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光棍一到五六十岁就消失了，原因在农村更常见

三叔死的时候是腊月初九。

村里收电费的老赵去敲门，敲了半个钟头没人应。

门从里头插着，老赵绕到房后，后窗玻璃上结了霜，霜上有一道手指头划开的印子，很细，很短，划到一半停住了。

老赵喊来我堂哥周建民。

建民一脚踹开门，屋里煤炉早灭了，一屋子冷气，混着酸菜缸子味儿。

三叔蜷在炕上，盖着一件军大衣，袖子磨得发亮，露着棉花。

炕沿上放着半碗剩粥，粥面结了皮，皮上落了灰。

村医来看，说是心梗，夜里走的。

手还攥着，攥着半个凉馒头。

灶台上有一袋盐，袋口拿麻绳系着，原先的皮筋断了。

案板上放着半棵白菜，切了一半，另一半拿2019年的县报盖着。

我三叔叫周德贵，五十六。

我叫周建平，在县城开货车。

他出事前一年我回来过一趟，给他捎了两条红塔山。

他拆开抽了一根，剩下的拿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炕柜，说留着过年抽。

他没活到过年。

三叔不是一开始就是光棍。

我爷走得早，1991年，胃癌，从查出到走四十天。

我奶奶拉扯四个儿子，大伯周德福，二伯周德禄，三叔周德贵，我爸周德寿最小。

四间土坯房，一口压水井，三亩半薄地。

1994年大伯娶媳妇，彩礼三千，家里卖了一头牛，又跟我姑借了两千。

1997年二伯娶媳妇，彩礼涨到六千，三叔在镇上砖窑干活，一天十二块，干了一年挣了三千二，一分没留，全填进去了。

我奶奶说，老三你先等等，等你四弟成了家，再轮你。

三叔说，行。

2003年，有人给三叔说媒。

女方是邻村的寡妇，男人跑运输翻沟里没了，带个六岁的闺女，要八千彩礼。

那年三叔三十六，头一回有人正经给他说亲。

他去砖窑预支工钱，窑主说年底才结。

他回家跟我奶奶商量，我奶奶坐在炕头纳鞋底，头都没抬，说家里刚给你四弟定了亲，女方要两万八，钱得先紧着他。

三叔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烟。

第二天一早，他把攒了三年的一万五拿出来，搁在我爸跟前，说，四弟，哥就这些了。

我爸后来跟我说，他那时候小，不懂事，拿了钱就去镇上给对象买了个金戒指。

三叔没说啥。

2008年我爸结婚，彩礼两万八，酒席摆了二十桌。

三叔在席上端盘子，从中午端到天黑，一口热菜没吃上。

晚上收拾完桌子，他坐在院里石墩上，把剩菜里的鸡骨头捡出来，拿塑料袋装了，说带回去给狗吃。

他家那条狗是条土黄狗，瘦得肋条根根分明。

2010年，三叔四十三。

村里王婶又来说媒，这回是个离了的，四十岁，没孩子，要八万八。

三叔手里有四万二，是他这些年打零工攒的，一分一分攒的，压在炕席底下，拿油纸包着。

他去大伯家借钱。

大伯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卖酱油醋和小孩零食。

大伯说，老三，不是哥不帮你，你侄子今年上初中，择校费就要八千。

他去二伯家。

二伯在县城工地当小工，二婶说，刚给儿子交了学费，手头就剩两千，你要不嫌少就拿去。

三叔没拿那两千。

他在村口老槐树底下蹲到后半夜，第二天跟王婶说，算了。

王婶后来跟人唠嗑说，德贵这人，啥都好，就是太要脸。

人家女方说了，八万八可以分期，先给五万就领证。

他连这话都没听完就走了。

三叔四十三那年，把炕席底下的四万二取出来，存了个定期，三年，利息高点。

存折他拿塑料袋裹着，压在米缸底下。

2013年我奶奶瘫了。

脑血栓，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利索。

