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状元宰相李春芳：身处权力漩涡20年，从不结党，却善终而归

在大明朝堂杀机四伏的二十年里，严嵩身死家抄，徐阶被逼回乡，高拱仓皇逐出京门，不可一世的张居正身后惨遭清算。内阁首辅的位子，向来是进门容易出门难。

可偏偏有一个人，一介寒门考中状元，伴奉喜怒无常的嘉靖帝二十年，不结一党，不害一人。他在群狼环伺中坐上首辅大位，却在权势顶峰连上六疏潇洒抽身。回到老家，九十岁老父母健在，一家尽享天伦，终以七十五岁高寿得太师谥号善终。

他没有泼天野心，却在刀光剑影的明代中枢活成了唯一的异数。他是怎么做到的？

01

正德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南直隶扬州府兴化县的一处寻常宅院里，李家添了一个男丁。

李氏祖籍在镇江府句容县。永乐年间，朝廷调剂江北荒地，李家祖上离开苏南田宅，迁到里下河低洼处的兴化落户。这里四面环水，荡头交错，既无险关，亦无大贾，居于其间的百姓全靠薄田与捕鱼维生。若说出奇，唯有读书应试的风气极盛。地方清苦，子弟要出头，除了手头一部九经，别无他途。

婴儿落地，祖父李永思与父亲李文纯为其取名春芳，字子实。

李家不是官宦世族。李文纯是个规矩本分的读书人，常年操持家塾，束脩菲薄，平日里布衣蔬食。李春芳自幼在父亲膝下开蒙，读的是《论语》《孟子》，稍长则攻研《易经》。他天性沉静，凡读过的经史篇章，常能默记不忘。塾中同窗争论文章高下，常至面红耳赤，李春芳只坐在一旁静听，旁人问他，他方才徐徐说出一两句见解，词气温和，却往往切中要害。

嘉靖十年（1531年），南直隶应天府举行乡试。二十二岁的李春芳初次赴南京应试，便名列榜上，一举中式举人。

在明代，举人已入仕籍，若不求再进，亦可具呈吏部听选知县或教职。里中亲友登门称贺，李家门前一时宾客络绎。然而报捷的官差离去之后，李春芳便掩上房门，依旧翻看案头朱熹的《周易本义》。

父亲李文纯进屋看他，问：“名已登科，为何不见喜色？”

李春芳放下书卷，躬身回道：“回父亲，场屋取士，凭的是经生一日之长，偶合考官心意罢了。儿自度根柢浅薄，义理未通，若以此微末末技奔走仕途，遇事必无所据。与其急于求官，不如再沉潜几年，求名师正身。”

李文纯见儿子并无少年得志的浮躁，深以为然，点头允准。

此后数年，李春芳未急于赴京会试，而是踏上了寻师求道之路。他先至江西，拜入王阳明门下高足欧阳德门下。欧阳德主张“良知即天理”，但极力纠正末流空疏纵放的弊病，教他在事上磨炼，收摄保聚。

离开江西后，他又赴白沙茅林，受业于甘泉学派宗师湛若水。湛若水强调“随处体认天理”，要求学者在具体处事接物中守住规矩度数，不许半点苟且。

最后，李春芳返回江北，往泰州拜谒了王艮。王艮讲学直指下层百姓的日用起居，教人立身处世最重一条骨节——士大夫立于朝堂，不得自轻其身，更不得随波逐流作权门附庸。

欧阳德教他以内敛存心，湛若水教他以绳墨持身，王艮教他以布衣之志守住做人的骨节。

明代中叶，士大夫结社奔竞之风渐盛，科举中第者往往未入仕途，先寻同乡长官为奥援。然而走过这一遭求学之路的李春芳，骨子里却筑起了一道屏障。他学会了收敛锋芒，也明白了外表的温和退让，不是为了趋炎附势，而是为了在波谲云诡的大局里，守住脚下这方寸之地。

求学归来的李春芳收拾行囊，回到了兴化家中。他还要在这片平静的水乡里，等待属于他的那个时刻。

02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月，春寒料峭，京师顺天府的贡院内外人头攒动。

这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这一科，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文风鼎盛之地的饱学之士尽皆齐聚。四月的金殿之上，更将迎来三年一科的殿试大典。李春芳这一年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参加殿试，在寻常士子眼里已不算年轻。同场之中，有刚过弱冠便名噪四方的少年英才，比如来自湖广江陵的二十三岁举子张居正。年轻士子们在客栈中引经据典，高谈天下治乱，李春芳则独坐一隅，神色沉静，研墨拭笔，如老匠人抚弄惯用的家什。

