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办公室的空调嗡嗡响着,窗外梧桐树的影子斜斜地打在走廊上。我端着茶杯从饮水机往回走,路过主任办公室的时候,门没关严,里头传出来老周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
“这事儿真不好办。”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停,继续往前走。可耳朵还是竖着,听见里头另一个声音接话,是副主任老刘:“再不好办也得办,你看看他那个样子,上午十点半才来,下午三点就走,活儿堆了一桌子,问他就是‘快了快了’,都快半年了,一件事没落地。”
我没再听下去,回到自己工位上坐下。茶杯搁在桌面上,发出轻轻一声响。对面桌的小林抬起头看我一眼,眼睛里带着点询问的意思。我没说话,只摇了摇头。
其实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谁——隔壁综合科的小许。三十出头,来了有三年多了。刚来那会儿人还挺精神,西装革履的,见谁都笑。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就变了。先是迟到,从五分钟到十分钟再到半小时,后来干脆上午经常见不着人。活儿也越干越糊弄,一份材料能拖两个星期,交上来错别字一堆,领导批了三次才改明白。
单位里私下议论的人不少,但都是关起门来说。毕竟一个楼里办公,谁也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头上。可这回不一样,老周亲自过问了,说明事情真到了要处理的地步。
我喝了口茶,茶是上午泡的,已经凉了。窗外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我想起小许刚来的那个秋天,也是这个时候,他站在院子里跟人聊天,说考上这个编制不容易,笔试面试折腾了大半年,体检那关还差点因为血压高没过。
这才几年啊。
第二天上午,老周果然把小许叫到办公室去了。门关着,里头说什么听不见,但能感觉到气氛不对。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放轻了脚步,路过那扇门的时候下意识瞟一眼。
小林端着茶杯从我桌边过,低声说了句:“这回怕是来真的了。”
我没接话,低头翻手里的文件。其实心里也在琢磨,事业编到底有多难辞退?这个念头一起,就压不下去了。我在单位干了快二十年,见过的人事也不算少,可真正走到辞退这一步的,一个巴掌数得过来。
记得早些年有个老同志,也是迟到早退,比小许还厉害,有时候干脆一整天不来。单位忍了半年,终于走程序。结果呢?先是本人写检查,然后是科室讨论,再然后是分管领导谈话,接着是班子会议研究,最后报上去等批复。前后折腾了快一年,那位老同志愣是没被辞掉,最后是自己觉得没意思,打了退休报告,提前退了。
那会儿我就听人说,事业编这碗饭,端上了就不容易摔。除非是犯了大事,比如违法犯罪、严重违纪,或者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还得是那种特别明确的不合格,才有可能走人。可这“连续两年不合格”本身就难,因为考核这东西,弹性太大了。
我正想着,办公室门开了,小许从里头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手里拿着个本子,回了自己屋。老周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看,跟老刘对视一眼,两个人又进去了,门重新关上。
中午去食堂打饭,碰见人事科的老王。他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听说了?上头要给小许下最后通牒了。”
“什么最后通牒?”我问。
“就是限期整改,给他三个月时间,要是还这样,就走程序。”老王夹了块排骨,嚼了两下,“不过我跟你说,走程序也难。我干了这么多年人事,辞退的就没见过几个。”
“那到底有多难?”我追问了一句。
老王放下筷子,想了想:“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系统里,真被辞退的,要么是犯了刑事案子的,要么是严重违反纪律被纪委处理的,要么就是自己不想干了主动走的。像小许这种,就是干活糊弄、迟到早退,说严重也严重,说轻也轻,卡在中间最不好办。”
他顿了顿,又说:“关键是,辞退一个人,不光要走程序,还得过得了人情这一关。小许家里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婆没工作,孩子才上幼儿园,真要把他辞了,他这一家子怎么办?领导也得掂量。”
我听着,没说话。心里却想起小许的事。他老婆确实没工作,原来在商场做导购,后来商场倒闭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小许一个人挣钱养三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平时不怎么提这些,但偶尔中午吃饭的时候,会念叨两句孩子又生病了、奶粉又涨价了。
可日子紧不是理由啊。单位里日子紧的人多了,谁不是咬牙撑着?隔壁财务科的小张,老公前年查出病来,花了二十多万,她也没耽误过一天工作,每天早来晚走,报表做得清清楚楚。人跟人,就怕比。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路过小许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电脑前,屏幕上开着个文档,光标一闪一闪的,半天没动一下。我敲了敲门框,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笑了一下:“哥,有事?”
