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公司拿文件,撞见女秘书为丈夫整理裤腰,我没闹,连夜将59%公司股份全部变卖,第二天丈夫跪在地上认错:求你把股份追回来
有些事,你亲眼看见了,反而比听别人说一百遍都安静。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回公司拿一份文件。文件落在办公室,第二天开标要用,必须拿回去盖章。我从地下车库直接坐电梯上到十七楼,整层楼就我们公司一家,走廊里灯光白惨惨的,空调嗡嗡响。
前台没人。
我往里走,经过他办公室门口。
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大概两指宽。
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真的,我都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了,掏钥匙的时候,听见里面传出来一声笑。
那种笑你怎么说呢。不是谈工作的笑。谈工作的笑是浮在嗓子眼上面的,礼貌性的,很快收住。那个笑是从嗓子眼下面出来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亲昵。
我站在原地,手指还插在包里摸钥匙。
听见她说:“你看你,裤腰都没弄好,早上出门肯定急急忙忙的。”
声音不大,但走廊太安静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退回去两步,从那道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她站在他面前,两只手在他腰间整理皮带和衬衫下摆。那个动作——怎么说呢,不是秘书帮领导整理衣服的动作。那是女人帮自己男人整理衣服的动作。拇指和食指捏住衬衫的边,一点一点往裤腰里塞,手指会碰到他的腰。
他低头看着她,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很自然地让她整理。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指纹解锁,点开相机,对焦,拍了一张。
没声音。
手机常年调成静音模式,这习惯救了我。
我把手机放回包里,转身往电梯走。文件不拿了。走到电梯口想起来,明天那个标大概也不会去了。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抱着一个纸箱,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的表情。他往旁边让了让,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往下走,楼层数字一个一个跳。十六,十五,十四。
我盯着那些数字,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真的什么都没想。不是那种小说里写的“脑袋嗡嗡响”或者“天旋地转”。就是空。很平静的空。像一间屋子把所有家具都搬走了一样,只剩下四面白墙。
到一楼,我走出去,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公司门口,抬头看了一眼这栋写字楼。当年选这个地方,是我跟他一起看的。十七楼,朝南,采光好。他说数字也好,十七,一起。我当时还笑他,说一个男人还信这些。
我打开手机,给律师打了个电话。
“王律师,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你说。”
“我们公司的股权结构,之前做的那份文件还在你那里吗?我想看一下。”
“在的,你要看随时过来。”
“我现在过去。”
挂了电话,我又打了一个。
这个电话打给李总。李总是我们行业里的老前辈,去年在饭局上认识,之后吃过几次饭。他一直想收购我们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我丈夫不同意,说公司正在上升期,卖了可惜。我当时也觉得,自己的公司为什么要卖。
但现在不一样了。
“李总,之前你提过想入股我们公司的事,还算数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
“算数,当然算数。”
“我手里有59%的股份,全部卖给你。”
“全部?”
“全部。”
“这个……你跟你先生商量过吗?”
“不需要商量。我占59%,他占20%,剩下的在几个小股东手里。我的股份我做主。”
“价格方面?”
“市场价打个八折。条件是,今晚十二点之前,钱要到账。明天一早,我要看到股权转让协议签完,所有手续走完。”
李总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那边点了一支烟,打火机“咔嗒”一声。
“林女士,我冒昧问一句,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我说,“就是想卖了。”
“好,我马上安排人拟合同。”
我从律师那里拿了股权结构的文件,又回家拿了股权证。家里的保险柜钥匙只有我一个人有。当年办股权登记的时候,我特意把所有的股权证都放在家里,而不是公司。这习惯也救了我。
王律师帮我重新核对了一遍文件,确认我的股权没有任何质押也没有被冻结,可以自由转让。李总那边动作也快,晚上九点,他的人带着合同来了。
我们在王律师的办公室签的字。
价格比市场价低了大概两百万,但我不在乎。我要的是快。现金,转账,不到账不签字。
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我的手机收到银行短信,钱到账了。
我靠在王律师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那条短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下午三点到现在,整整八个小时,我一口水都没喝。
王律师给我倒了杯温水,放在我面前。
“你真的想好了?这个决定很大。”
“想好了。”
“不后悔?”
