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差生」，在德国小镇当老师

在德国北部乡下的小镇，成为一名文理中学的老师，对李茜来说，完全是一场意外。她没有接受过师范职业训练，背景跟德国教育也没啥关系，纯粹是学校火烧眉毛，找上门来，令她难以拒绝。没有教学指南，也没有入职培训，就这样，她硬着头皮上了。中式教育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在德国的教育环境中来了一个大碰撞，她和学生、老师、校长都有过冲突，用她的话自嘲，这些故事源自一个边缘人的“教学踩坑日记”。

这个戏剧般的开头，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带着对德国教学的疑问，李茜开始回溯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她一度快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个“问题学生”。

以下是李茜的讲述，部分内容引自她的书《翻土的人》。

丨魏晓涵编辑丨王珊瑚

第一堂课前，我拿到班上学生的名单，非常的“异域风情”——能猜出来哪些是俄语名，哪些来自伊朗，哪些来自阿拉伯。而我是一个中国人，在这所德国小镇文理中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这些外国孩子学德语（以便融入）。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结果干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事。第一堂语言课，想让他们介绍自己的来处，我打印了很多彩色家庭树的图片，每人发一张，预留了关于家庭成员的德语单词。收上来有些树是光秃秃的，我看到孩子们，一脸的恍惚和疲倦。

后来一个同事，也是学校的心理顾问告诉我，这些孩子是难民，或是经历过逃亡，失去了很多近亲好友。亲友话题，可能是触发战后创伤的敏感器。我想到我的婆婆，也曾是东德的难民，儿女都大了之后，她还给自己缝了一个非常大的泰迪熊，你能想象她内心有多大的缺口。从第一堂课，我的关注点，就从讲授知识干货，开始偏移了。

这所文理中学，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农业小镇上，为高考选拔学生，遵循深厚的欧洲古典教育，过去培养的是公务员、学者、神职人员，校舍建筑是稳重、务实的红砖钢筋混合结构。学校的官网上有这样的描述——5个运动场，14个厕所，学校所有的椅子叠在一起有900米高，预备好的创可贴有500米长等等。

学校是很吵的，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大家一窝蜂的，每个人都想要表达。我一个习惯了乡村安静生活的人，一开始是不能忍受的，用了一阵才学会换个角度看待，这不就是孩子的生命力本身吗？我收到过一封学校管理层的邮件，校舍被认为过时，是因为不抗噪，如今投入了大量资金，使用地毯、隔音天花板、吸音器等来抑制声音和混响。他们的逻辑是，孩子吵，不修理孩子，而是修理教室。

只要站在这所学校的讲台上看一眼，就知道学生异质性有多大。课堂上，有街头混混一样的本地学生，家里有私人马场的富裕家庭的孩子；被战火一夜归零的乌克兰家庭，为他们做翻译的俄罗斯裔学生；戴降噪耳机的自闭症和孤独症孩子，背井离乡的经济移民后代，戴头巾的阿拉伯女生。

最开始，这样的“社会大实验”场景，非常让我震撼。德国的融合教育，就是把不同的孩子放到同一个教室里，哪怕刚刚来德国，听不懂德语，也要尽量跟着同龄的德国学生一起上课。我（作为外国老师）的优势可能是更能跟外国学生共情，经常德国师生把一个主题说得非常深入，外国学生会词穷语塞，我知道他们不是笨，而是卡在了语言上。

学校有许多非主课，体育、音乐、艺术等，我们四川话叫“耍耍课”。它在这所学校的占比还不低，比如艺术，一星期至少有两节，自由地让你创作，音乐也是体验经典的东西，去激发你的生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不加评判，没有标准，也没有语言的障碍，让你释放自己。

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伊朗的男生，法国文化交流日的那天，大厅被学生布置得像酒店一样，钢琴放在那里，他就非常有激情地弹奏贝多芬。虽然说不出（流利的）德语，但他的价值、他的不同是会被看到的，能赢得非常多人的尊重。

文化冲击也好、创伤也好，如果家庭没有承托住，老师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常规的学校生活，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稳定的体验。

低年级的教室里，我见过孤独症孩子旁边，常常坐着位安静的成年人。他们懂一些医疗护理或者受训过特殊教育，有点像安全隔离带的存在。德国老师会对教学做社会化设计，对待孤独症的孩子没有差别，我在一个课堂上协助过的孤独症男孩，老师也会让他参加同伴互助学习，即使他情绪会激动，对同伴的帮助和支持无动于衷，但学生和老师都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配合他，完成学习任务。

在德国街头，常常能看见很多身心障碍的残疾人，有的行为怪异，但路人大多和善平静，没有人会流露奇怪的眼神。这种包容的社会能力，在学校也被培养，我把它翻译为“不置可否”——即使我不那么理解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也不一定要和你成为朋友，但我能够跟陌生的你友好互动。

