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风暴下的全球央行转型之路：独立性、可信度与“看不见的风险”

在地缘冲击、贸易保护主义、AI等多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之际，关于全球央行转型的讨论升温，独立性愈发可贵。

10月19—22日，2026外滩年会“科技、地缘与全球经济”在上海召开，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员、美联储原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荷兰央行原行长、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克拉斯·诺特（Klaas KNOT），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董事会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Philip R. LANE），日本央行原行长、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白川方明等展开了一场巅峰对话。

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之际，央行独立性为何重要；在数据与预测之间，央行如何以沟通、灵活性和比例原则维持可信度；面对非银中介、监管碎片化和人工智能冲击，金融稳定为何必须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准备……这不是一场抽象的学术争论，而是财政压力、政治周期、供给冲击与金融结构变化交汇后的制度拷问。

科恩将美联储主席沃什今年的政策调整称为一种“范式转变”。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强调，美联储成立五大工作组是个好主意，引入外部观点给了美联储额外的力量。“归根结底，关键在于让美联储变得更好：更善于通过数据捕捉经济变化，更善于分析通胀和金融市场，也更善于沟通。”

当市场价格以相对平静的波动掩盖结构性变迁，制度信誉往往成为最稀缺的公共品。越是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刻，越需要有人追问那些尚未显现的风险由谁识别、由谁承担、又由谁在危机之前提前准备。

独立性的社会价值

讨论央行独立性，首先需要把它从“央行是否受约束”的机构之争中拉回公共利益的尺度。否则，一群央行官员为独立性辩护，很容易被理解为自利性说辞；真正需要说明的是，独立性究竟为社会降低了什么成本。

诺特把这一点讲得最为直接：央行独立性的意义在于显著降低去通胀的成本。把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与2020年代的高通胀作比较，可以看到制度安排不同所带来的后果差异。20世纪70年代通胀预期完全没有锚定，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不得不促成一次非常严重的衰退来打破通胀预期惯性；而在2020年代，尽管实际通胀一度达到两位数，通胀预期最高也只有2.6%，最终在没有衰退、失业率未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实现了通胀回落。

科恩则从美国经验说明，央行独立性面临的压力非常真实。民粹主义情绪上升，人们对技术官僚机构不满，部分政治人物不希望权力受到制约。与此同时，财政压力和反复出现的供给冲击又在挤压货币政策空间。这些压力在短期内不会缓解，因此维护独立性不能只靠辩护，更要靠实现政策目标。

在科恩看来，维护央行独立性的最佳保障之一，就是实现物价稳定这一核心职责。人们确实厌恶通货膨胀，而央行正是抑制通胀的关键机构。正因如此，央行需要保持非党派立场，专注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美联储虽然有充分就业的使命，但充分就业实际上也建立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之上。

这意味着，独立性并不等于固执，而是要求央行对已知和未知保持灵活和谦逊，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科恩强调，央行必须在不确定性中工作，以灵活方式作出反应，但前提是始终把价格稳定目标放在心上。独立性因此不是脱离责任，而是以专业约束换取更稳定的预期。

莱恩从预期和融资成本角度补充了独立性的市场含义。如果人们不相信央行有能力将通胀拉回目标，长期收益率中就会出现通胀风险溢价，政府融资成本随之上升，并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换言之，独立性受损首先不是央行失去面子，而是整个社会为融资和预期支付更高代价。

白川方明则从历史纵深指出，央行独立性正受到挑战，央行被要求承担太多事情，原因在于社会和经济问题本身复杂，央行容易成为批评目标。但央行也需要反思自身责任：独立性制度源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高通胀的惨痛经历，通胀目标制曾运行良好，但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对金融失衡关注不足的问题，量化宽松也带来了副作用。因此，央行既需要守住独立性，也需要以比例原则约束自身工具的使用。

让可信度成为预期锚

独立性提供制度空间，但可信度靠日常决策一点一滴积累。尤其在供给冲击反复、数据噪声上升的环境中，央行既不能机械等待数据，也不能对预测过度反应；政策操作的分寸感，本身就是独立性社会价值的组成部分。

科恩强调，沟通对央行实现使命至关重要。央行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对形势的分析，说明形势可能如何发展、货币政策面临哪些作用力量，以及政策将如何实现使命。沟通不是事后解释，而是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他也直言，央行普遍在与市场和学术界沟通方面做得较好，但在与公众和立法机构沟通方面并不理想。央行容易陷入技术官僚式讨论，而公众和立法者恰恰是赋予央行使命并决定其制度环境的人。因此，改进公众沟通、加强与立法机构沟通，是维护独立性的现实功课。