我把那杯水喝完,站起来,腿有点软。站了一会儿才站稳。
“后悔什么?”我说,“后悔亲眼看见?”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路上车已经少了。高架桥两边灯光一串串的,像一条发光的河。我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夜风吹进来,凉凉的。
到家十二点多了。他还没回来。大概还在公司加班,或者在别的地方。我没问,也不想知道。
我洗了个澡,热水冲在身上,肩膀那块肌肉一点一点松开。站在花洒下面,我忽然想,我今年四十二,跟他结婚十八年。十八年里,我们一起创业,一起熬夜赶方案,一起在出租屋里吃泡面,一起在第一个办公室开第一瓶香槟。那些日子是真的。今天下午看见的,也是真的。
两件事都是真的。
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发生而已。
洗完澡出来,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吹头发。吹风机嗡嗡响,热风扑在脸上。我一边吹一边想,明天要去哪里。先去银行,把钱分散存到几个账户。然后去公司,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收拾一下。之后呢?不知道。但没关系。不知道也没关系。
吹完头发,我去卧室躺着。很累,但睡不着。闭着眼睛,看见的全是那个画面。她站在他面前,两只手在他腰间整理裤腰。那个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做过很多次。
很多次。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手机震了一下。是他发来的微信:“明天早上八点半,公司有个会,你来吗?”
我看着那条消息,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睡了?”
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床上,闭上眼睛。
大概凌晨五点多,我听见门锁响。他回来了。脚步声从客厅走到卧室门口,停了一下,又走开。我听见他在另一个卧室的声音,大概是不想吵醒我。
早上七点半,我起来洗脸刷牙。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有点憔悴,眼袋明显,脸上没什么血色。我涂了点护肤品,换了一身衣服,出门。
走之前,我从保险柜里把那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拿出来,放在餐桌上。用他的杯子压住。
他到餐厅的时候,我猜,应该会先看到那份文件。
去公司的路上,我开得很慢。早高峰堵车堵得厉害,走走停停的。电台里放着一首老歌,什么“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跟着哼了两句,然后发现不对,这歌太应景了,赶紧换了个频道。
到公司楼下,停好车,上楼。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还是那样,白惨惨的灯光,嗡嗡的空调声。前台小姑娘已经到了,看见我喊了一声“林总早”。我笑着点了点头。
经过他办公室门口,我没停,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比他的小一点,但采光好。窗户外面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灰蒙蒙的,被雾霾遮了一半。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打开抽屉,开始收拾东西。
相框,水杯,一本翻了一半的书,几支笔,抽屉里还有一包没拆开的巧克力。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袋里。
正收拾着,门被推开了。
他站在门口。
脸色很白。手里攥着那份复印件,纸已经皱了,大概被他捏了很久。
“你什么意思?”他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在发抖。
我没抬头,继续把抽屉里的东西往纸袋里装。
“字面意思。”我说。
“你把股份全卖了?”
“嗯。”
“你疯了吗?”他走到桌子前面,两只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那是我们十几年的心血!你说卖就卖了?跟谁打的招呼?跟我商量过吗?”