会试放榜，李春芳榜上有名，顺利取得殿试资格。

三月十五日拂晓，紫禁城奉天殿外雾霭未散，三百余名贡士按籍贯、名次列队肃立。晨钟敲响，宫门次第洞开。考生们俯伏在冷硬的金砖地面上，承接来自御座之上的策问。

此时端坐龙椅之上的明世宗朱厚熜，正值盛年。他执掌大权已逾二十载，历经“大礼议”清洗重臣，性情深沉猜忌，极难揣摩。殿试的策问题目高深莫测，既关涉治国理政的经世之道，又隐含帝王对人心、天理的微妙试探。许多考生为了迎合上意，极尽藻饰辞藻之能事，或言辞激切，意图以此博取主考官与皇帝的青睐。

李春芳铺展考卷，凝神静气。

他受过欧阳德的内敛、湛若水的规矩、王艮的笃实，落笔不务虚名，亦无险怪诡谲之语。他循着《易经》的刚柔相济之道，由理入事，字句敦实整饬，既尊崇皇权法度，又处处落在体恤民情、谨饬政纪的实处。卷面楷法精谨，自始至终无一笔懈怠，平正之中自有一股端凝之气。

读卷官阅卷完毕，将前十卷进呈御览。

朱厚熜在西苑暖阁亲阅试卷。翻阅至李春芳之卷时，见其文辞庄稳，义理纯正，毫无躁竞争胜之态，大为称许，提笔圈定为一甲第一名。

传胪大典上，鸿胪寺官高声唱名：“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一甲第一名——李春芳！”

鼓乐声中，李春芳身着大红罗袍，头戴梁冠，出列谢恩。在这座庞大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介兴化寒儒，走到了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顶点。而那位日后将主导大明政局的张居正，在这一科名列二甲第九名，正站在后方的人群中，静静注视着这位新科状元。

依大明定制，状元跨马游街，授翰林院修撰，正式步入储相之途。贺客盈门，达官贵人纷纷递来拜帖，欲与这位新贵结下同乡、座师之谊。

喧闹至深夜，宾客散尽，李春芳回到下榻的简陋客栈。

案头红烛摇曳，照着窗外寂静的京城夜色。李春芳没有沉浸在及第的狂喜之中，反而铺开素笺，研墨提笔，就着微弱的烛火，给远在兴化的祖父李永思、父亲李文纯写下一封长信。

这封日后被收录进《贻安堂集》的家书，字句间满是戒慎恐惧：

“吾兴化数十年来，始发孙一人，天所以与之者如此之难……孙以为今日急务，莫先于不苟取、不嘱托。二者，修身全名之大节也。至于族人及我子弟，下至仆从，决不可仗势欺人。我先祖以来，每受人欺，致有今日；若转而欺人，必将仍为人欺也。此理昭昭，不可不凛。”

信中没有片言只语夸耀自己的荣耀，通篇皆是对家人的严厉训诫。他深知大明官场如怒海翻波，今日登顶，明日便可能是无底深渊；寒门乍贵，若纵容亲族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倾覆只在旦夕之间。

封好家书，盖上私印，李春芳推开轩窗。

夜色深沉，北望大内，西苑深处的灯火隐约可见。彼时，内阁首辅夏言与次辅严嵩正在西苑直庐中明争暗斗，朝堂之上的肃杀之气已然弥漫。三十八岁的翰林修撰李春芳，就此正式踏入了这座深不可测的权力漩涡。

03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俺答汗率数万鞑靼骑兵长驱直入，兵临京师城下，烽烟直冲九霄，史称“庚戌之变”。

京城四门紧闭，大内戒严。面对城外的滚滚烟尘，内阁首辅严嵩主张“见贼勿战，待其自去”，保住自身权位；而深居西苑万寿宫的明世宗朱厚熜，则在袅袅青烟与道家经忏声中，愈发猜忌多疑。经此一役，世宗彻底弃绝了大内乾清宫，长驻西苑玄坛，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炼丹修醮、祈求长生。

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朝局下，朝政的运转彻底偏离了常轨。凡军国重务、内阁票拟，皆在西苑暖阁中通过密札传递；而维系皇帝信任、探得圣意风向的枢纽，竟落在一张张写给上天的道教表文——“青词”之上。

