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契合为何如此重要

© Parade

利维坦按：

我们常说，爱情能够跨越年龄、阶层与文化的差异，却很少认真追问：如果两个人无法在思想上相遇，爱情还能走多远？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与自己拥有相同知识储备的伴侣，还是一个愿意理解我们的好奇心、接住我们的想法，并与我们展开深入对话的人？

或许，真正的智识亲密并不取决于学历、知识量或智商是否相当，而在于双方是否愿意对彼此的世界保持好奇，是否拥有能够相互理解的语言，以及能否在思维与交流的节奏中产生共鸣。毕竟，亲密关系中最深的孤独，或许并非无人陪伴，而是身边明明有一个人，却始终无法与之分享自己真正关心/热爱的事物。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女士在Threads上发帖称，她交往的男友发现她有借书证后就和她分手了。她分享了一张截图，称是男友发来的“分手短信”，短信中对方指责她“浪费时间”，像个“装聪明的小孩”，并严厉斥责她未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读书？真的吗？我在这儿可是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啊！！”

互联网自然对此作出了反应，表情包和评论铺天盖地。这些反应不只是对这个男人蔑视阅读、带着一种低劣的优越感而发出的愤怒惊呼，它们还捕捉到了一种特殊的焦虑，关乎一个有时极其敏感的、与伴侣契合度有关的问题：当你和你的伴侣处在不同的智识层面上时，会发生什么？

我过去并不总是能精准表达这种“差距”。在成长和去教堂的岁月里，我经常听到圣经中“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告诫，这常被用来警告基督教徒不要与非信徒交往。随着我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方式，并开始相信许多圣经经文最好以比喻的方式来解读，我对圣经的这句告诫有了不同的理解。“同负一轭”意味着夫妻二人携手并进，彼此配合默契，不偏袒任何一方。简而言之，就是夫妻双方都不能出现节奏上的偏差。

在我撰写关于才华横溢却备受折磨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博士论文的那几年里，我的导师兼恩师是著名的弥尔顿研究学者弗朗西斯·C·布莱辛顿（Francis C. Blessington）。在我们的诸多交流中，他总是深情地谈起妻子安·泰勒（Ann Taylor）的机智与智慧，泰勒也是一位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研究领域与他截然不同。年轻时，我想我把这对夫妇所共享的这种相似性视为理所当然。年轻时，我或许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对夫妇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去年秋天，在布莱辛顿的追悼会上，我致悼词，并第一次见到了泰勒本人。她以如此深情而又细致的笔触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学术情谊，令我深受触动。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不相同，思想也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却是两个在思想深处彼此契合的人。

在反思我的导师及其妻子时，我忍不住觉得，“分手短信男”袒露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至少对他的女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让她早点了解他的为人总比晚点好。我也毫不怀疑约翰·弥尔顿本人——他在1643年因主张智识不契合应作为离婚的合法依据而几乎毁掉了自己的声誉——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1542年夏天，弥尔顿娶了玛丽·鲍威尔（Mary Powell）。但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他。

弥尔顿的反应与许多知识分子在其个人生活遭遇崩塌时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将自己的危机转化为了理论。1643年，他出版了《离婚的教义与规训》（The Doctrine & Discipline of Divorce），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当配偶双方在精神/智识层面无法契合时，婚姻应当可以被解除。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反弹。在17世纪的英格兰，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虐待或不忠）才会被批准。但弥尔顿并非在讨论具体可证实的过错，他探讨的是孤独——那种与一个思想无法触及的人生活在一起时所产生的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孤独。为此，他实际上遭到了舆论的集体抵制和封杀。

约翰·弥尔顿（1608-1674）。© Britannica

他的论点建立在对《创世记》的细致解读之上。弥尔顿认为，上帝创造夏娃作为亚当的“帮手”，并非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或劳作。如果亚当需要的仅仅是这些，上帝完全可以赐予他任何人。亚当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能够与他进行“恰当而愉快的对话”的人，一个可以分享思想、进行理性探讨、找到心灵慰藉，从而缓解孤独的人。