● 教学楼的走廊和楼道。讲述者提供

2023年来这所德国高中当老师之前，我没有师范背景，也没有经过任何教师培训。

即便女儿在这里读书，我还是经由一次皮划艇活动，才认识了学校校长。她常常出现在本地报纸上，为建校以来的第一任女校长，乐于见到一些创造性的新想法。半年后，我收到她的一封邮件，请我去代外国学生的语言课。我的上一任老师是当地一个退休的知名女企业家，干了三个月就离开了。

找到我一个外国人来教德语，一定是火烧眉毛了，我很难拒绝。对我也没有什么硬考核，大家都太忙了，校长听过我一节课就走了，她告诉我，让孩子喜欢上德语就行了。

在德国的学校，像我一样没有师范背景的老师，大约有8%。实际上，在德国要获得教师资格的证书是很严格的，但师资严重不足，只能聘请跨行的老师。在这所学校，专职老师讲授三门课的也很常见，忙碌的教师中心像一个工蜂箱。

● 上课时间倾巢而出的工蜂箱一角。讲述者提供

我的任务就有三样，教外国孩子德语课，教德国孩子英语课，代所有的课。

一开始作为“中国虎妈”，对所有看不惯的（学生的行为），我都忍不住，要上手干预，比如我遇到个很傲慢的女生，挑战我的权威，影响课堂秩序，我就想着该上纪律了；学校里还有些理念和我以往的认知不同，比如低年级学校所有课程的家庭作业加起来不能超过30分钟，且不能布置老师课堂上未讲解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相当于把教育责任推给了家庭。

我身上有种控制不了的，马上要下结论的快进模式。从读大学、成为律师，到美国读法律硕士，我已习惯优绩主义的思维。我考了很多试，其实好多没什么意义，但就想填充自己的生命。和德国的朋友聚会，人家讲一场又一场旅行，聊到我这儿是一场又一场考试。

我失去了喊停的意志，像安徒生童话里穿上红舞鞋的小女孩。其实陷入了一种心理停滞，没法解脱。接到校长的邮件之前，我还想着读博，每天坐70公里火车跟一帮20岁不到的学生上强化班，压力大到试卷发下来当天，所有单词都提取不了意义，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后来跟校长聊到那个傲慢的女孩，她说，纪律是违反孩子天性的。人在畏惧的状态下是防御的，（想着）最好别被惩罚、最好别犯错，记住的知识点留存是不可靠的，那不是探索性的注意力。老师要容纳不同的回答，重新理解学生的错误，课堂上就要允许一定的发散思维。

我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压抑自己的表达欲，他们讲得很少，剩下知识点都交给学生讨论，你就看到这些13岁的孩子，在那里笨拙地相互解释，说着一些不成熟的见解，老师很耐心地听，及时给包容性的反馈。

在德国的课堂，孩子想要拿到高分，不全是靠记忆。很早以前，我还跟女儿说，太不公平了，你答对了为什么分没有太高？可能还是有点受东亚教育考核的影响，课堂任务她一个人就完成了，没有和同龄人协作和交流的过程。

德国的老师觉得交流很重要，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一下达到结果的评价标准是有局限的。我后来也从同事身上学，只要调动孩子的好奇心和学习的新鲜劲，效果差不了。比如我的英文补习课，学校官网上有很多他们关注的校园新闻，比如校际足球联赛，我就拿这个来出课堂任务，让他们练习语法。

这所文理中学是九年制，我接触比较多的是五到八年级的小孩，类似国内的初中。近一半学生会在中学阶段面临分流，他们陆续转到职业学校和实科中学，不再继续走学术教育。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在新学校重新回归学术教育。很多普通中学也增设面向大学升学的课程。

有个期末，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告个别，我要走了（去读职业中学）。我挺惊讶的，因为她成绩不错，是完全可以参加高考的。但她一脸的欢欣向往，她知道自己更适合那条路，离校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羞耻感。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抛下”的感觉？因为分流不代表学不下去或者够不上，就被淘汰了，那样没人会走得开心的。在中学阶段，孩子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我得知道自己适合走哪条路。所以课堂上，就会有差异化的教学，针对不同学习类型和程度的孩子，甚至同一课会留下16种形式不同的家庭作业。

我去代英语课的时候，有一部分孩子跟着老师练习语法、训练说明文写作；另一部分孩子则跟着我到隔壁教室做手工。我们拿着英文说明书，口头交流，直到把一个东西协作用工具做出来，鼓励学生创造性表现。就会有学生发现，还挺喜欢理解文本后上手的成就感。

老师对每个孩子的观察和引导，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个45分钟。而且，一个班有两名班主任的角色，这样，对同一个孩子的评价就不会单一，就此改变孩子所在的小小环境。我还遇到，课堂上当某个内向的孩子被别的同学起哄，老师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那孩子说，你不必证明你自己。老师要保护孩子内心深处的东西。老师也不会当学生的面谈论学生，更不会把一个学生跟另一个学生比较，一切都要回到教师中心再说。