由于文辞端丽、对仗谨严，翰林修撰李春芳奉旨入值西苑无逸殿，充任侍供官，专职撰写青词。

西苑直庐是天底下离权力最近的地方，亦是动辄得咎的险地。值庐内的官吏日夜候命，世宗常在深夜或破晓时分降下御札，索要青词。有时限半个时辰交卷，若辞意稍有不协，或字句犯了忌讳，轻则廷杖下狱，重则身首异处。

首辅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二十年，很大程度上便依赖其精擅青词；而次辅徐阶亦步步为营，靠着一身过硬的词章功底，在西苑侍值中与严嵩分庭抗礼。时人讥讽西苑诸臣为“青词宰相”，但在李春芳看来，这并非争宠弄权的阶梯，而是一份必须以万分小心应对的当差职守。

李春芳精通《易经》，对道家经典与修玄之语了然于胸。他所拟青词，藻思渊雅，意境超逸，既契合世宗崇道长生的心境，又不失儒家经义的大体。世宗阅罢往往抚掌赞叹，常将李春芳呈上的表文留作范本。

西苑之内，门生走狗成群。严嵩父子势焰熏天，文武百官若想求得西苑一纸升迁特旨，无不先走严府门路；徐阶亦在暗中广结言官与翰林同僚，积蓄反制严党的力量。

然而李春芳身处二人中间的值庐，门庭却静如深水。

他每日晨入夕归，进殿则研墨运笔，出殿则闭门读书。严世蕃曾数度设宴招引西苑侍值官员，李春芳皆以疾辞；徐阶门下的诗文聚会，他也极少露面。同僚私下讥他过于拘谨，李春芳只淡然回应：“天子以文墨之事使我，分内之事不敢懈怠，外廷交游非我所宜。”

他不巴结权门，但亦不故意标榜清高。撰写青词之余，世宗偶尔垂询外廷物议、地方农桑，李春芳据实以告，言语平和中正，既不替严嵩遮掩恶行，亦不在皇帝面前进谗加害一人。

这种不偏不倚、绝无党羽的行事做派，反而在生性多疑的世宗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朱厚熜深知外廷大臣拉帮结派、欺瞒君父，而西苑内这个只知埋头写字、从不私通百官的李春芳，反倒成了少有的“干净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李春芳由翰林修撰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迁太常寺少卿。

此后数年间，他的升迁步伐逐渐加快：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按照明代惯例，大臣升迁多由吏部会推或阁臣题奏保举。然而翻开这一时期的吏部勘转档案，李春芳的每一次转迁，皆是世宗特旨降出，直下内阁宣谕。

没有任何山头做他的后盾，也没有任何朋党为他张目。在这场绵延二十载、吞噬了无数名臣性命的政治漩涡之中，李春芳凭借着纯熟的文才与毫无私心的谨饬，在帝王与权臣的眼皮底下，一步一步走到了朝堂的最高层。

04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掌控朝政二十年的严嵩父子轰然倒台。

御史邹应龙的一封弹劾奏疏，撕开了严党倾覆的序幕。世宗朱厚熜一道密旨，严世蕃被捕入狱，八十二岁的严嵩被勒令致仕，随后削籍抄家。隐忍十余年的徐阶终于接任内阁首辅，主导了对严党余脉的全面清算。

朝堂局势瞬间颠倒。昔日门庭若市的严府化为瓦砾，往日依附严家的官员人人自危；而徐阶门前车水马龙，新一轮攀附投靠的浪潮在六部九卿之间蔓延。

此时的李春芳已升任礼部尚书。面对这场雷霆风暴，许多大臣为了洗脱干系，争相上章痛骂严嵩，甚至罗织同僚罪名以纳投名状。李春芳却在部中整饬典章仪制，对清洗之事不置一词。

他不落井下石，亦不趋附徐门。徐阶几度在内阁召见部院大臣商议政事，李春芳言及公事则恪守朝规，言及私情则退避三舍。徐阶深知李春芳的品性，虽未能将其收为门生心腹，亦不得不敬重其无私无垢的持身之道。

在看似静如止水的官场日常中，一封自南直隶寄来的书信打破了沉寂。

写信之人，是李春芳早年在江淮讲学时结识的布衣文人吴承恩。吴承恩文名满淮安，但科举坎坷，屡试不第，年过花甲仍是一介困顿岁贡生，衣食无着，穷困潦倒。

李春芳见信慨然，当即写下回信，“敦喻”吴承恩北上京师谒选。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已掌礼部的李春芳亲自关照与循例周全下，花甲之年的吴承恩终于获得实职，被任命为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丞。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长兴便传来急报：吴承恩下狱。