而当这种心灵的沟通缺失时会怎样？弥尔顿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它：枷锁（bondage）。他写道，将两个思想无法契合的灵魂强行结合在一起，无异于将“一个活着的灵魂”与“一具死尸”捆绑在一起。缺乏智识交融的婚姻不仅仅是令人失望，它是一种活生生的死亡，比独处还要糟糕——因为至少在独处中，你不必每天面对沟通失败的挫败感。

弥尔顿最激进的论断在于：智识上的不契合，是比通奸更为严重的危机。他写道：“凡断言通奸为最大违背者，皆是将床第之事奉为婚姻之最高境界，此乃粗鄙蛮横之见。”他坚信，婚姻内部的通奸尚可化解，但智慧上的错配却无可救药。他甚至更进一步，嘲弄英格兰教会居然更关心解决夫妻生活的匮乏——即“平复一时冲动的神经”——而非“拯救一颗因被迫与异类同负一轭而受尽折磨的灵魂”。在他看来，精神上的伴侣关系不仅是婚姻中一项美好的品质，更是其唯一的立足根本，其重要性远在肉欲之上。

《约翰·弥尔顿与玛丽·鲍威尔》，威廉·鲍威尔·弗里思（William Powell Frith）。© SPENDER FINE ART

在1643年，这是一个极其激进的观点（且我认为在今天依然如此）。弥尔顿坚持要求妻子成为丈夫的精神伴侣，这在17世纪是十分进步的，因为它暗示了女性同样具备理性思考与深刻对话的能力。他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主流观念认为，妻子受到的教育充其量只需达到能与丈夫交谈的程度即可，绝不能高到去挑战丈夫权威的地步。

几个世纪以来，其他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曾探讨过男女之间智识对等的重要性。18世纪中叶，一群被称为“蓝袜子”（bluestockings）的英格兰女性开办了沙龙，在这里，严肃的对话才是核心主题，女性的思想不再从属于男性。（“蓝袜子”一词后来演变成贬义词，恰恰证明了社会对于“女性成为知识分子”这一观念抱有多么大的抵触情绪。）在弥尔顿提出该观点近250年后，尼采从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大脑智识契合性的问题。在他1878年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中，他主张，婚姻本质上是一场长期的对话；在选择伴侣时，你应该问问自己：你是否能够与这个人顺畅地谈天说地，直至白发苍苍？

与弥尔顿一样，尼采也将智识上的交融视为持久婚姻的根本基石，而非可有可无的加分项。我赞同他们二人的思想。但真正帮我回答“爱情中什么才重要，是心灵还是肉体，或者这样的区分本身是否有用”这个问题的，不是我读过的某个人，而是我听过的某个人：那位被称为“王子”（Prince）的抒情哲学家。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将音乐视为一种知识形式来进行思考。但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Prince就深深吸引了我。他创作的流畅性令我着迷，他能将理智、感官和精神融为一体，从不将它们视为彼此独立的领域，更遑论对它们进行排序。

美国音乐人普林斯·罗杰斯·尼尔森（Prince Rogers Nelson，1958-2016），艺名王子（Prince）。© The New Yorker

如果我要勾勒出通往Prince之路的更长轨迹，或许会是这样：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西方思想自此便栖居其中；14世纪，意大利学者型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通过将爱精神化来升华爱情，将心上人塑造为不可触碰的缪斯——远观膜拜，因不可企及而美丽；弥尔顿将心灵的沟通设想为神圣的，却未将其与肉体相连；19世纪，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主张灵魂的融合，提出了“双生火焰”（twin flame）的概念：“我们将化为一体，成为同一个/两具躯壳里的灵魂，噢！何须有二？/两颗双生心中同一种激情，生长，且永恒生长。”尼采则彻底抛弃了神圣，只保留了心灵；而20世纪的许多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将吸引力仅仅简化为肉体。

而Prince打破了所有的壁垒。彼特拉克的恋人可能会写下“我爱你至深，愿为你而死”，而Prince则将这种自负的意象变得发自内心、肉欲横流、直击人心——然后又转而坚称，自己真正追求的是心灵。

许多人只注意到了Prince那极其性感张扬的外在形象，却忽视了他的音乐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精神亲密”的渴望。在歌曲《If I Was Your Girlfriend》中，他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征服者。相反，他请求被重新定位为一个可以倾诉的知己，一个有权进入女性未加伪装的内心世界的人。这首歌不是诱惑，而是一场祈求——祈求那种被弥尔顿称为“得体帮手”、被尼采称为“漫长对话”的相互理解。Prince只不过是将这些词句配上了鼓机节奏。

