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陆弃
10月17日，法国围绕生活成本问题发生的抗议活动演变为严重骚乱。法国官方称，近2400人被捕，近1000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市政厅遭到焚毁，数以百计的商铺被抢劫或破坏。18日，马克龙公开谴责“不受约束的”暴力，承诺对煽动者和犯罪分子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责法国及西方在人权和抗议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一场法国国内的治安危机，就此延伸为国际舆论争论：当抗议发生在本国和其他国家时，西方对自由、人权与秩序的判断是否始终一致？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抗议权与暴力行为并不是一回事。生活成本上涨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压力，可以构成合理的公共诉求；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但焚烧公共建筑、抢劫商铺、袭击警察，不能因为发生在抗议现场就获得正当性。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义务避免将所有抗议者一概视为犯罪分子。
马克龙强调，应当区分拥有合理诉求的抗议者与实施破坏、打砸和抢劫的人。这一原则本身并无不妥，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如果警方依据个人行为和证据依法处理，政府既打击暴力，又保障和平表达的空间，那么执法可以成为恢复秩序的一部分。反之，如果当局借骚乱之名扩大对正常集会的限制，或者把对政策的不满简单归结为少数人的煽动，治安措施就可能反过来损害社会信任。
从报道看，马克龙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宵禁，而是表示地方当局必要时可以禁止部分集会。但18日，巴黎警方仍向未经批准集会现场的人员发射催泪瓦斯和眩晕弹，并逮捕108人。评价这些行动，不能只看街头是否恢复平静，还应关注集会限制是否具有明确依据、执法是否适度，以及被捕者能否获得公正的法律程序。维护秩序固然重要，权力受到约束同样重要。
近2400人被捕、近千名警察和宪兵受伤，说明此次骚乱的严重程度，却不能完整解释骚乱为何发生。生活成本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可能将经济压力转化为政治不满。当住房、能源和食品等日常支出持续挤压家庭预算时，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便不再停留于宏观经济指标，而会落到一个更直接的问题：现有政策能否回应普通人的生活困境？
现有材料不足以说明此次抗议的全部组织背景，也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都属于同一政治阵营。法国政府面临的考验因此不止是恢复秩序。有效执法可以制止眼前的破坏，重建社会信任却需要更长时间。如果政府只强调惩罚，而不回应生活成本压力，不解释经济政策的效果以及普通家庭能够获得哪些支持，街头局势即使暂时平息，不满也可能继续累积。治安手段能够划定行为边界，却不能替代经济治理和政治沟通。
扎哈罗娃的批评，则把法国国内事件引向了国际议题。她质疑，法国人破坏巴黎时，法国政府强调谴责和强硬措施；其他国家发生抗议时，西方却可能强调抗议权、反对镇压。她提出的核心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如果人权原则具有普遍性，就不应因国家关系、政治立场或地缘利益而随意改变。
不过，提出双重标准的质疑，并不等于已经证明双重标准必然存在。和平示威、暴力骚乱、执法过度以及对政治异见的系统性压制，是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仅因都发生在街头就混为一谈。真正有说服力的比较，应当考察相同性质的行为是否适用相同原则，而不是挑选有利于自身立场的案例。
俄罗斯的批评也不能自动成为客观裁判。国际政治中的相互指责，往往既涉及原则，也服务于国家利益。扎哈罗娃借法国骚乱质疑西方的人权立场，具有明确的外交话语目的；但批评者的动机如何，与批评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成立，是两个需要分别判断的层面。不能因为批评来自俄罗斯就一概否定，也不能因为西方受到质疑就直接认定指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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