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北宋书法史上有一个长期被刻意回避的名字：蔡京。
他的字，连米芾都服气，说他是当朝第一。
宋徽宗赵佶把自己亲手画的《雪江归棹图》交给他题跋，这事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说明问题。
但今天你去翻任何一本正规书法教材，宋四家这四个字后面跟着的，是苏黄米蔡，这个蔡指的是蔡襄，不是他。
蔡京被从这张名单上抹掉，换上了一个书法功底远不及他的同姓之人。
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替代者又凭什么坐上这把椅子，值得细说。
蔡京生于1047年，福建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一路做到宰相，四度拜相，前后主政近二十年。
政治上他是《宋史》奸臣传的头号人物，六贼之首，排名在童贯、朱勔之前。
他支持宋徽宗大肆敛财、修建艮岳，推行花石纲搜刮民间奇石，导致各地民怨沸腾，方腊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就与此有关。
靖康之难前，他已被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岭南，死于途中，时年八十岁，据说是饿死的，因为沿途百姓恨他，没有人愿意卖他食物。
这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主要形象。
但他的字，是另一回事。
米芾是出了名的眼高，动辄批评前人，说颜真卿的字是丑怪恶札之祖，说柳公权不如颜，说蔡襄勒字。
但在蔡京这里，他罕见地收起了刻薄，说蔡京书法是本朝第一。
这句话的分量，了解米芾性格的人都清楚，不是客套。
蔡京的书法路子很正。
他学欧阳询、学颜真卿，后来又深研晋帖，转益多师，最终形成自己的面目。
他的字不是那种用力摆出来的姿态，而是真的松，笔画提按之间有节奏，收放都有尺寸，大字气势开张，小字精密细腻，风格上兼有法度和流动感，这两样东西同时做好，本来就不容易。
《雪江归棹图卷》上那段题跋，是目前存世最能代表他水平的作品之一。
图是宋徽宗画的，蔡京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尺幅不大，字数也不多，但每个字的线条质量都相当高，转折处没有力竭塌陷，细节处没有含糊交代，整体看是舒缓的，细看每一笔都有来处。
徽宗把自己珍视的画交给他题写，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他在当时书法圈的地位。
再说蔡襄。
蔡襄生于1012年，比蔡京早出生三十五年，字君谟，也是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
他的书法功底扎实，楷书规整、行书端秀，是那种让人挑不出大毛病的写法，苏轼曾评价他当朝第一，但这个第一说的是规矩，不是创意。
苏黄米三家的字，每一家都有鲜明的个人标签，苏轼的扁肥、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侧锋刷字，这三种风格放在一起各自成立，蔡襄的字放进去，反而是最像标准答案的那一个，跟其他三家的气质并不是特别协调。
宋四家这个组合，最初流传的版本里，第四家本来就是蔡京，不是蔡襄。
宋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里记录了这个争议，明确提到蔡字之争，说有人认为原本指的就是蔡京，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蔡君谟，即因为厌恶蔡京的为人，把他从名单里踢出去，换上蔡襄。
这不是后代学者的推测，是宋元之交已经在讨论的公开争议。
这种替换操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罕见。
人的道德评价和作品的艺术评价，向来很难完全分开处理。
字如其人这个说法，原本是说书法能体现人的气质修养，但用到蔡京身上，变成了一种反向的逻辑：因为这个人的品行有问题，所以他的字也不值得学，也不配列入名家之列。
这个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
艺术能力和道德品质，在个体身上本来就可以彼此独立地高度发展，历史上这类例子不算少见，只是蔡京的例子格外极端，一个是书法上的高度肯定，一个是道德上的彻底否定，两个极端压缩在同一个人身上，让人不舒服。
学书法的人至今很少临蔡京，不是因为他的字不好，而是因为学一个奸臣的字这件事本身让人有心理障碍，老师不教，学生不学，时间久了，他的作品就真的被边缘化了。
但《雪江归棹图卷》的题跋还挂在博物馆里，字还是那些字。
蔡京到底是不是宋四家原本的成员，这个问题今天的书法史学界仍然没有最终定论。
有意思的是，如果他当初只是一个书法家，这个位置大概从来不会有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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