我把抽屉关上,抬起头看他。
他眼眶红红的,额头上青筋都冒出来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二十出头到现在快五十,第一次看他急成这样。
“我昨天下午回来拿文件。”我说。
他愣了一下。
“三点多。”我接着说,“看到你办公室门没关,她在帮你整理裤腰。”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比我刚才进门时看到的还要白。嘴角抽动了两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没闹。”我说,“你看,我现在也没闹。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
他站在那里,像被人抽走了骨头一样,整个人瘪了下去。
过了好久,他才开口。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哦?”我把纸袋的提手卷在手指上,打了个结,“那是什么样?你说说。”
他又沉默了。
“她帮你整理裤腰,你站着,她站着,两个人面对面。门没关严,走廊里能看见能听见。”我说,“这个画面,你告诉我,有几种解释?”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反反复复好几次,像一条被拎到岸上的鱼。
“你知不知道李总是谁的人?”他忽然说,语气变了,“他背后是——算了,你不懂。我们的竞争对手,一直想吞掉我们公司。你把股份卖给他,等于把我们十几年的心血拱手送人。”
“那就送人吧。”我说。
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以为我会哭,会吼,会把水杯砸在地上。但我没有。我就是很平静地坐在那里,一条一条地说,像在念一份别人的合同。
“送人?”他的声音拔高了,“你说送人就送人?那是我跟你一起拼出来的!你凭什么一个人做决定?”
“凭我占了59%。”
他不说话了。
这个数字像一个巴掌,拍在他脸上。59%。当年创业的时候,钱是我出的。我卖了父母留给我的一套房子,加上自己工作几年的积蓄,凑了启动资金。他当时刚毕业没多久,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热情和一张嘴。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股份我多拿一点,将来要是挣了钱,都是我们的;要是赔了,赔的也是我的。
这话摆在那里十几年。我们从出租屋搬到写字楼,从两个人做到几十个人。这些年他没少为公司出力,我从来没拿股份的事压过他。财务上的事情,我也从来不藏着掖着。
但这不代表那个59%不存在。
它一直存在。只是我们俩都不提而已。
现在他不得不提了。
“我求你。”他忽然说。声音一下子垮下来,像一座房子塌了。他走到我面前,腿一软,真的跪在地上了。
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
我往后退了半步。椅子碰到墙壁,“咚”的一声。
他跪在地上——不是那种电视剧里两个人吵架一个人赌气跪下,是真跪,膝盖撞在地板上闷闷的一声——仰着头看我,眼睛通红,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求你把股份追回来。”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我跟她真的没什么,就是一时糊涂。我们十几年夫妻,你还不了解我吗?我犯浑,我认,你怎么罚我都行。但是股份……你追回来好不好?我求你了,追回来。现在李总那边还没过户完,还来得及。你快打电话,你打电话。”
他说到最后,声音都劈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有些挂在下巴上,他也不擦。
我靠在墙上,低头看着他。
心里不是没有感觉。有。那些感觉像玻璃碴子一样扎在胸口。但我忽然发现,那些感觉里,心疼和难过只占一小半。更多的是一种奇怪的空。像拔掉一颗牙之后,用舌尖去舔那个空缺的位置,凉凉的,空空的,还有点不习惯。
“你先起来。”我说。
“你打电话。”他抓住我的小腿,不放开,“你现在打电话。”
“你起来说话。”
“我不起。你打电话。”
我叹了口气。低头看着他的手。那双手我太熟悉了,上面有几条疤,是刚创业时去工厂盯货被机器划的。左手中指上还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有点旧了,磨得有点花。
“我问你一个事。”我说,“你跟她,多久了?”
他愣住了。抓住我小腿的手松了一点。
“说实话。”我说。
“三个月。”他低下头,“就三个月。”
三个月。三个月的动作就能那么自然。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画面。每个工作日早上,他出门之前,衬衫都是我帮他烫好挂在衣架上的。他说他们单位的女同事夸他衬衫总是平整好看,他就笑着跟人家说,是我老婆烫的。十几年来,我一直帮他烫衬衫。
三个月。那个女秘书帮他整理裤腰的动作,比我帮他烫衬衫的动作,自然多了。
“追回来。”他说,又抬起头,“三个月的事,我用一辈子还你。你要我怎么还都行,你让我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但是股份——那是咱们的家底啊,那是咱们两个的孩子啊——你知不知道一旦落到李总手里,公司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当年怎么拼的你忘了吗?你忘了吗?”
