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带头学英语？凌晨4点开课没人敢纠错，慈禧跟风只学两课放弃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历史课本讲清末西学东渐，总会提到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新式学堂的开办，以及光绪皇帝对维新变法的支持。

但课本很少说起，光绪本人就是个英语学习者；更不会告诉你，这场从皇帝开始的英语学习，还带动了整个宫廷的外语风潮——慈禧太后跟着开课，王公府邸的女眷们纷纷学起了洋文，连蒙古王府的格格都自办外语学校。在“天朝上国”的深宫大院里，英语从“蛮夷鸟语”变成了上层社会的时髦学问。

光绪学英语：不是戊戌后才学，1891年就颁诏开课

很长时间里，坊间多以为光绪学英语是戊戌变法前后的事，或是被幽禁瀛台后的消遣。但考诸史料，他正式开始学习英语的时间，要早得多。

目前可考的最早记载，见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七年十月廿五日（1891年11月26日），翁同龢记下一句：“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显然是光绪向近臣流露了学习外语的想法，让这位帝师十分意外。仅仅六天后，十一月初一（12月1日），事情就落了地：“上在勤政殿，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英语课程就此正式开课。

光绪投入的程度远超保守派的预料。十一月初五，翁同龢记“上于西文极用意也”；到十一月初七，更是发出“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的感叹。也就是说，开课不到一周，皇帝的御案上已经摆满了英文书籍，这让秉持传统夷夏观念的翁同龢深感痛心。

这件事在当时是朝野皆知的大新闻。《万国公报》光绪十八年正月（1892年2月）专门刊载了李提摩太所写的《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也在1892年2月4日发了报道，称“今年20岁的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同文馆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报道还评论说，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

光绪为什么在20岁这年执意学英语？核心还是时局的刺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文馆虽然设立，但始终局限于少数翻译人才；中法战争的失败，更让年轻的皇帝深感旧有知识体系的无力。他学英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向朝野表明冲破保守势力、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皇帝的英语课：老师坐着讲，凌晨四点开，说错了没人敢纠正

给皇帝当英语老师，规矩和外面完全不一样。

最初清廷曾考虑征召留美学生颜永京进京。颜永京是最早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牧师，还创办过文华书院。但他直接谢绝了，理由很直白：“每天教书，要我向学生跪拜磕头，我如何能做得到呢？”后来他还对家人说，“假如光绪早下决心变法维新，我也许会去北京。可是当时瓜分势蹙，我怎么能给一个亡国的君主做老师！”

最终给光绪授课的，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选派的两名毕业生：张德彝和沈铎。两人隔日轮流上课，分担教学任务。其中张德彝资历最深，是同文馆首批10名学生之一，1866年就随赫德游历欧洲九国，后来历任驻英、德、俄、日等国参赞、公使，是晚清最资深的外交翻译官之一，还写过近代中国最早的英文文法书《英文话规》。

宫廷授课的规格极特殊：光绪特别允许两位老师在他面前坐着上课。这在当时是极高的礼遇——其他皇族和大臣面君时，都只能跪着回话。但上课的时间也极辛苦：半小时的英语课程安排在清晨四点左右，老师们必须半夜刚过就起身入宫，有时候还要在宫门外等上好几个时辰。

教学效果也受身份的严重制约。光绪阅读和写作进步很快，但口语却糟糕透顶。丁韪良后来在回忆录里点破了原因：“如果学生犯了错误，老师从不敢纠正，又哪能学得好呢？”所有的对话练习，都得预先写在纸上，交给丁韪良审定，再拿给皇帝抄写练习。别说当场纠正发音，连用词稍有不妥都不敢提。

这场官方课程只持续了三年。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1894年12月6日），慈禧太后传令“将满功课及洋字均撤”，英语课正式停掉。但光绪并没有就此放弃，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曾非正式给他补过英语；戊戌政变后，慈禧对他自学英语也基本是眼开眼闭。

