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平壤陷落,联合国军先头部队抵近鸭绿江,华盛顿和东京的战争决策圈里弥漫着一种判断,战争将在感恩节前结束。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杜鲁门保证,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介入,也不过是象征性的,不会改变大局。
这种判断并非凭空而来。美军情报系统反复确认,鸭绿江以南没有大规模中国正规军调动的迹象,空中侦察没有发现成建制部队的行踪,无线电信号也安静得可疑。
然而就在这种“安静”里,一批批部队正在夜间跨过鸭绿江,白天隐蔽在山林里,不生火,不打开电台。志愿军的指挥中枢也在同一时间完成搭建,而坐在那个指挥位置上的,是麦克阿瑟在此前从未认真研究过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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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专机把彭德怀从西安接回北京
1950年10月4日,一架专机降落在西安,任务是接彭德怀去北京开会。彭德怀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脑子里装的是西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朝鲜战局对他而言还只是报纸上的消息。专机把他送到北京的时候,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出兵问题。
会上意见并不一致,顾虑集中在一点上: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没有空军掩护,面对的又是世界上工业能力最强的美国,这一仗打不好,可能把战火引到国内。彭德怀在会议上表了态,支持出兵。他的理由不复杂,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对岸,东北的工业基地就始终处在威胁之下,早打比晚打主动。
挂帅的人选在此之前有过酝酿,最初考虑的是林彪,但林彪身体不好,对出兵也有保留,粟裕同样在病中。毛主席最终把目光落到了彭德怀身上。10月8日,命令正式下达,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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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被专机接到北京,到正式挂帅,中间只隔了四天。彭德怀本人对出任这个职务没有精神准备,他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过,自己当时想的是大西北的建设,压根没往朝鲜战场上想。但命令下来之后,他没有推,也没有提条件,当天就开始处理部队出动的具体事务。
入朝那几天,美军的侦察没有捕捉到任何东西
志愿军入朝的行动从10月19日晚开始。部队过江的时间选在夜间,灯火管制执行得很严,车辆不开大灯,人员不走公路,电台保持静默。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以及炮兵部队分批从安东、辑安等渡口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山区。
美军远东空军在这一带拥有制空权,侦察机频繁出动,但飞行员看到的是被炸过的道路、烧毁的村庄和空荡荡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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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10军情报部门和远东司令部情报处都没有从这些画面里读出“中国正规军大规模入朝”的结论,情报处长威洛比甚至在11月下旬还对到前线视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来的不过是“义勇军”,战斗力相当于一个营。
这种情报空白和麦克阿瑟本人的判断互相加固。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对杜鲁门说,中国在满洲的兵力大约三十万,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不会超过十到十二万五千人,其中能越过江的只有五六万,而且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
他判断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参战也是象征性的,目的是保住面子之后撤回去。麦克阿瑟的自信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他刚在仁川完成了一场风险极高的登陆,并且成功了,这让他对自己的战场判断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他把仁川的经验当成了规律,把对手的沉默当成了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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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把麦克阿瑟的判断当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
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的时间是10月25日,第40军第118师在温井以北的两水洞设伏,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的一部。这场战斗规模不大,但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境内开火。麦克阿瑟收到消息后的反应不是重新评估,而是把它归入“象征性参战”的框架里。
他判断中国不过是在做姿态,不会投入大兵力,于是继续命令部队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主动后撤,沿途丢弃了一些装备和物资,制造出“兵力不足、仓促退走”的印象。麦克阿瑟果然上钩,他认为中国军队“怯战败退”,下令全线追击,要把战线推到鸭绿江,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彭德怀等的就是这个。他太清楚麦克阿瑟的性格了,一个在仁川赌赢了的人,不会在鸭绿江边收手。志愿军后撤的幅度和节奏经过仔细计算,退得不够快,麦克阿瑟会怀疑;退得太快,他又可能停下来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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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处置办法是让各军阻击时“不要太猛,敌一攻,我即退,再大步后退”,同时把第9兵团从华东紧急调入东线,接替第42军在长津湖方向的防务。第9兵团下辖第20军、第26军、第27军,每个军都是超额编制,三个军合计约十五万人。
这支部队原本是攻台准备的主力,从东南沿海一路北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入朝和展开。美军东线第10军的情报部门直到长津湖战斗打响,仍然没有弄清楚对面这支部队的规模和身份。
第二次战役开始之后,美军才意识到对面是谁在指挥
1950年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在西线突然发起反击。第38军和第42军从德川、宁远方向打开缺口,第38军第113师一昼夜急行军七十三公里,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把美第8集团军南撤的两条主要道路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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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第9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同时展开,将美陆战第1师和第7师的部分部队分割包围。麦克阿瑟在东京收到前线报告时,最初的反应仍然是困惑,他不能理解中国军队为什么能在美军侦察体系覆盖之下,把这样规模的兵力送进战场而没有被发现。
他给华盛顿的电报里承认,面对的是一支“大量的”中国军队,“打着志愿军或其他旗号进行小规模支援的任何借口再也站不住脚了”。
第二次战役的结果是联合国军从清川江一线一路后撤,五天内退了三百公里,损失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约两万四千人。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中途因车祸身亡,李奇微从美国本土紧急飞往朝鲜接替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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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变成了美军战史上一次被反复检讨的退却。1951年4月,杜鲁门以广播方式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位在仁川赌赢过的将军,最终因为无法适应一个他事先没有认真研究过的对手,退出了战场。
回过头看,美军情报系统在1950年秋天犯的错,表面上是技术性的,侦察没有发现部队调动,信号情报没有截获指挥机关的通讯,战俘审讯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口供。
但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手段收集到的信息,被放进了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判断框架里,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即便出兵也是象征性的。彭德怀做的恰好是利用这个框架,他用后撤和示弱去喂养它,让麦克阿瑟在错误的判断上越走越远,直到第二次战役的钳子合拢,框架本身才碎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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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里承认中国军队“训练有素、指挥有方”,但他始终没有把这句话对应到一个具体的名字上,他输给的是一整套他事先没有费心去了解的指挥方式,和坐在那个指挥位置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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