原来，吴承恩性情孤介，不谐流俗，到任后见长兴县令贪婪暴虐、侵渔小民，数度拒不协同作伪。县令深感此人碍手碍脚，遂与胥吏联手构陷，诬称吴承恩在支应粮料中“贪赃舞弊”，将其拘押入监，并呈文上司欲定重罪。

长兴距京师数千里，地方官勾结作案，寻常举子身陷囹圄唯有引颈受戮。消息传到京城，李春芳未动用私权向湖州施压，亦未指使言官攻讦地方，而是直接行文南直隶巡按御史与浙江按察使司，要求提调长兴案卷，依法重勘账目细节。

部印行文，堂堂正正。按察司见礼部尚书亲过问案卷原委，不敢私庇，立刻派员提审覆按。真相随之大白，所谓“贪赃”纯属胥吏伪造文书。吴承恩冤情昭雪，被平反释放。李春芳顾念其年事已高、不耐繁剧簿书，复奏请朝廷将其改调为相对清闲的荆王府“纪善”。正是在这处安稳闲适的藩王府任上，吴承恩得以静心编撰百回本《西游记》。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世宗降下特旨：礼部尚书李春芳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入阁，与工部尚书严讷一同参预机密大政。

从丁未科状元到正一品大学士，李春芳用了整整十八年。此时大内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如群鹰盘旋，四处打探新入阁大学士的短长与门生故旧，试图借弹劾成名。然而巡查案牍数月，言官们发现李春芳在礼部数年，不仅账目涓滴归公，且族人无一在京经商，门下亦无一私募幕僚。

入阁拜相，李春芳依旧独坐西苑无逸殿，闭门如常。

然而，大明的平静不过是深渊表面的浮冰。一年后，深宫之中传出的急促更漏声，将这片浮冰彻底震碎。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夜，西苑万寿宫药炉冷寂，七十岁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一阵剧烈的喘息后，闭上了眼睛。

大行皇帝驾崩，大内乾清宫挂起白幡，新君穆宗朱载坖即位，年号隆庆。

首辅徐阶当夜草拟遗诏，以疾风骤雨之势废除世宗生前一切玄修斋醮，驱逐方士，平反因直谏获罪的文武百官。然而，新朝并非海晏河清，一场更为凶险的清洗已在暗处拉开大幕。

穆宗自潜邸登基，带来了他最为倚重的藩邸近臣——高拱。高拱自恃帝师，性情刚厉，一入阁便将矛头对准首辅徐阶，誓要将徐阶一派在朝中连根拔起；另一侧，同科入阁的张居正深藏不露，冷眼看着高、徐二人厮杀。

徐阶年迈心力交瘁，已有乞休之意。依大明内阁排序，一旦徐阶离任，次辅李春芳便是顺位执掌天下枢机的首辅。

然而，就在这个政权交接的森冷寒夜，东厂的密番与司礼监首领太监的亲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西苑无逸殿外。

两份封着火漆的密函，被直接送到了李春芳的值房案头。

李春芳挑亮灯芯，拆开火漆。信纸展开，里面的内容足以令任何一位朝廷重臣冷汗浸背——这是一份从内库与锦衣卫翻出的嘉靖朝未结秘档。信中详列了嘉靖朝数十年间西苑斋醮所需各色沉香、龙涎香、黄缣以及内库巨额金帛的开支总目，其中数笔高达数十万两的内帑拨兑，经手用印者赫然正是历任礼部与掌院主事的李春芳。

更致命的是信末附带的消息：高拱的心腹言官已在暗中将内库底册抄录成卷，拟定了一封措辞极其凶险的奏疏，定于次日早朝当廷拜发。

罪名只有八个字：“谄事玄修，侵耗内帑”。

新君朱载坖最恨先帝修玄耗竭国库，遗诏墨迹未干，一旦这封奏疏在奉天殿前念出，无需廷杖审讯，李春芳便将被定为先朝蠹贼，轻则抄没家产流放边陲，重则弃市弃命。

李春芳在朝二十年，不结党，不拜门，没有一个言官能为他在朝堂上大声辩白，更没有潜邸从龙之功让新帝法外施恩。

四围风雪呼啸，直庐内唯有烛火摇曳的毕剥之声。

李春芳静坐案前，面色如止水。他缓缓提笔，就着这盏孤灯，在一张公文回执上写下了数行小字。随后，他将信函封好，交还来人，只说了一句：

“明日早朝，以此交与诸公一览便知。”