四个儿子轮流伺候，一家一个月。

大伯在镇上离不开小卖部，二伯在外地回不来，我爸跑运输常年不在家。

轮了一圈，三叔说，别折腾了，我来。

他在奶奶炕头支了张折叠床，一伺候就是三年。

端屎端尿，擦身子喂饭，夜里奶奶一哼唧他就醒。

三年他没出过远门，最远到镇上买药，来回骑自行车一个半钟头。

2016年开春，奶奶走了。

走前那天下午，奶奶精神突然好了，拉着三叔的手，嘴里含含糊糊说了句，老三，娘对不住你。

三叔说，娘，你说啥呢，养儿防老，应该的。

奶奶闭眼的时候，三叔在灶上给她熬小米粥，粥还没熟。

办丧事，四个儿子摊钱。

大伯说手头紧，先垫两千。

二伯说工钱没结，垫了一千五。

我爸拿了三千。

剩下的大头全是三叔掏的，连棺材带酒席，一万三。

三叔把那个定期存折取出来了。

四万二变四万八，取完剩三万五。

奶奶走后，三叔把老屋拾掇了一遍，换了瓦，抹了墙，花了四千二。

院里种了两垄葱，一架豆角，墙根底下栽了棵柿子树。

他跟我爸说，四弟，这房子我住到老，哪也不去。

我爸说，三哥，你才四十九，往后日子长着呢。

三叔笑了笑，没接话。

五十岁一过，三叔在村里的位置就变了。

红白喜事，头一桌坐的是长辈和有头脸的，第二桌是随了重礼的亲戚，第三桌往后才是本家帮忙的。

三叔以前在第三桌，后来挪到院子里的小桌上，再后来，没人喊他了。

他自己也不往前凑。

谁家娶媳妇，他随五十块钱份子，搁下就走，连口水都不喝。

谁家老人没了，他去帮着抬棺挖坑，干完活蹲在墙根吃碗大锅菜，吃完把碗一刷，悄没声走了。

2018年冬天，村里刘二柱死了。

刘二柱比三叔大两岁，也是个光棍，腿有残疾，走路一颠一颠的，在镇上修了二十多年鞋。

他娘活着的时候，每天给他做饭洗衣裳。

他娘2017年走的，走之前拉着刘二柱的手哭，说儿啊，娘走了你可咋办。

刘二柱说，娘你放心，我会做饭。

他做了半年饭，净煮挂面，盐都放不准。

后来不做了，买着吃，一天三顿馒头咸菜。

再后来酒喝上了，一天半斤散白干。

2018年腊月，有人在村东头机井房里发现了他。

机井房没门，他就蜷在墙角，身上盖着两条编织袋，脚上穿一双露脚趾的棉鞋。

法医说冻死的，胃里除了酒啥也没有。

刘二柱的丧事是他侄子办的，花了两千八，从刘二柱存折里取的。

存折上还有一万二，是他修鞋攒的。

侄子办完丧事，把剩下的钱揣兜里了，逢人就说，我叔这辈子不容易。

三叔去送了刘二柱。

回来在院里柿子树底下坐了一下午，烟抽了半包。

我爸问他，三哥你想啥呢。

三叔说，想二柱那双手，修了一辈子鞋，临了连双囫囵棉鞋都没穿上。

2019年夏天，三叔得了阑尾炎。

半夜疼醒的，他自己骑三轮去镇上卫生院，五里地，骑到半道上疼得在车斗里打滚，三轮车顺着坡溜进路边沟里。

孙大夫给他做的手术，说再晚来俩钟头就穿孔了，穿孔就得转县医院，转县医院就得花大钱。

手术费四千二，新农合报了一千八，他自己掏两千四。

住院五天，没人陪。

他自己举着吊瓶上厕所，自己拿暖壶去开水房打水。

同病房的老头问他，你家里人呢。

他说，都在外头忙。

第五天我爸从外地赶回来，去医院接他。

三叔把剩下的半包烟塞给我爸，说，四弟，这烟好，你抽。

我爸说，三哥你留着抽。

三叔说，我戒了，大夫不让抽。

出院后他戒了三个月，又抽上了。

2021年，马老四没了。

马老四比三叔小五岁，年轻时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后生，说媒的踏破门槛。

他挑，挑来挑去挑到三十八，好姑娘都嫁完了。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个带俩孩子的寡妇，他嫌人家孩子多，没愿意。