“没事,看你忙着呢。”我说。
他点点头,又转回去对着屏幕。我站在门口看了两秒,没再说什么,走了。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小许确实收敛了些。连着五天,早上八点半之前都到了,下午也没提前走。活儿虽然还是干得慢,但至少交上来的东西像样了。老周脸上松快了些,有天下班的时候还跟他说了句“最近不错,继续保持”。
可也就坚持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一,小许又没来。九点半的时候,他给科长发了条微信,说孩子发烧,带去医院了。科长没说什么,回了个“好”。可到下午三点,人还是没来,科长有点坐不住了,打了个电话过去,那头说还在医院排队。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老周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月底的科务会上,老周没点名,但话里话外都在敲打:“咱们这个岗位,不是谁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撂挑子的。组织上给你这个位置,是信任你,不是让你来混日子的。”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人接话。小许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手里转着支笔,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散会以后,小林跟我走在楼道里,小声说:“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都这样了,还不改改。”
我没接话,心里却想起另一件事。去年冬天,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八点多,下楼的时候看见小许一个人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没开灯,就着手机屏幕的光在看什么。我走近了才发现他在看一张照片,是他儿子的,小家伙咧着嘴笑,露出两颗门牙。
他看见我,赶紧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叫了声“哥”。我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等会儿,他老婆加班,他得去接孩子。我说那你赶紧去啊,他说不急,幼儿园延时班到九点。
那天晚上挺冷的,大厅里没暖气,他穿着件薄外套,缩着脖子。我让他先走,他说再等等。后来我走了,也不知道他几点才离开。
想到这儿,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可转念一想,这也不是他糊弄工作的理由。谁家没点难处?难处不是借口。
十一月中旬,老周终于找小许正式谈话了。这回不是私下叫到办公室,而是当着科长的面,在会议室里谈的。谈了一个多小时,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谈完之后,小许从会议室出来,脸色发白,嘴唇抿得紧紧的,谁也没看,直接回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了。
那天下午,小许没走。六点多的时候,我下楼倒垃圾,看见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犹豫了一下,没过去,倒完垃圾就上楼了。
第二天早上,小许来得挺早,眼睛底下青黑一片,显然没睡好。他坐在工位上,难得地翻开了一本工作手册,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科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那几天,小许确实变了。每天准时到,下班也不急着走,活儿虽然还是慢,但至少态度端正了。老周在走廊里碰见我,还说了句:“看来上回谈话管用。”
我笑了笑,没接话。心里却知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果然,到了十二月初,小许又开始反复了。先是请了两天假,说是老家有事。回来以后,状态明显不对,上午来了就坐着发呆,下午有时候趴在桌上睡一觉。科长提醒了他两次,他嘴上说“知道了知道了”,可行动上还是老样子。
老周这回没再找他谈话,直接让老刘去人事科打听程序。老刘回来以后,在老周办公室待了半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脸色也不太好。
我后来听老王说,老刘去问了才知道,真要辞退一个事业编,程序比想象的复杂得多。首先得所在单位提出意见,然后要报主管部门审核,再报同级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批准。中间还得经过单位党组(党委)集体研究,形成书面决定,通知本人,允许本人陈述和申辩。如果本人不服,还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光这些程序走下来,少说半年,多则一年。”老王说,“而且每一步都得有充分的证据材料,光凭‘迟到早退’‘干活糊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你得有考勤记录、工作记录、考核记录,还得有谈话记录、整改通知,一环扣一环,少一个都不行。”
“那照这么说,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我问。
老王叹了口气:“办法倒是有,可都不好使。比如说,给他调整岗位,把他调到边缘科室去,不让他碰核心业务。可这算变相处理,传出去不好听,他自己也不会同意。再比如说,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可以按规定辞退。可考核这东西,你给他打不合格,他完全可以申诉,说考核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到时候又是一堆麻烦。”
“那领导的意思呢?”我又问。
老王摇摇头:“老周是想处理他,可上面领导的态度还没统一。有人觉得该处理,不然风气坏了;有人觉得再等等,毕竟小许家里情况特殊,真把人逼急了,闹出什么事来,谁都不好收场。”
我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十二月的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那之后的日子,单位里表面上风平浪静,底下却暗流涌动。小许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有几天特别老实,有几天又故态复萌。老周那边倒是不提了,可谁都知道,不提不等于不办。
元旦前的一天下午,单位组织大扫除。各科室自己负责自己的区域,小许被分到擦窗户的活儿。他搬着梯子,拿着抹布,站在窗台上擦玻璃。冬天的风冷,他擦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搓搓手。我路过的时候,看见他站在梯子上,望着窗外发了会儿呆,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单位聚餐。老周喝了几杯酒,话多起来,说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乡镇上,一个月工资三百多,住的是平房,冬天得自己生炉子。那会儿条件苦,可没人叫苦,都憋着劲儿干活。现在条件好了,反倒有人不知足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点名,可在座的人心里都明白。小许坐在另一桌,低着头吃菜,像是没听见。
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走出饭店,看见小许站在路边抽烟。路灯下,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走过去,他看见我,递了根烟过来,我摆摆手说不抽。
他收回烟,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哥,你说我是不是挺招人烦的?”