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面对高拱志在必得的杀招与新朝对旧臣的汹汹猜忌，没有任何党羽羽翼的李春芳，又将如何在这场近乎死局的夜幕中脱身？

05

隆庆元年正月初五，紫禁城奉天门外寒雾如凝。

百官肃立，朝靴踩在薄霜上发出脆响。高拱神色冷峻，几位亲信御史拢着袖口，奏疏已揣在胸前，只待宣召百官入班，便要在金殿上将那封“侵耗内帑”的弹劾掀起惊涛骇浪。

然而，乾清宫前司礼监与内阁值房的公案上，早已端端正正摆放着三册账簿。

那便是李春芳前夜交出的“底牌”。

没有任何密谋的口信，也没有向司礼监太监的暗中求饶，李春芳只是让书吏连夜从礼部与翰林院卷库中，抬出了世宗朝二十年间由他经手的全部承进底册。从嘉靖二十九年入直西苑起，世宗御批所赐的每一领黄缣、每一两沉香、每一两内帑金银，乃至李春芳所撰青词获赐的全部恩赏，年月日时、度支去向、经手宦官姓名、库房库子押字，历历在目，分毫不爽。

更为惊人的是最后一册。世宗生前前后赐予李春芳的白银二万余两、蟒段绸绢数百匹，账册末尾附着礼部官库的封存勘验文书——二十年来，除朝廷定例俸禄外，世宗所赐的一切重金私赏，李春芳竟原封不动尽数存封在礼部公库，无一厘入其私囊。

李春芳在回执上只写了一行极平实的楷字： “内帑出入，具系先帝手敕；部库封存，皆留原印封条。是非出入，请诸公同覆。”

早朝前一刻，账册传至高拱与内廷太监手中。高拱翻检数页，脸色微变，久久未发一言。

在派系倾轧、借势罗织的官场里，人人皆以为对手身上藏着暗疾污垢，一旦掀开必是溃烂一片；然而李春芳却将二十年的官职生涯做成了一本毫无破绽的明账。没有结党，便无人分肥；不染铜臭，便无从构陷。原本志在必得的一场弹劾风暴，在这一堆冰冷详实的朱墨印鉴面前，顷刻间烟消云散。

危机消解于无形，但新朝的暗礁依旧遍布。

不久，内廷便传出穆宗朱载坖的一道口谕：要在紫禁城内大兴工役，营建“翔凤楼”。

穆宗居裕王邸多年，饱受先帝猜忌冷遇，常年提心吊胆。如今登基为帝，内廷近侍百般逢迎，劝皇帝建造高楼以供登高赏景、宣示新皇威仪。工部受命，已开始丈量宫城基址，采办楠木石料。

彼时老首辅徐阶与高拱正暗中角力，内阁诸臣顾虑新帝初登大宝的颜面，皆迟疑未决，谁也不愿当头浇这盆冷水。

唯独次辅李春芳一人，出列直言进谏。

他步入文华殿，神态恭肃，躬身向穆宗奏道：“先帝山陵初毕，新政方开。天下百姓望治如渴，府库尚虚，陛下正宜崇节俭以安四海。翔凤楼之役若兴，工匠役使，经费繁浩，臣实不知何以对天下苍生。”

语气平和，字句却极重。

穆宗闻言默然良久。这位年轻天子性情虽宽和软弱，却也敬畏公论。他看着李春芳斑白的须发与不移的目光，终于叹了一口气，挥手传旨：“罢翔凤楼工役。”

经此一事，满朝文武对这位向来温和退让的次辅刮目相看。士大夫们始知，李春芳的不争，并非懦弱随波，而是在大是大非的关口，守着一条不折不弯的底线。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内阁斗争已至白热。徐阶在高拱及其门生的轮番攻讦下心力交瘁，屡次上疏请求退休，穆宗终予允准。

徐阶离京那日，车马萧条。按内阁排序，李春芳正式进位中极殿大学士，出任内阁首辅。

从寒门书生到一品状元，再到执掌帝国枢机的宰辅，李春芳站在了群臣的最高位。然而朝野上下并未看到一个大权独揽的铁血首辅。他在首辅任上，听闻群臣争执从不疾言厉色，票拟奏折平正允洽，朝野内外乃至台谏言官私下称其为“甘草国老”。

