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刘心武出新书《晚风拂柳笛声残》：学会与自己讲和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42年出生的作家刘心武，曾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学创作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篇小说《如意》、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红学论著《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

10月17日下午，“在时间中凝珠：一个写作者的长路——刘心武《晚风拂柳笛声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活动以笛曲开场，中央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学生郝凤祥演奏《姑苏行》以及《我们的田野》所关联的旋律，为分享会铺开温润底色。刘心武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围绕时间、记忆与文学展开一场对谈。

分享会现场

写人记事谈创作：当代文坛的一份珍贵备忘录

《晚风拂柳笛声残》是刘心武的最新散文集，书分三辑：第一辑写人，追忆与亲朋师友交往中的真情与余韵；第二辑记事，记述对时代的思考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第三辑谈创作，集结他对文学的见解与苦心，称得上是当代文坛的一份珍贵备忘录。

刘心武新作《晚风拂柳笛声残》

曾任《十月》杂志主编多年的陈东捷在开场介绍中特别谈及刘心武与《十月》的渊源。他说，刘心武除作家身份外，还是编辑家，曾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参与《十月》杂志创刊筹办，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的前辈，后来到《人民文学》任主编。刘心武回应道：“我的爱好、职业与谋生手段结合在一起，这种幸运很难得”。他还提到，此次《晚风拂柳笛声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该社前身即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他早年即在那里开始投稿，如今新书由十月出版，别有一种文脉接续的意味。

刘心武68年写作路：久、敏、勇、博

“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58年，那一年我16岁。”刘心武回忆道。从1958年16岁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刘心武写作已有68年。他把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三个字：久、敏、勇。

对于刘心武的写作特点，邱华栋补充了一个字：博。他认为刘心武在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及《红楼梦》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邱华栋列举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邮轮碎片》《飘窗》以及《红楼梦》续书28回，“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他特别推崇《钟鼓楼》：“它以一场婚礼、一天的时间，穿透了千年的北京文化……茅盾文学奖于这本书而言只是一个奖项，而它本身已是一部经典。”李洱则从文本结构角度分析《钟鼓楼》的“橘瓣式”写法：一个四合院、九户人家、四十多口人、一天时间，以子丑寅卯串起全篇，“吸取现实主义、意识流与建筑艺术，形成这样一种结构，非常特殊，很有中国特色”。

邱华栋

以散文“双面绣”绣出个人与时代

刘心武从散文写作方法论角度，阐释了自己独有的“双面绣”写法：一面绣出个人在时代中的存在感与独特见闻，一面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环境细节，将个人记忆与时代风貌交织。

他解释道，“回忆冯牧、茅盾以及诸多往事时，一面绣出的是我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如何在场，所见、所闻、所感与内心的波澜；另一面，则在行文中不断嵌入那个时代的细节，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风貌，写出当时具体情境下那些不可多得也不可失去的细节。”他强调，双面绣不是绣完一面再绣一面，而是同时进行，“在散文里面把自己个人化的东西和时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一针一线地勾勒出来。”

刘心武

邱华栋从读者与忘年交的角度，印证了刘心武散文的细节功力。“我跟刘老师每年都要见几次，刘老师是特别会讲古的人，但他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古，是刚刚过去的古，特别开眼界。讲到深处，我们两个人相对沉默，觉得人性怎么这么丰富，人的命运怎么这么曲折。”邱华栋统计，刘心武散文创作总量约600万字，“没有重复，体量相当大”，且这些散文极具风格、信息量极大，特别注重小细节。

李洱：刘心武的非虚构写作具有开创意义

李洱对刘心武的散文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书中对冯牧、茅盾、林斤澜、茹志鹃等人的回忆，保留了珍贵的文学史细节。李洱还指出，刘心武在20世纪80年代的非虚构写作具有开创意义：“我们现在觉得新世纪之后非虚构写作蔚然成风，但新时期的非虚构写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私人照相簿》这些作品开始的。当时还有张辛欣的《北京人》。”

分享会上，李洱讲了徐复观与熊十力关于读书的一段故事，说明“看人当看长处”的道理：徐复观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向熊十力请教，专讲书中缺点，熊十力说，任何一本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只看不好的地方，你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也不会有长进。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才可以长进。徐复观后来以“起死回生”四字形容这番话对他的震动。李洱由此引申，在虚构作品中，我们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直视淋漓的鲜血，但是写回忆长辈、同辈的文章，不管是写人还是记事，确实需要有仁爱之心。

刘心武：“我的写作并没有终止，明年还能写”

李洱特别提到书中回忆林斤澜先生的细节：刘心武去医院探望，林斤澜被搀到椅子上坐下，脸上还带着笑，坐一会儿又被扶回床上，刘心武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哭了，过了半个小时林先生就去世了。“这篇文章，是在林斤澜先生去世很多年以后写的。文学有关生死，文学有关情谊，文明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李洱注意到，刘心武写与不同代际作家的交往，“面对老作家、前辈作家，有如侍坐；面对同辈作家，则有执手相看的感觉；与王小波、邱华栋这样的晚辈作家相处，则是温柔敦厚，有垂爱之感”。

邱华栋对此深有体会。他自述初中时数学老师推荐他读刘心武的小说集《这里有黄金》，“我一下就萌发了写作的愿望”。1993年，他登门采访刘心武，从此结下忘年之交。也正是那一年，刘心武主动提出为他编一本《城市中的马群》，并亲自作序。“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得到如此重要的前辈作家主动扶持。”邱华栋说：“我这些年出版了不少书，唯独刘老师为我写过这一篇序，此外别无他序。”

刘心武在回应中道出了这种态度的深层根源：“我的文章里，充满了我与时代、与我所经历的坎坷、与我接触过的那些人的和解与讲和。人到老年，尤其是步入‘晚风’时节，要学会与现实讲和，与历史讲和，与他人讲和，更重要的是与自己讲和。”他解释书名取自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晚风拂柳笛声残”，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但他笑称，讲和并非停笔：“我的写作并没有终止，我明年还能写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