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很多人读长征史时，都会对“李德”这个名字印象深刻——他是当年握有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外国人，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走向，却很少有人能说清：他到底是谁派到中国来的？真实的来华任务又是什么？
李德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这个德国本名，他还有过“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等多个化名，来到中国之后，又取了“李德”这个中文名字，他自己最中意的笔名是“华夫”，因为翻译告诉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人”。
围绕他的早年经历，不同历史亲历者的说法却出现了明显分歧：
美国记者斯诺在1933年曾在北平见过李德，他回忆这个德国人从来不肯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世，只知道他参加过一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之后成功越狱逃到苏联，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
另一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记载完全不同：他称李德是奥地利人，一战中作为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绝大多数战俘都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只有布劳恩选择加入苏联红军，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作战三年，后来升任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之后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派驻中国。
李德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往中国，任务是在中共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苏联远东研究所学者季托夫也在纪念他八十诞辰的文章中印证了这一说法，称他是应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由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顾问。
但这份看似清晰的官方履历，很快就被内部当事人的回忆打破了疑点。1937年，王稼祥前往苏联治病期间，专门就李德的来历向当时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么决定派李德来中国的？李德来华前你和他谈过什么？为什么博古会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人？
王稼祥后来回忆，王明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去过中国，他本人也从来没有给过李德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来的，至于具体任务是什么，他并不清楚。这个回答让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定王明是在推卸责任——按照当时的组织规则，共产国际派往各国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批准，王明作为负责中国党事务的执行委员，不可能对这么重大的事毫不知情。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李德只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的情报人员，他凭什么能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曾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给出了更贴近真相的细节：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最开始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做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在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活动，和日本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后来他辗转到了上海，正好被准备撤往中央苏区的博古一行人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出于自身巩固领导权威的需要，直接把他请去了瑞金，硬生生包装成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这段看似离奇的说法，也找到了对应的史料佐证：1931年秋，苏联著名情报小组“佐尔格小组”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多方关系和国民党上层达成协议，用两万美金将人赎出。苏军总参谋部接到消息后，立刻派出两名有着十年党龄的德国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携带巨款前往中国完成营救任务。
完成营救任务之后，李德并没有立刻返回苏联，而是留在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办事处，日常工作就是把共产国际的各类指示、世界各地的情报整理翻译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把中国方面搜集到的情报整理上报给共产国际。就在这段时间，他遇到了准备前往瑞金的博古，正是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段曲折的经历。
一个原本身负情报任务的外国特工，阴差阳错被推上了红军最高军事指挥的位置，用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阵地战战术指挥作战，最终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这段历史也恰恰说明，任何外来的经验，脱离了本土的实际情况，都只会带来惨痛的教训。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