他一面说一面掉眼泪。
我蹲下来,跟他面对面。
“我记得。”我说,“我都记得。租的那个小房子,冬天没暖气,你把外套脱下来裹在我脚上。第一次签合同,三十万的单子,高兴得你在地上滚。第一年累到胃出血,半夜送医院急救。这些我都记得。”
“那你为什么……”他抓住我的手,“你既然记得,为什么?”
“你先回答我一个事。”我把手抽回来,“这三个月,你对我好不好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又愣住了。
“你对我还是很好的。”我说,“这三个月里,你比之前还体贴。下班早了,主动做饭,还问我要不要周末出去旅游。我当时觉得你可能工作压力小了心情好,反正我挺高兴的。现在我想知道,你对我那么好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的脸色变了。
“是觉得对不起我,所以补一补?”
他不说话。
“还是因为心情好了,对我好是顺便的?”
他还是不说话。
我站起来,把纸袋拿在手里,绕过他,走向门口。
“你等一下。”他在身后喊我,“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我没停。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咯噔咯噔,像倒计时的秒针。
走到门口,我站住了。没回头。
“以前那些年,确实是真的。”我说,“但那已经是以前了。”
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很亮了。路上的人该上班的上班,该送孩子的送孩子,一切正常。我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阳光。心里那个空缺的位置,已经不凉了。温度还没回来,但至少不凉了。
我掏出手机,给王律师发了条消息。
“他想让我追回来。如果起诉我,官司能打到什么程度?”
王律师秒回:“他手里只有20%,你59%。你没违法,没违约。他告不了你。真要打起来,我们是稳的。但我觉得他不敢告。告了,闹大了,那张照片你到时候当庭一亮,他的面子还要不要?”
我看完消息,把手机放回包里。
其实从法律上说,我确实没做错什么。59%就是59%。当初他同意这个比例,不是因为爱我信任我,是因为他没得选。没有那套房子卖掉的钱,没有我的积蓄,就没有这家公司。那个时候,他连女朋友都没有,是我撑着他。他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别的办法。谁出钱多谁占股多,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俩这些年从不提这件事,因为“感情”两个字把这些东西盖住了。但盖住不代表不存在。当年写在纸上的那些数字一直有效,只是我们以为它们永远不会被翻出来而已。
现在翻出来了。
纸上的数字还是数字。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翻脸不认人”。但我翻的不是他,我翻的是那张纸。
我绕到写字楼后面的那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老小区的围墙,爬满了藤蔓植物。我走到第二根电线杆下面停下来。
这个位置,抬头刚好能看到十七楼我办公室的窗户。
窗户还开着,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大概刚才走的时候忘了关。
我在第二根电线杆下面站了很久,大概有十多分钟。太阳越升越高,照在后背上,烫烫的。风偶尔吹过来一阵,那些藤蔓叶子就哗啦啦响。
我以前读过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所有的东西都会一直在。钱在银行里,房子在地面上,人也在你身边。其实没有。钱会贬值,房子会旧,人也会变。把安全感建立在别的人和别的东西身上,早晚有一天要被抽走的。
这个道理我四十二岁才明白。
有点迟,但也不算太迟。
巷子口走过去一个卖糖炒栗子的老头,三轮车上的喇叭一直喊着“糖炒栗子,热乎的”。味道飘过来,甜腻腻的。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
有一年冬天,我跟他在公司加班到很晚,出来的时候外面下大雪。两个人冷得发抖,在路边买了一份糖炒栗子,揣在口袋里暖手。栗子剥开,黄澄澄的,冒着热气。他剥了一颗塞进我嘴里,说,等以后有钱了,天天给你买栗子吃。
那天的栗子很甜。甜到什么程度呢?甜到我后来每次看见卖栗子的都要买一袋,但从没吃到过那种甜味。
大概不是因为栗子甜。是因为那天冷,那天饿,那天他剥栗子的手指头冰凉,塞进我嘴里的时候碰到我嘴唇,我感觉到他指尖的温度。
那种甜不是栗子给的。
是那个时刻给的。
而现在那个时刻已经没有了。栗子还是那个栗子,但吃栗子的人已经不是那两个人了。
我掏出十块钱,买了一袋栗子。剥了一颗塞进嘴里,很香,但没以前那么甜。
我把栗子壳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拍了拍手上的碎屑,沿着巷子往停车场走。
走到一半手机响了。是他。
我没接。
又响了。还是不接。
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接了。但没说话。
“你在哪?”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
“外面。”我说。