我没回答,反问他:“你自己觉得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我做得不对。可有时候就是提不起劲儿来,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
“那你想过以后怎么办吗?”我问。
他摇摇头:“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风从街口吹过来,卷着几片枯叶。他把烟掐灭了,扔进垃圾桶,说:“哥,我先走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哄睡。”
我看着他走远,背影在路灯下越来越短,最后拐进巷子里不见了。
年后开春,单位里来了新通知,说上面要开展一轮编制核查,对各单位在编人员进行全面摸底。这消息一出来,办公室里的气氛微妙起来。有人高兴,觉得这是好事,能清理一批混日子的人;有人紧张,怕自己也被盯上。
小许倒是没什么反应,照常上班,照常迟到早退。只不过偶尔能看见他中午不出去吃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发呆。
三月底的一天,老周把我和老王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了件事:“上面给了个政策,可以申请‘不胜任现职岗位’调整。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人确实干不了现在的活儿,可以给他调岗,调到更基础的岗位上去,工资待遇相应调整。”
老王眼睛一亮:“这个好,不用辞退,程序也简单些。”
老周点点头:“我打算给小许报这个。他那个岗位,确实需要专业能力,他干不了,那就调岗。调去后勤保障科,管管仓库、发发办公用品,总行吧?”
我和老王都没说话。老周看着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
老王先开口:“行是行,可小许能同意吗?调岗意味着降薪,他家里那个情况……”
老周摆摆手:“先不管他同不同意,程序上走得通就行。他不服,可以申诉,但咱们有依据——连续几个月的工作记录、考核记录都在,他不是没给机会,是自己不珍惜。”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老周,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上回谈话以后,他确实好了一阵子。”
老周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几秒,说:“给了。给了不止一次。可你看他改了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用吗?咱们这是单位,不是慈善机构。他一个人拖累整个科室的进度,其他同事心里能没意见?”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老周说得没错,小许确实拖累了别人。隔壁工位的小林,因为小许的活儿干不完,经常被临时拉去顶班,加班加点是常事。有回小林跟我抱怨:“哥,我自己的活儿都干不完,还得帮他收拾烂摊子,凭啥啊?”
我没法回答她。
调岗的事,老周没直接跟小许说,先让科长去探口风。科长找了小许,聊了半个多小时,回来以后脸色不太好看,跟老周汇报:“他说他不愿意调岗,说自己在现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多,业务都熟了,凭啥说调就调。”
老周听完,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水,放下,说:“那就走程序吧。”
程序一走,事情就大了。先是人事科正式发文,通知小许单位拟调整其岗位,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书面意见。小许收到通知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没干活,也没走。下班的时候,我路过他门口,看见他趴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我没进去,走过去了。可心里堵得慌。
第二天,小许没来上班。第三天,也没来。科长打电话,关机。老周让人去他家里看看,老王去了,回来说,小许在家,病了,发着烧,躺在床上。他老婆在旁边照顾,孩子在地上玩。
老王说:“我看着他那样子,心里也不好受。瘦了一圈,眼睛底下全是青的。”
老周听完,沉默了半天,说:“那就等他病好了再说吧。”
那几天,单位里安静了许多。没人再提小许的事,可每个人心里都惦记着。小林有回跟我吃饭的时候说:“哥,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
我说:“不至于。他还有老婆孩子呢。”
小林说:“可他要真被调岗了,工资少一大截,他老婆又没工作,孩子还得上幼儿园……这日子怎么过啊?”
