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4日夜,福建厦门海岸,华东野战军第28军的战士们登上木船,向大金门驶去。潮声很急,船只却没有经过统一演练。许多人不知道,这场渡海行动一旦失去潮汐和船队配合,登陆部队就可能变成一支孤军。
金门并不是一座普通海岛。它距离厦门很近,大金门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西北部古宁头一带是沙滩,适合大规模登陆。岛上道路、村落和高地交错,既便于部队展开,也利于守军依托地形组织反击。
厦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决定乘胜攻取金门。第28军承担主攻任务,代军长兼参谋长萧锋被指定为前线指挥。按照部署,部队准备以多个团分批登陆,同时以炮火压制守军,阻止海上增援。
问题出在“准备”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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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刚刚解放,能够调集的船只数量有限,船工对战事心存顾虑。部队没有完成充分的合练,船只之间缺少统一信号,登陆后如何联络、如何接应,也没有形成足够稳妥的方案。渡海作战最怕混乱,而混乱恰恰从出发时就埋下了。
当晚,第一梯队分批出海。敌军炮火很快打来,船队被冲散,部分船只偏离航线,前线与后方之间的联络也受到影响。尽管如此,第28军第82师所属第244团、第246团和第251团仍相继登陆,在古宁头一带打开缺口。
滩头阵地拿下来了。
这一刻,登陆部队一度占据主动。可他们面对的并非仓促拼凑的守军。金门守军以第18军、第19军等部队为骨干,另有炮兵、装甲和海空力量,兵力约两万人。守岛部队发现解放军已经突入后,迅速收缩部署,并向古宁头方向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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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三个团在岛上会合后,向纵深推进。战士们打得很勇猛,甚至一度攻入村落和阵地,但部队之间缺少稳定联系,弹药补充也越来越困难。更要命的是,海上运输没有跟上,登陆部队没有形成持续扩张的能力。
萧锋曾急切询问:“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岸上只能回答:“船只正在组织。”
这句回答,后来成为许多指挥员心中最沉重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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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海岸遍布浅滩、礁石和障碍物。负责返航和接应的船只靠岸后,有的被搁浅,有的被障碍物卡住。战士们跳入海水推船,潮水却在此时退去。好不容易驶离岸边的船只,又受到敌舰拦截,部分船只甚至因识别混乱遭到炮火攻击。
后续增援因此未能及时渡海。
岛上的三个团失去了最关键的依托,只能在狭小区域内苦战。国民党军队依靠海运不断补充兵力,并调集炮火、装甲力量实施反击。至10月26日,登陆部队已经伤亡惨重,弹药和粮食接近耗尽。第28军指挥部判断继续坚持已难以改变战局,开始设法组织撤回。
可是,海岸线已经被守军严密控制,能够使用的船只又极少。部分官兵坚持战斗到最后,许多人牺牲在古宁头及其附近村落。此次战斗中,解放军登陆部队和船工有九千余人伤亡、被俘或失散,承担主攻的三个团几乎全部损失。
厦门一侧的官兵听到前线报告,悲痛异常。第251团团长刘天祥在绝境中留下了最后的呼喊:“新中国万岁!”这句话传回海岸时,许多战士冲向滩头,举枪向天射击,既是哀悼,也是对牺牲者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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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失利,是解放战争后期少见的重大挫折。三野第10兵团随后在厦门召开会议,专门检讨战斗失利的原因。萧锋没有回避责任,发言时痛哭失声:“我对此役负有责任,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但这场失败并非一个人的决定造成。战前对守军兵力估计不足,渡海船只准备不充分,缺少实战演练,登陆后没有建立可靠的通信和接应体系,都是造成战局逆转的重要因素。胜利后的轻敌情绪,也使原本复杂的渡海作战被看得过于简单。
萧锋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长期担任基层指挥员。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华东部队任职,参加莱芜等战役,后来担任第28军代军长。金门战斗失利后,他被调离原职,军队职务连续下调四级,由副军级降至副师级。
这个处分在当时影响很大,却没有抹去他此前的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萧锋转入装甲兵系统,担任学校校长和部队领导,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晋升为少将。他还长期抚养金门等战斗中牺牲战友的遗孤,多达三十余人。1991年2月,萧锋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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