“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行不行?就谈一次。你骂我也行,打我也行,但是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十几年的婚姻,不能说散就散。”
“我不知道你在哪,你别乱跑。”
“我就在公司楼下。”
“那我下来。你等我,我马上下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说。”
我把电话挂了。
我没回他消息,也没等他下来。
我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塞进包里。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车子驶出停车场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大楼的玻璃门被推开,一个人影冲出来,往四周张望。
我没停。
上高架之后,车速提起来了。窗外的楼房和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样快速向后缩去。我把音响打开,随机放到一首我没听过的歌,旋律平平的,谈不上好听不好听。
开到第一个出口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要往哪走。导航没开,路牌上的地名一个个都很熟,但没有一个是我想去的地方。
家?回不去了。
公司?已经不是我的了。
朋友家?暂时不想见人。
我沿着高架一直开。开到这座城市的最边上,又开回来。来来回回,像在一张地图上画线。
油箱报警灯亮了。
我拐进一个加油站,熄火,加油。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开发票,我愣了一下,说不要。这个“要不要开发票”的习惯,也跟十几年绑在一起。以前出门加油、吃饭、买东西,一律开发票,拿回公司报销。以后不用了。
以后公司的事跟我没关系了。
以后我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搞明白那些跟公司“没关系”的事到底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加完油,我找了个附近的面馆,吃了一碗面。面很烫,吃得满身是汗。吃完之后坐在那里,用纸巾擦嘴擦手,忽然觉得饿。不是胃里饿,是别的地方饿。那个空了很久的位置,好像被面条的热气捂了一下,冒出一点知觉来。
晚上,我在手机上查了查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短租的公寓。刷了半个小时,选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打电话过去问,说有空房随时可以入住。我约了明天去看。
安排完这些,我靠在车座椅上,望着挡风玻璃外面加油站的灯光。橙黄色的灯,飞蛾绕着灯光一圈一圈地飞。有些飞进去了,撞在灯泡上,发出轻微的“叮叮”声。
我想起今天早上他跪在地上的样子。
我也想起今天下午她帮他整理裤腰的样子。
两个画面叠在一起,反复播放,像一部剪坏了的片子。他是真后悔吗?还是后悔被我发现了?三个月和十八年,哪个更重?
这些问号全漂在脑子里,缠在一起像一个打结的线团。找不到线头,也没力气去找。
我今天没哭,没闹,没砸东西,没去找那个女人算账。我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里最干脆的一件——卖了股份,拿钱走人。
但我现在坐在这辆车里,面对着加油站橙黄色的灯光,忽然觉得一个问题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做了最正确的事,为什么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我摇下车窗,把胳膊搭在窗框上。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远处高架桥上,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一辆接一辆地滑过去。每辆车里都坐着人,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一摊子烂事。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的。
也许不熬,也许就是硬扛。扛到某一天早上醒来,发现那个空缺的位置已经不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凉的。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然后忽然就好了。
那我呢?
什么时候会好?
我不知道。
手机还开着飞行模式。白色的飞行图标在屏幕上亮着,像一架永远不会落地的小飞机。
我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放在副驾驶座上。启动车子,往租的那个公寓方向开。今晚先住酒店,明天再搬家。
开到一半,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那个纸袋,装着相框、水杯和巧克力,还放在后备箱里。巧克力大概已经化了。明天拿出来的时候,得先把纸袋洗干净。
然后呢?
然后再说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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