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骗过了康生和罗瑞卿，潜伏延安多年，真实身份至今是谜

1938年4月，一支从重庆出发的教授访问团到了延安。团里有萧致平、刘永川两位教授，随员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自称叫沈辉，是萧致平的私人助手。访问团在延安住了大约三十天，日程排得紧，参观抗大，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座谈、吃饭、拍照，一切按接待流程走完。三十天到了，两位教授动身返回重庆，沈辉没有跟着走。他留了下来，要求就地参加革命。

边区保卫处按规定对沈辉进行审查。处长周兴跟他谈了两次话，问籍贯、问学历、问在上海做过什么、为什么来延安。沈辉的回答滴水不漏：中央大学学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在上海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向往延安。

周兴没有问出破绽，又通过重庆那边的组织关系去核查他在中央大学的背景。核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戴笠在送沈辉上路之前，已经替他把中央大学这段履历做实了，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追问。

审查通过之后，沈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

抗大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延安的保卫部门心里清楚，这些人里混杂着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人，考察的手段也直接。教员在课堂上讲课，会冷不丁地抬起手，指着后排某个学员喊一声“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然后观察谁的表情变了。

沉不住气的人脸色发白，坐在旁边的政保人员把名字记下来。沈辉坐在这种课堂上，脸上从来没有起过变化，该听课听课，该记笔记记笔记。

他在抗大的日常表现也挑不出毛病。出操、劳动、开会发言，样样积极，不张扬，也不落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注意到了这个人，在抗大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表扬沈辉，说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要大家改变对国统区进步青年的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康生的这番话在抗大传开之后，沈辉的处境更加顺畅。不久之后，他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康生当时在延安主管的是情报和保卫，罗瑞卿是抗大的教育长，两个人一个管审查，一个管培养，沈辉从这两个人面前走过去，留下的是一张标准进步青年的画像。边区保安处那边，周兴手底下的人反复查过，没有找到一条能把他跟军统挂上的线。

从抗大出来之后，沈辉被分配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担任中校参谋，随后调到中央机关做收发工作。

军统交给沈辉的任务，除了搜集情报，还有一项更重的：寻找机会对延安的最高领导人下手。延安那边截获过特务的口供，知道军统派了人潜入，刺杀的目标指向毛主席和周恩来。

边区保安处为此加强了警卫，展开地毯式排查，查来查去，没有查到沈辉头上。沈辉本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动作，没有去接头，没有去踩点，没有去碰那条刺杀线。延安的保卫力量在明处搜，他在暗处坐着，纹丝不动。

这件事后来成了沈辉履历上最难解释的一段。他离核心足够近，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可他没有动手。是他判断动手之后跑不掉，还是他接到的指令里本来就另有安排，档案里没有留下答案。

1939年，沈辉离开了延安，到浙江白区工作，随后转入新四军方面。他在新四军里继续保持着进步面目，同时跟军统那边保持着联系。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从云岭出发往北转移，行至茂林地区时被国民党军合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在那场合围里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几千人没有走出来。

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部队的动向、路线、兵力配置，有没有从沈辉手里流到第三战区那边，不同的材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可以确认的是，皖南事变之后，沈辉没有回到共产党方面，他去了重庆，1941年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这是他在军统系统里第一个公开见光的职衔。从1938年4月进延安到1941年回到重庆，他在共产党这边待了将近三年，其中在延安核心区域的时间大约一年，此后在新四军系统活动，直到身份无法继续维持。

他离开的原因，一种说法是他推荐进入延安的另一个特务不慎暴露，线索往上追，追到了他这里，他不得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在皖南事变前后判断形势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待下去，主动脱离了共产党方面。走的时候，没有人拦他，也没有人当众揭穿他，他就这样从延安的档案里消失了。

沈辉回到军统之后，恢复使用沈之岳这个名字。1943年军统成立东南特侦站，他去做站长，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蒋经国接管特务系统，沈之岳在石牌训练班负责培训新一茬特务。

1964年6月，在蒋经国的推荐下，他出任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几年，一手建立了调查局的制度，台湾那边给了他一个叫法，“调查局之父”。

有意思的是，沈之岳1993年在北京治病的那段日子。他得了前列腺癌，癌细胞转移到肺部，在夫人的劝说下到北京找医生。张爱萍安排了李时珍的后人给他看病，两个人见了面，聊了天。沈之岳住在钓鱼台，费用自己付，大陆方面提出见面，他客气地推掉了，说这次来只是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