即便是在表面上纯属挑衅的《Sexy M.F.》中，Prince依然坚持强调：他所渴望的“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心灵，你这个傻瓜”。关于智识亲密感的宣告被嵌入到了这首所能想象到的最彰显肉欲的歌曲中，因为Prince拒绝将这些范畴割裂开来。在《Love 2 the 9’s》中，你可以听到他在实时测试某些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节奏”（cognitive tempo）。这首歌的结构是他与创作合伙人兼后来妻子的梅特·加西亚（Mayte Garcia）之间连珠炮般的打趣，一种将机智、时机与语言敏捷度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交锋。这是调情，但这种调情就是评估。她能跟上节奏吗？她能对答如流吗？Prince不仅仅是在讨好她，他是在录音带上对她进行弥尔顿式的契合性测试。

Prince与梅特·加西亚。© Yahoo

这位艺术家于1996年发行的三碟专辑《Emancipation》，既是他脱离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的独立宣言，也是对他与加西亚婚礼的庆祝。该专辑将浪漫伴侣关系与创作自主权融合在一起。歌曲《Friend, Lover, Sister, Mother/Wife》将所有形式的亲密关系——伴侣之情、欲望、亲情、婚姻——统统浓缩在了一个人身上。他的愿景既不是弥尔顿的等级制，也不是尼采的抽象化，而是极致的融合。他问的不是伴侣是否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而是：我们能否彻底读懂彼此？

然而，尽管Prince的愿景无比宏大，在现实生活中，就连他自己也无法长久维持它。在他和加西亚痛失爱子后，他们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的第二段婚姻也同样以离婚收场。这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以及现代生活的混沌纷乱中——究竟什么是真正可以实现的？

我开始相信，维持智识亲密感的并不是共同的知识储备或教育水平，而是三种要素的协同运作。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缺失时，整体架构都可能发生倾斜。

第一个要素是“好奇心”。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两个人必须对相同的事物感到好奇；相反，双方都需要展现出一种意愿，去关心对方深刻关心的事物。“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是对某人生活日常的询问；而“你觉得里面什么地方最吸引你？”则是对这个人灵魂深处的探寻。

第二个要素是“共享的语言”。即无需解密钥匙就能领会对方言外之意能力——这意味着你们使用的缩略语、能够精准接住的典故梗，以及无需刻意解释就能明白的微妙语意。在修辞学领域，这被称为“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即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们共同的沟通规范而得到巩固。

第三个要素是“思维节奏”。拥有相同的机智频率、相同的反应速度，以及来回对答接拍的能力。这正是Prince在《Love 2 the 9’s》中所展现的。这也是研究“人际同步性”的学者们如今在生物学层面测量的东西——因为当人们真正“相契”时，他们的生理节奏确实会落入同一个频段，心率与脑电波都在相互呼应。

在音乐演奏中，协调一致并不源于“一模一样”，而是源于“感应与调和”（attunement）。音乐家会去倾听结构、节奏与可能性；他们做出回应、调整并延伸。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共同思考。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所体验到的“被理解/被看见”，往往是一种共同追踪并回应彼此信号的能力。两个人可以身处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依然能带着即时性相遇，领会其中的微妙，欣赏彼此的热情，在彼此的思想上添砖加瓦，而不是将其削平压扁。

因此，借用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话来说，关系中真正的“智识差距”，并不在于你是懂体育还是懂亚里士多德——因为核心问题根本不在于你的伴侣是否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真正关键的，是冷漠与好奇之间的差别，是疏离与关切之间的差别，是“你让我觉得无聊”与“我现在还没弄懂，但请告诉我更多”之间的差别。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去操心智识契合性是一种矫情或精英主义。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心灵很重要，对话很重要，与一个和你共度余生的人在精神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是一种值得被严肃对待的独特痛苦。

我的建议是什么？去寻找那个想听你聊聊你正在读什么书的人，而不是那个仅仅坐在那里等你看完把书合上的人。

文/Amy Carleton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2026/10/intelligence-gap-relationships/688978/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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