我没接话。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
一个星期后,小许回来了。人还是瘦,但精神看着好了一些。他先去了老周办公室,待了二十来分钟,出来的时候,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然后他回了自己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干活。
那天下午,他没迟到,也没早走。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也是。连着两个星期,他都按时到岗,按时下班,活儿虽然还是慢,但至少没再出大错。
老周没再提调岗的事。人事科那边也没再发新通知。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可谁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五月初的一天,单位组织体检。我在走廊里碰见小许,他拿着体检单,站在窗前看。我走过去,他看见我,笑了一下:“哥,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呢?”
我被他问住了,想了想,说:“图个心安吧。”
他没接话,低头看着手里的体检单,过了一会儿说:“我儿子下个月就上中班了。昨天他跟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早点来接我,别的小朋友都走得早。”
我听着,心里一动,问:“你怎么说的?”
他说:“我说爸爸尽量。”
他顿了顿,又说:“哥,其实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早上起不来,到了单位又提不起劲儿,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你说我是不是废了?”
我说:“你不是废了。你就是……还没找到那个劲儿。”
他笑了一下,没再说话。体检的队伍往前挪了挪,他跟着走了。
六月的时候,单位来了个新同事,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刚考进来的。分到小许那个科室,跟着他学业务。小姑娘嘴甜,天天“许哥许哥”地叫,小许不好意思,教得倒也认真。有回我路过他们办公室,看见他正给小姑娘讲一份材料的写法,讲得挺细,小姑娘一边听一边点头。
那天晚上下班,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难得地主动跟我搭话:“哥,你说我是不是也该考个证什么的?现在这业务要求越来越高,不学不行了。”
我有点意外,说:“你想考什么证?”
他说:“还没想好,先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点点头,说:“行,有想法就好。”
他笑了笑,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七月的一天,老周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上面批下来了,小许的调岗申请,通过了。”
我愣了一下:“他不是已经改了吗?”
老周叹了口气:“改了是改了,可程序已经走到那一步了。上面说,既然报了,就按程序办。调岗决定书已经下来了,下周生效。”
我说:“那他怎么办?”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再去跟上面说说,看能不能缓一缓。”
可这一回,老周也没能说动上面。调岗的事,板上钉钉了。
小许收到调岗通知那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他手里拿着那张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我说:“没事的,后勤那边也挺好,清闲。”
他点点头,说:“嗯,清闲。”
然后他走了。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拐过弯,消失在楼道尽头。
那天下班以后,我没走。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我想起小许刚来那年,也是这个季节,他站在院子里跟人聊天,说考上这个编制不容易。那时候他眼里有光,说话有劲儿,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向上的精气神。
才几年啊。
后来,小许去了后勤保障科。管仓库,发办公用品,登记台账。活儿确实清闲,工资也确实少了一截。他没说什么,每天按时来,按时走,偶尔能在院子里看见他,跟人点头打个招呼。
他老婆后来找了份零工,在附近超市做收银,一个月两千多。孩子上幼儿园中班,每天下午五点放学,小许下了班正好去接。
有回我在超市碰见他,他正蹲在地上给孩子系鞋带。小家伙站在那儿,手扶着他的肩膀,嘴里叽叽喳喳说着幼儿园的事。小许一边系鞋带一边应着:“嗯,是吗?那后来呢?”
我站在货架后面,看了一会儿,没过去打招呼。转身走了。
秋天又来了。梧桐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掉。单位院子里那棵老梧桐,还是老样子。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落叶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在地上。
老周退休了,走的时候大家凑钱给他买了个保温杯,他笑着收了,说:“以后不用天天来上班了,在家喝喝茶,看看报,挺好。”
老刘接了他的位置,成了新主任。上任那天,开了个会,说以后要严抓考勤,整顿作风。底下人都不说话,各自低头记笔记。
小许还在后勤科。有回我去领打印纸,他正蹲在地上拆箱子,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哥,要多少?”
我说:“两箱。”
他说:“行,你等着,我给你搬。”
他弯腰去搬箱子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脑勺上有了几根白头发。我愣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又没说。
他搬完箱子,直起腰,擦了把汗,笑着说:“哥,你最近忙不忙?”