再后来没人给他说了。

四十岁那年查出糖尿病，吃药控制着，也不忌嘴，该吃吃该喝喝。

五十三岁那年脚上烂了个口子，一直不收口，拖了半年，去医院一查，得锯。

锯了右腿，拄拐。

拄了半年拐，又锯了左腿。

镇上养老院收了他，一个月一千二。

他侄子拿着他的五保户补助，一个月六百八，剩下的侄子贴。

贴了不到一年，侄子跟养老院说，我叔这情况，你们看着办吧，我实在管不了了。

2021年冬天，马老四死在养老院，五十八。

三叔去养老院看过他一回，回来跟我爸说，老四那屋里有股味儿，尿骚混着药味，窗台上搁着半碗粥，凉透了。

我爸说，三哥，你以后咋整。

三叔说，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房有地，饿不死。

2021年村里煤改气，开口费三千八，不交不让烧煤。

三叔没交。

村干部来做了两回工作，第一回他给人倒了杯水，说再想想。

第二回他躲出去了，天黑才回来。

他自己盘了个柴火灶，烧玉米秸和树枝。

冬天屋里温度上不去，他就把炕烧得滚烫，人缩在军大衣里。

那件军大衣是我爸当兵退伍带回来的，穿了二十多年，袖口烂了拿胶带粘。

我爸给他买了件新棉袄，一百六，在集上买的。

三叔试了试，说合身，脱下来叠好搁炕柜里，说等过年穿。

过年他还是穿那件军大衣。

2023年入冬，三叔咳嗽了半个月，自己去镇上拿了点甘草片，一瓶三块五，吃了不管事。

孙大夫让他去县医院拍个片，他说不碍事，老毛病。

腊月初八那天，隔壁老赵家炖肉，香味飘过来。

三叔在院里喊了一嗓子，老赵，你家炖的啥，这么香。

老赵说，排骨，过来吃点。

三叔说，不了，我熬了粥。

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老赵去收电费，门敲不开。

葬礼是我爸张罗的，花了一万一千三。

棺材三千八，酒席八桌，一桌三百二，烟酒另算。

收的份子钱一共四千六，大伯随了五百，二伯随了五百，剩下的都是村里人三十五十凑的。

建民说，三叔那宅基地和地，得有个说法。

我爸说，你三叔没儿没女，按老规矩，谁摔盆谁继承。

建民说，那我摔。

我爸没吭声。

摔盆那天建民哭得挺响，眼泪没见着。

宅基地三间老屋，建民推了，盖了个车库，停他那辆二手朗逸。

柿子树也刨了，说挡光。

我腊月十六回去给三叔烧头七，站在车库门口，地上还散着几块老屋的青砖，砖上长着青苔。

建民从车库出来，递给我一根烟，说，建平，你说三叔这辈子，图个啥。

我接过烟，没点。

我想起二十年前，三叔蹲在门槛上抽红塔山，问我，建平，你说这人一辈子，图个啥。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说，图个热闹呗。

他说，热闹是别人的。

村东头机井房还在，刘二柱死的那间，门框上还挂着半截草帘子。

村西头养老院也还在，马老四住过的那间，窗台上换了盆塑料花。

三叔的老屋没了，可村里人都记得那三间土坯房，记得门槛上坐着个抽烟的老光棍，见人老远就打招呼，家里做了好吃的还端一碗给隔壁。

他是慢慢没的。

先是说亲的没了，再是红白喜事不喊他了，再是过年没人来拜年了，再是病了没人知道了。

一年少一点，一年少一点，跟那件军大衣似的，先磨袖口，再露棉花，最后整件都糟了，风一吹就透。

村里人不是没看见，都看见了，谁也没伸手。

我有回问我爸，你们兄弟四个，咋就没人管管三叔。

我爸闷了半天，说，咋管，你大伯俩儿子，你二伯一个儿子，我养你一个，谁家不是紧着自己锅里那点米。

你三叔要是当年娶上媳妇，现在也有人给他端碗热水。

这话说得实在，实在得噎人。

三叔出殡那天，天阴着，没下雪，干冷干冷的。

棺材抬出村口的时候，碰见隔壁村的老光棍孙拐子，六十了，拄着根棍子站在路边看。

他问，德贵走了？

我爸说，走了。

孙拐子说，他比我小五岁呢。

说完拄着棍子一颠一颠走了，回他那间没院墙的土房。

我站在村口看了他半天，心里咯噔一下。

三叔的今天，就是孙拐子的明天。

孙拐子的明天，村里还有七八个。

他们不是突然没的，他们是一天一天、一顿一顿、一年一年，从这个村子里慢慢淡出去的。

没人赶他们，也没人留他们。

老屋的砖被建民拿去垫了车库地基，三叔的存折最后剩了八千六，建民取的，说是丧葬费剩下的。

其实丧葬费没剩。

那八千六是三叔自己攒的，压在米缸底下，跟当年那个存折一个位置。

存折里夹着张纸条，三叔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建平结婚，随两千。

我婚期定在明年开春。

我没要那两千。

我把纸条收起来了，搁在我货车驾驶室的遮阳板上。

跑夜路犯困的时候，我就把纸条拿下来看一眼。

一个村子最安静的人，死的时候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