前瞻指引是重要一环，今年美联储新主席沃什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前瞻指引，投资者迎来一个更加“内向”的央行。

科恩对记者表示，如果央行按他希望的方式行事，也就是多谈它如何看待经济演变、对未来有何预期，并让人大致明白这些如何影响其对货币政策的看法，那就足够清晰，市场能够形成明确判断：政策该往哪里走，或者公众该有怎样的预期。

不过，科恩也向记者强调，他不赞同非常明确、正式的前瞻指引，比如“我们将在接下来几次会议上再加息两次”，这类前瞻指引根本没有必要。但他确实认为，前瞻指引需要面向未来，也需要让人感受到政策在担忧什么。

莱恩则把“数据依赖”放在中间立场上理解。他既反对反应不足，也反对反应过度。如果只向前看、只关注预测，就必须承认预测可能出错；如果针对预测中的某个情况过度调整货币政策，就可能犯错。因此，一定程度的数据依赖是必要的，但不是向后看。

在莱恩看来，真正需要看的数据是能够帮助判断一两年后通胀走向的数据。今年的通胀在上升，但上升速度比原先预期慢，食品通胀低于预期、能源冲击也低于预期，这说明当预测能力并不完美时，一定程度的数据依赖确实有助于修正判断。

白川方明从工具配置和比例原则角度提供了另一层约束。支持量化宽松的理念之一是“政策工具配置原则”，即每种工具应用于最有效的目标；货币政策努力实现价格稳定本身没有问题，但做得过头有时会很危险。如果副作用可以忽略，尚可接受；如果副作用不可忽略，过度使用工具就会带来风险。

他特别提到欧洲央行2021年货币政策框架中比例原则的重要性。比例原则意味着央行在使用工具时不能只看目标正当性，还要看工具强度、副作用和制度边界。这与莱恩所说的“不过度反应”相互呼应：可信度不是靠总是正确，而是靠可解释、可检验、有节制的决策方式。

“看不见”的风险

如果说货币政策可信度处理的是“看得见的价格”，那么金融稳定处理的是“看不见的杠杆与流动性”。风险往往不在传统银行资产负债表内，而在监管边界之外、数据缺口之中以及新技术带来的传导链条上。正因如此，金融稳定必须从危机应对转向前置准备。

诺特提醒，非银行金融中介并非天然负面，它扩大了金融服务可及性、分散融资来源、促进价格发现和创新，原则上也有更强的吸收冲击能力。但问题在于，非银中介已经在主权债券等关键融资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私人信贷等领域也出现新的担忧。

非银中介的风险与银行不同，核心在于负债结构差异。诺特担心流动性错配、流动性需求突然激增引发羊群行为，以及某些隐性杠杆。原则上非银杠杆应低于银行，但2020年代几起典型风险事件中，隐性杠杆恰恰出现在原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

更严重的是应对追加保证金要求的流动性准备不足。诺特引用英格兰银行系统性流动性压力测试指出，大约90%的模拟流动性需求激增可追溯到追加保证金所需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往往并不存在。对冲基金在政府债券市场的作用上升，部分是对银行监管的副产品，但其中50%到70%的交易采用零保证金，本身就是风险源。

科恩从监管权限角度说明为何准备不足。金融稳定一旦出问题，央行常被指责，却未必拥有足够工具；美国对非银机构的监管权力分散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州监管机构乃至不受监管的机构之间，政治敏感度也更高。美联储虽有金融市场独特视角和宏观视角，能把溢出效应和外部性看得更广，但落实并不容易；英格兰银行同时拥有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货币政策职能，并实现高度协调，属于少见安排。

在非银风险之外，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冲击源。科恩认为，人工智能扩张先影响需求、后影响供给，因而短期内增加通胀压力；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稳定，工资增幅低，单位劳动成本低于2%，但央行需要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这可能是货币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

诺特则关注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中的债务融资比例。他看到的数字约为三分之一，而历史经验表明这类数字往往是下限，因为还有表外承诺缺乏可见性；一旦市场出现调整，考虑到美国消费对财富效应的敏感度，外溢效应可能很快放大。

面对一系列风险，可信度尤其可贵，最重要的不是寻找过于复杂的答案，而是保持透明、协调和谦逊，在危机尚未到来时就把问题问到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