我说:“还行,老样子。”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我抱着箱子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又蹲下去了,继续拆另一个箱子。
那之后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冬天。单位里新来的小姑娘已经转正了,业务也上手了,偶尔能听见她在走廊里跟人说话,声音脆生生的,带着一股子年轻的劲儿。
小许还是那样,每天按时来,按时走。偶尔能在食堂碰见他,端着餐盘,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有时候他儿子生病,他得请假,请完假回来,也不多解释,该干活干活。
老刘有回在科务会上说:“咱们单位有些人,就是缺乏主动性,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这样下去不行,得改。”
他说这话的时候,底下没人接话。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往外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老梧桐,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
散会以后,我回办公室,路过小许那屋,门虚掩着。我往里看了一眼,他正趴在桌上写什么,一笔一划的,很认真。我没进去,走过去了。
年底的时候,单位评先进。名单贴出来,没有小许。他也没在意,该干嘛干嘛。有回我问他:“你就不想争一争?”
他笑了一下:“争啥呀,我这岗位,评上先进也没啥用。”
我说:“那你现在觉得咋样?”
他想了想,说:“还行吧。反正日子得往前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正飘着雪。今年的第一场雪,细细密密的,落在地上就化了。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忽然说:“哥,你说我要是当初没考上这个编制,现在会在干啥?”
我被他问住了,想了半天,说:“不知道。但不管干啥,日子都得过。”
他没接话,又看了一会儿雪,然后转身回工位上去了。
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地上白茫茫一片。我踩着雪去上班,在院子里碰见小许,他正拿着把扫帚扫门口的雪。看见我,直起腰,哈了口白气,说:“哥,早。”
我说:“早。”
他继续扫雪,扫帚刮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人好像真的变了,又好像一直没变。
春天来的时候,单位院子里那棵老梧桐又发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小许还是那样,每天按时来,按时走。偶尔能看见他中午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脸上带着笑,大概是跟他儿子说话。
有一天下午,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开着,他不在。桌上摊着一本笔记本,我扫了一眼,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什么。走近了才发现,是他自己画的表格,列着每天要做的事,一条一条的,有的打了勾,有的还没打。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转身走了。
那天傍晚下班,我在院子里又碰见他。他正蹲在地上,拿根树枝拨弄着花坛边的泥土。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哥,我打算报个班,学点东西。”
我说:“学什么?”
他说:“还没想好。可能是电脑方面的吧,现在这年头,不学不行了。”
我说:“行,学点东西好。”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夕阳照在他脸上,镀了一层金黄色的光。他站了一会儿,说:“哥,那我先走了,孩子还等着我接呢。”
我说:“去吧。”
他转身走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花坛那边。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远,忽然觉得,这日子啊,就像这院子里的梧桐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一年又一年,总在变,又总是不变。
后来,小许真的报了个班,每周二四晚上去上课,学的是办公软件操作。有回我在公交车上碰见他,他怀里抱着本书,封面上印着“Excel从入门到精通”。他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把书往怀里藏了藏。
我说:“学这个挺好,以后用得着。”
他说:“嗯,反正晚上也没啥事。”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往前开,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低头翻了几页书,又合上,看着窗外发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问。
车到站了,他站起来,冲我点点头:“哥,我走了。”
我说:“好。”
他下了车,背着个旧书包,走在路灯下。我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身影拐进巷子里,看不见了。
那之后的日子,还是老样子。单位里每天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忙有人闲。老刘还是时不时在科务会上敲打几句,底下人还是各自低头记笔记。小许还是那样,每天按时来,按时走,偶尔能看见他中午在院子里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脸上带着笑。
秋天又来的时候,梧桐叶子又黄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落叶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在地上。忽然想起小许刚来那年,也是这个季节,他站在院子里跟人聊天,说考上这个编制不容易。
那时候他眼里有光。
现在呢?我不知道他眼里还有没有光。但我知道,他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慢一点,哪怕走得歪歪扭扭的,他还在往前走。
这就让我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
那天下午,我去后勤科领东西,小许不在。他同事说他去上课了,每周二四晚上都去,风雨无阻。我点点头,抱着东西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桌上摊着那本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画着表格,写着计划。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院子里,梧桐叶子还在落。风一吹,簌簌地响。我踩着落叶往前走,心里想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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