成年人有时候是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权力的，有意思的是，往往是老师管住自己不做什么，才能让一个孩子的自我认同顺利地到来。

● 课间操空空如也的教室。讲述者提供

德国老师很忙，我的问题又多，不是每个都能被解答，我也没有什么跨行者教学指南。如果不是借着这些问题，回到我的学生时代，去找答案，我都已经忘了，进入大学之前，我也曾经是一个“问题学生”。

我不捣乱课堂，只是光线、尘埃，我很容易注意到那些，像做梦一样，思维就发散开了，注意力失控。老师又是“满堂灌”，整个小学我都是倒数第一，留级了一年，我妈以前也教过书，是生了三个女儿特别想赢想证明自己的妈妈，六年级每晚给我补课补到12点。

班主任喊我的名字总是气急败坏的，用各种难听的词形容我，我数学考0分还扇了我几耳光。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她像一只随时能吐出火来的暴龙。8岁生日那天，我穿了身橘色的新衣服做课间操，班主任走到我旁边，上下认真打量我，却不是因为我动作标准。她讥讽，成绩这么差，还穿这么好的衣服？

从那开始，我就有羞耻感了。我的高中成绩拉低了班里的平均分，走到哪里，都被当成包袱。高中文科班主任也从不正眼看我这样的。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是个人，就能上来说你两句。整个青春期，我都佝偻着背。高考之前的模拟考全年级倒数，一次打架被全年级围观之后，我就被学校劝退了。

我妈还试图带着礼去找校长说情，校长犹豫了，是我主动说“妈，我们回去吧”。后来你会知道，对落后生的“霸凌”，是从老师的歧视开始的。

离开学校的我很开心，因为我自由了，再也不用一趟趟，日复一日，去一个没有人喜欢我的地方。但我妈也不给零花钱了，我就到处打工，什么都做，歌手、主持人、站柜台、卖浙江老板的电子小产品、给本地报纸拉广告，做酒店服务员。

后来做销售干债务催收，我很想把合同弄明白，才开始有了学习法律的动力。参加成人高考，对辍学多年的我也不轻松，但我很享受其中，像打游戏一样。当时听学校老师说，我的分数是北京地区的第一名，自己都吓了一跳。真正让你有冲动的事，不需要任何人来（催促），你会自己找到那条路的。只是学渣逆袭的代价是巨大的，我把外在的评价标准内化了，不停地考试，我的个体化心理进程也停滞了。

在这所德国文理中学遇到的问题，让我开始想起自己漫长的求学生涯是怎么过来的。我想在里面找答案：（学生时代）我缺少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好像就开始一点点明白德国老师在守护什么。一次次造访回忆里的我，那种感觉，像是《暗影里的人》书里的一句话——“偏偏是在这异乡深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归属感和被接纳的感觉”。

● 放学后我常与学生们树下聊天的银杏树。讲述者提供

作为老师和这些孩子接触，我的方式也会有变化。我会慢一点了，小孩的成长是有一定生命周期的，有的孩子晚熟一点，就是要等，让他等的过程开心一点。作为老师能做的有多少？只是翻翻土，改善种子的土壤环境。

疫情期间，我给自己在家里车库二层盖了一个小工作室，里面的书柜摆满了中文书、旅行带回的小摆件和画。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备课，也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工作室的访客只有鸟、很大的蜘蛛和蜜蜂。前一阵在重庆读书会见读者，我以为感兴趣前来的一定是家长和老师，惊讶的是，年轻人占了80%以上。他们告诉我很治愈，像重新上了一次中学，我也希望，这些故事不会沦为一个是非对错的目的地，大家能边读边笑边思考就够了。

成为代课老师一年后，我结束任期，离开了这所文理中学。校长和副校长送我巧克力和鲜花，感谢我。临走那天，我按每个孩子的性格，一人送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动物明信片，写上鼓励的话。告别有点匆忙，很多学生当天才知道，有孩子埋怨我，眼睛红红的。

学校一般不照相，那天我们还是合了一张照。回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我不屑一顾、不服、不理解，后来一点点，相互把对方看得很重。我离开一阵之后，我女儿有天放学回来，还挺惊讶地告诉我，那个之前在课堂上跟我发生过冲突的女孩，课间操找到她，跟她念我的中文名字，还说你妈妈很好，我好想念她。

经历过这段时光，现在我发现自己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给女儿道歉。我会经常意识到，我在用我的那套东西理解她，这是不公平的。我不是老师了，也要接得住她心理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而不是评判她，对吧？

以前每回代课轮到我女儿的班时，我们俩就目不斜视，假装不认识彼此。我们说好了，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母女关系。我女儿也不看好，她说，妈妈你都不是（正式）老师，还是个外国人，能讲个啥。离开那天，最后的一堂课上，看到她惊奇的表情，我知道她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下课后她没走，特意在教室外等我，身边还有她的朋友，这次她可不介意了，对我点着头说，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