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邓颖超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来信。写信人,名叫阎锦文。
读完信件,邓颖超当即作出批示:“阎锦文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不应忘记,更不能亏待人家,按政策,应享受离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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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工作人员十分不解。
阎锦文曾经是军统人员,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办离休?
邓颖超平静回复:“他当年营救张澜、罗隆基,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贡献值得这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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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阎锦文将近七十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公安局任职,之后调到北京,还担任宣武区政协委员。
特殊年代,他军统的旧身份被反复提起,多次遭受冲击,家里也蒙受损失。这么多年,他从没向组织索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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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落实干部政策。
按当时规定,只有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才能办理离休。
阎锦文受旧身份限制,只能按普通退休对待。
退休和离休待遇差距很大。
思虑许久,阎锦文才提笔写信。他没有索要赔偿,也不要求归还房产,只希望组织认可他当年的革命贡献,办理离休。
这件事,要追溯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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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亲自到上海,下达密令,处决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绝不留给新政权。
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当时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早已被列入暗杀名单。毛森接到命令,准备把二人秘密运到吴淞口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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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二人安全。毛主席明确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张澜、罗隆基。周恩来密电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全权负责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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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坚找到杨虎。
杨虎对蒋介石心存不满,愿意配合地下党。
他想到亲信阎锦文,阎锦文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队长,正好负责虹桥疗养院一带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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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6年,阎锦文就在杨虎家中见过周总理和邓颖超。
周总理对他说:“只要你们为人民做过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句话,阎锦文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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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把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
阎锦文表态:“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没过多久,毛森下令由阎锦文看管张澜、罗隆基。阎锦文主动领下任务:“交给我,不会出问题。”军统没有怀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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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接到命令,当晚就要把张澜、罗隆基押上撤退轮船。他赶到疗养院,催促二人动身。
张澜以为要被押去台湾,当场拒绝:“我宁死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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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锦文压低声音,说明自己是来救人的。张澜不肯相信。罗隆基想起杨虎夫人田淑君,当场打电话核实。得到确认后,张澜才放下戒备。
阎锦文亲自开车,以押解要犯的名义离开疗养院。遇到岗哨盘问,他就说车上是自己的父兄,凭军官证件顺利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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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抵达杨虎公馆,地下党接应二人安全进入。此时距离国民党的处决时限,只剩不到两小时。
毛森得知人被救走,震怒,下令全城搜捕阎锦文。
蒋介石也批示,按通共叛变论处。
阎锦文在地下党安排下,安全隐蔽。
5月27日上海解放,他才公开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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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阎锦文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后来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每次阎锦文到北京,都会设宴招待,常说:“当年若不是阎锦文冒险相救,我早已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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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的批示下达后,相关部门重新核查阎锦文履历。确认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接受党的领导,配合地下党完成营救。
不到十天,阎锦文拿到离休干部证与补发工资。他专程到落实政策办公室道谢,眼眶发红,反复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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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离休证明,不只是待遇的调整,更是对一位隐蔽战线功臣的认可。不会因为过往身份,就抹去一个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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