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陈建国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2013年立冬那晚多喝了二两酒。
那天晚上，他一身酒气推开家门，妻子方晓琴面前摆着一碗坨了的面条。她压抑着怒气问：“今天什么日子你记得吗？”陈建国晕乎乎地想半天没想起来。方晓琴嗓门高了：“我辞职报告批下来了，让你问厂里招不招人，你听过一句没有？”酒劲上头，陈建国也不耐烦了：“不能想辞就辞！房贷谁还？浩浩补习班不要钱？”方晓琴把筷子一摔，眼眶红了：“你眼里只有钱！家里事你管过什么？”话赶话，陈建国拍桌子吼了一句：“不想过你就走！”方晓琴死死盯着他，转身进了卧室。
第二天早上，卧室门开着，人不在，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出去几天，都冷静冷静。”陈建国没当回事，以为她回娘家了。可丈母娘说没见人，电话也关机。第七天，方晓琴的弟弟报了警，警察登记后说：“成年人离家出走，先等等看。”
这一等，就是十一年。
头两年，陈建国像疯了一样找，贴寻人启事，跑遍了方晓琴可能去的服装厂。可方晓琴社交圈窄，像凭空消失了一样。第三年有人说在宁波见过，第五年有人说在临安见过，陈建国都去了，都不是。岳父母从催问变成沉默，老丈人走的时候眼睛一直往门口瞟，也没等到闺女。儿子浩浩从初中生变成了大学生，懂事得让人心疼，作文里写：“我妈妈可能去了一个很冷的地方，因为她走的时候没带棉袄。”
十一年过去，陈建国五十三了，开了个小五金店。心里那个疙瘩一直解不开。11月2号下午，他接到西湖区公安分局的电话：“你妻子方晓琴的DNA比对上了，人在绍兴下面的镇子上。”陈建国手都在抖：“人……活着？”“活着，赶紧来。”
镇子叫安昌。派出所里，女警官拿出材料：“她是2019年被发现的，在服装作坊打黑工。去年人口普查发现没身份证，做了DNA采集今天才匹配上。”陈建国脑子嗡嗡的：“她为什么不回家？”
原来，当年方晓琴离家后本想去湖北娘家，走到车站觉得丢人，买了去绍兴的票。在安昌找了个不要身份证的黑作坊，住工棚踩缝纫机。想回家又怕吵架的事收不了场，怕家人不认她，就这么拖了十一年。被发现后，警察要联系家里，她蹲在地上哭：“别打，我没脸见人。”
陈建国听完，心里五味杂陈。女警官说：“人在镇卫生院，状态不太好，你去见见吧。”
病房里，方晓琴头发花白，瘦得颧骨突出。看见陈建国，她手里的工装掉在地上。两人对看了半分钟，陈建国憋出一句：“你……没带棉袄，这边冬天比杭州冷。”方晓琴愣了一下，“哇”地哭了出来。陈建国坐下说：“厂早倒闭了，我现在开五金店。”方晓琴哭着笑出来：“你就跟我说这个？不骂我？”陈建国摇头：“不骂。我要是不喝那顿酒，啥事没有。”
浩浩站在门口抹眼泪。方晓琴看着他：“浩浩都这么高了……”浩浩憋出一句：“妈，我快毕业了，学的服装设计。”方晓琴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回是笑着哭的。
陈建国关了店，在镇上陪了方晓琴半个月。浩浩每个周末都来，三个人在出租屋吃火锅，仿佛要把这十一年的空缺补回来。
回杭州那天，车过收费站，方晓琴看着窗外说：“你那年要是不喝酒，我可能就不走了。”陈建国握着方向盘：“你那年要是不走，我可能到现在还在喝酒。”方晓琴问：“家里的桂花还活着吗？”“活着，今年开得特别疯。”
到了小区门口，陈建国从后备箱翻出个塑料袋：“给你买的棉袄，前年买的，不知道合不合身。”方晓琴打开一看，是件红色羽绒服，吊牌上印着2015年1月。她抱着那件过时的棉袄，站在门口哭得直不起腰。门卫大爷探出头嘀咕：“哟，找着了啊。”
陈建国点点头：“找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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