甘草者，性平温和，能调百药，虽无猛烈之功，却能解百草之毒。

然而，大明的朝堂从来不容许长久的平和。随着高拱在暗处的再度发力，一场针对首辅更具摧折力的暗潮，正悄无声息地向内阁中枢扑来。

06

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大同前线八百里加急军报直抵京师。

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亲孙把汉那吉，因婚姻矛盾与祖父决裂，率其妻奴、亲随十余人脱离部族，连夜投奔大同明军汛地。

这封军报一入通政司，犹如将沸水泼入滚油。嘉靖朝数十年来，俺答数度寇边杀掠，庚戌之变更是焚掠京郊，朝野上下对其恨之入骨。消息传开，兵部、六科十三道的言官群情激愤。主战派大臣纷纷上章，要求斩杀把汉那吉，将其头颅悬于九门示众，借此向俺答示威；更有御史声嘶力竭，指斥边臣若有宽宥降虏之意，即是通敌误国。

然而驻守北疆的大同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却在密疏中陈言完全相反的策略：把汉那吉是俺答最宠爱的幼孙，若以礼相待，不仅可以此为质安抚俺答，更有机会借此契机促成边境封贡互市，彻底解决困扰大明数十年的北患。

在内阁，高拱复相不久，素有经略边务之志，张居正则赞同王崇古的大胆之策。然而言官台谏的滔天唾沫，已经直逼内阁门槛。数十名御史伏阙上疏，言辞狠辣，把“屈膝事胡”“亏辱国体”的罪名接连砸向王崇古与方逢时，扬言要将边臣革职拿问。

值此风口浪尖，内阁票拟之权成了决定前线主帅生死的唯一闸门。

作为首辅的李春芳，被推到了狂澜的最前端。

若随大流顺应言官，附和斩杀把汉那吉，李春芳能博得“坚决御虏”的清流美名，且绝无任何政治风险；若赞同封贡，一旦和议不成、俺答破关，首辅便是承担丧权误国责任的第一人。

但李春芳心里清楚，嘉靖朝二十年九边兵饷糜烂、生灵涂炭的根源究竟为何。用一道头颅博取虚名，换来的只能是蒙古铁骑更惨烈的报复。

李春芳在文渊阁内召集高拱、张居正与兵部尚书霍冀。面对情绪激烈的廷议，李春芳神色极定，徐徐言道：“朝廷用兵，志在戢暴安民，非为一时忿狷之快。今降人自投，彼以虚实仰我，杀一人易，释边患难。崇古之策，老成谋国，不宜以虚声阻其实功。”

在李春芳的主持下，内阁出具了至关重要的一纸票拟：命王崇古留把汉那吉于大同，赐予绯袍金带，犒赏丰厚，严阵以待；同时敕令言官不得轻言诛戮，违者严惩。

这份票拟稳住了前方的阵脚，却把言官的怒火直接引向了李春芳。数日之内，十余道奏折飞入大内，弹劾首辅“姑息养奸、损损国威”。面对汹汹物议，李春芳全数留中不发，既不与御史对骂，亦不自辩其冤，只是独自承受着满朝的攻讦，为大同前线的博弈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局势的发展正如王崇古所料。

俺答闻孙降明，痛心入骨，倾巢出动至边界，本欲全力攻城。待发现大明不仅未伤把汉那吉分毫，反而优礼加席，俺答感泣长叹：“大明皇帝真天覆地载之人！”俺答随即下令撤军，并主动交出盘踞北境多年的汉人叛逆赵全等人，上表乞求归附。

隆庆五年（1571年）春，明穆宗正式下诏：册封俺答为“顺义王”，封其部下官职，并在宣府、大同等地开设马市，允许蒙汉互市交易。

自成化、正德以来撕扯了大明上百年的北方边患，竟在此刻化为互市集镇上的喧闹人声。边民免去刀兵之灾，朝廷岁省军费数百万两。

然而在这场名垂史册的“隆庆和议”功劳簿上，高拱居功至伟，王崇古拜官加禄，张居正声名大振，唯独在狂风暴雨中以首辅之印压住台谏阻力、为和议托底的李春芳，依旧静坐如常。

