的雅典民主中坚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梭伦的“政治”尝试社会和解，很难想象雅典社会能在极度撕裂中成为海洋帝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