据德龄《清宫两年记》回忆，1903年前后光绪的英语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他常常趁我空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很惊奇他知道的字这样多。”他能阅读一般英文读本里的短篇故事，默写能力很强，英文字写得非常秀丽，尤其擅长古体字和美术字。1905年德龄离宫时，光绪还特意用英语向她道别。

上行下效：慈禧跟风学，王府女眷都开外语课

皇帝带头学英语，很快就在宫廷里带起了一股风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慈禧太后也跟着开了课。

据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1902年3月的家信记载，当时慈禧太后“正在学英语”，接见康格夫人时，还特意验证了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可惜太后没什么耐心，“只上了二课，她便没有耐心再读下去了，以后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虽然半途而废，但以慈禧的身份和一贯的保守形象，愿意开口学“夷语”本身，就已经是极大的变化。

宗室的女眷们更是踊跃。康格夫人在宴会上见过，大公主致祝词时，有年轻的中国女翻译译成英语；道别时，嫔妃、格格们都已经“学会清楚地说出‘Good-bye’”。英语问候语，成了上层女性社交的新时髦。

王公府邸更是纷纷自办女学，把外语列入课程。最典型的是肃亲王善耆的府第。美国传教士何德兰的太太曾应邀去肃王府出诊，亲眼见过这所专为女眷开办的学校：学校占了王府里一个大院落，窗户糊着又白又薄的纸柔化光线，地下铺着厚席子，墙上挂着植物学、动物学的图片和图表，教室里还有取暖的洋炉、放手工材料的玻璃盒，甚至还有一架用来伴奏唱歌、跳舞、做健美操的美国风琴。

学生都是肃亲王的侧福晋、女儿、儿媳，以及已故兄弟的妻妾和女儿。她们每天学五门课，每周六天，课程包括算术、日文、刺绣、音乐、健美操，还有中文和中国历史。老师是一位日本女性，算术题写在黑板上，学生们在石板上演算。肃亲王自己还常进去视察，甚至会问客人是不是来做健美操的。

风气还传到了蒙古。肃亲王的五妹嫁给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她在北京参观完女子中学后，特意请了一位日本女教师回蒙古，在王府里创办了毓正学堂，教女孩子日语和基础西学。康格夫人也提到，这位蒙古格格曾把15个孩子带到北京，送到美国教会学校上学，亲自给孩子们打气。

当时北京的上层贵妇圈里，学英语成了普遍需求。不少人托康格夫人帮忙找老师：“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学习英语，但我们的传统又不允许她们进学堂。我们能不能通过您找一位老师在我们家里开一个班呢？”美国传教士忙于传教，顾不过来，最后大多是日本教师接手了这份工作，给上层社会的女性教授英语和新式学问。

今天回头看这场宫廷英语热，很容易只当成猎奇的掌故。但放在晚清的历史语境里，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域外语言从来都是“蛮夷鸟语”，是低等的、不值得士大夫学习的。明清两代虽设四夷馆、四译馆，也只是负责朝贡翻译的边缘机构。康熙皇帝虽然推动过俄语、拉丁语学习，也从未将其提升到与汉文、满文同等的地位；乾隆到道光年间，民间私自学习外语甚至是被禁止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语慢慢成了外交正式语言，甚至规定中外文书歧义时以西文为据，但这仍停留在洋务部门的小范围里。光绪皇帝以帝王之尊，主动把英语摆上御案，等于从最高层打破了“夷夏之辨”的语言壁垒。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学了，太后跟着学；宫里学了，王府跟着办；上层社会的示范，又慢慢扩散到民间。

当然，这场宫廷外语热的实际水平并不高：慈禧只学了两课，光绪的口语始终糟糕，女眷们大多只会几句日常问候。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水平：它意味着那个坚守“天朝上国”的旧体系，从最顶端开始松动了。从皇帝到太后再到王府格格，都在低头学“洋文”的背后，是整个国家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时代缩影。#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