他没有为自己请过一次赏，更不曾借和议大捷在廷臣面前逞能。风波平定之后，内阁值房内的气息，却并没有因此变得和缓。

因为赶走外敌的朝廷，很快便要将全部的力气，转回到内部同僚的骨肉相残之中。

07

隆庆四年冬，高拱以大学士兼掌吏部，权势如日中天。

在大明朝堂上，阁臣兼领天官（吏部尚书），自杨廷和之后罕有其例。高拱兼掌人事大权，性情本就刚厉任性，自此更是目空一切。内阁朝会，高拱声色俱厉，同僚稍有相左，往往当面呵斥。入阁不久的大学士赵贞吉性情刚直，数次与高拱争执，旋即被高拱部属连番弹劾，被迫削籍离京。

次辅张居正深沉不语，冷眼旁观；而身为内阁首辅的李春芳，则成了高拱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一块绊脚石。

在强势的高拱眼中，李春芳这位首辅平稳持重、事事依规矩而行，反倒是“庸碌无为、占位碍事”。高拱私下以“孩子”戏称李春芳，言语轻蔑至极。

隆庆五年（1571年）初，风波骤起。

高拱的心腹门生、监察御史齐康突然越职上疏，弹劾致仕在家的老首辅徐阶“广置田产、鱼肉乡里”，旋即笔锋急转，直指现任首辅李春芳，斥责其“依阿取容，尸位素餐，不能佐理天子”。

此疏一出，朝野大哗。

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虽然平日多有清议，但深知徐阶、李春芳两任首辅的持身底细。高拱指使门生借刀杀人的行径，激起了台谏言官的强烈反弹。短短数日内，御史程文、给事中韩揖等人接连上奏，指斥齐康“希指陷人，营私树党”。穆宗朱载坖虽倚重高拱，但见公论激愤，不得不降旨将齐康贬黜出京。

齐康获罪，依官场惯例，正是李春芳借势反扑、整肃高拱党羽的天赐良机。

徐阶留下的旧部与同情李春芳的科道官吏纷至直庐，劝首辅借群臣之怒立威，严惩附从之人。

李春芳坐在公案之后，看着群情激愤的言官，只是微微摇头。

他不仅没有借机起草密揭惩处政敌，反而在齐康下迁的次日清晨，脱去朝冠，奉上一道自请骸骨的辞官奏疏。他在疏中写道：言官既然指责臣不能胜任，臣已年逾花甲，精力不逮，理当退位让贤，以安公论。

穆宗闻讯大惊，立刻降温诏挽留，命其安心任事。

然而李春芳的心意已决。

他深知朝局的走向：穆宗皇帝优柔寡断，高拱手握吏部大权且有潜邸之恩，张居正暗伏于侧等待时机。整个内阁正在沦为新一轮党争的漩涡。徐阶虽退，高拱仍不放过；赵贞吉刚硬，落得狼狈斥逐。若自己仗着首辅名位与高拱相持，无非是引天下官员分立门派，在紫禁城内掀起又一场血雨腥风。

留，是无意义的厮磨；走，才是保全名节的智慧。

五天之后，李春芳上了第二封辞疏。

穆宗依旧不允，派锦衣卫中官赐下御膳与白银，温言劝抚。

李春芳接旨谢恩，随后拜下了第三封、第四封奏章。

朝堂上下无不惊愕。以往阁臣乞休，大多不过是以退为进的姿态，上两道疏做做样子，待皇帝挽留便借势复起。然而李春芳的奏疏一道急过一道，字句诚恳痛切，毫无作伪之意。

高拱初时自鸣得意，但见李春芳去意如此坚决，且言官议论皆指李春芳“全节知进退”，反衬出高拱的逼迫与跋扈，高拱亦渐渐感到局促不安。在文渊阁内，高拱见到神色平静的李春芳，甚至有些讪讪难言。

李春芳见状，只神色如常地对高拱说了平生仅有的一句怨言：

“春芳虽不肖，亦曾忝居首揆，公何相陵之甚？”

言毕，躬身一揖，拂袖出阁。

至隆庆五年五月，李春芳一连上了六道乞退奏疏。穆宗见其志不可夺，终于无可奈何地准其所请，降旨加封李春芳为少师兼太子太师，赐乘传回籍，官给月米岁夫。

诏书降下当日，李春芳没有摆任何宴席，亦不收同僚赠礼。他将首辅印信移交高拱，清理完手头所有公务文卷，仅携几口随身木箱与书籍，轻车简从，悄然出了崇文门。

五十多岁的李春芳走出京城时，回头望了一眼那座笼罩在五月烟尘中的紫禁城。

他身后的大明中枢，高拱即将正式成为首辅，不可一世；张居正则在更深的阴影里蓄力待发。而这位身处权力漩涡正中整整二十年的状元宰相，已经干干净净地抽身而退。

08

隆庆五年（1571年）夏，一叶扁舟顺着京杭大运河南下，转入波光浩渺的得胜湖，悄然泊在兴化县城外的水码头。

六十一岁的李春芳脱下了一品梁冠与紫袍，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细布长衫，踏上了故土的青石板。

当这位名动天下的前任首辅推开兴化老宅的斑驳院门时，庭院中出现的景象，足以令天下所有宦海沉浮的士大夫动容——堂前檐下，九十余岁的老父李文纯须发尽白，精神矍铄；年近九旬的老母亦耳聪目明，正依阶而坐。

自古名臣宰辅，历经数十年寒窗与险恶政争，待到位极人臣、告老还乡之时，膝前往往已是孤坟宿草。而李春芳以少师首辅之尊生还故里，父母双亲竟皆高寿健在。

李春芳见状，撩起衣袍长跪于地，叩首落泪。自此，在兴化这处低矮幽静的宅院里，出现了一桩名动江淮的人伦奇景：六十余岁的前朝宰相，每日清晨亲奉汤药盥洗，晚间侍奉左右，身着彩衣随侍二老身侧，把酒言欢，宛如稚童。邻里乡党每每隔墙望见，皆叹为神仙眷属。

还乡十四载，李春芳立下极严的规矩：闭门谢客，绝口不谈朝廷机密。

地方官吏听闻首辅居乡，数次备厚礼登门探望，李春芳皆以疾辞；凡涉及府县差役、钱粮诉讼，李家子弟若敢私递片纸入官署，立施家法杖责。他甚至不准子孙参加兴化本地的童试与乡试，告诫后生：“吾已位极人臣，受国厚恩。地方科名名额有限，贫家寒士进身艰难，李家子弟不可再与寒生争寸土之利。”

闲暇之余，他在宅旁辟出一间书斋，题额为“贻安堂”。他整理平生所撰诗文表奏，删去一切涉及中枢倾轧之语，存其醇正平和者，结为《贻安堂集》十卷。所谓“贻安”，意在贻留安稳于后人，这亦是他以一身涉险二十年换来的毕生所得。

当李春芳在水乡安享天伦之际，远在京师的紫禁城，正演变着他早已料定的惨烈结局。

李春芳离京仅一年，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朱载坖驾崩，年幼的神宗即位。

昔日不可一世的高拱，在乾清宫内阁值房中尚未来得及施展抱负，便遭次辅张居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联手做局。一道“斥逐还乡”的严苛诏书当头砸下，高拱被锦衣卫在众目睽睽之下押解出京，仓皇如丧家之犬，晚年在老家河南新郑郁郁而终，死后更险遭大狱追论。

随后，张居正大权独揽，整饬吏治，推行一条鞭法，以雷霆手段将万历新政推向顶峰。然而不过十年，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神宗皇帝雷霆变脸，下令抄没张家。张居正长子被迫自缢，诸子发配流放，昔日煊赫无双的帝师宰相，险些被开棺鞭尸。

两任与李春芳同列文渊阁的当世奇才，一个身败名裂于生前，一个家破人亡于身后。

消息传到兴化水乡，李春芳倚窗听雨，唯有一声长叹。他既无幸灾乐祸之色，亦无惊惧之容。权势如烈火，烹油之时炽烈夺目，待到薪尽火灭，留下的往往只剩焦黑的残灰。

万历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585年），李春芳在老宅书斋中神色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享年七十五岁。

讣告传至京师，神宗皇帝感念其辅弼先帝之德与清白持身之节，特旨下诏：追赠太师，赐谥号“文定”。

在大明的谥法之中，“经天纬地曰文，安民大虑曰定”。这两个字，不给弄权专断之人，不给激切惹祸之辈，偏偏给了这位平生温和如玉、处处退让的“甘草首辅”。

纵观大明二百余年，立于文渊阁漩涡正中二十载，历经严、徐、高、张四朝生死恶斗，不附一党，不害一人，知进退，守清白，生得天伦之乐，死得太师之荣。

李春芳放下的，是旁人至死不休的贪嗔痴妄；而他带走的，却是一个士大夫在严酷时代里，所能修得的最高境界。

（完）

参考资料

《明实录》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