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家的八家村办化工厂，为什么十来年没人管？

文 | 墨白（媒体人）

一个六七百人的村子，村支书和书记在村里开了七八个甲醇燃料化工厂。十多年来，这些化工厂吃进甲醇废料，输出燃气燃料，把污染留在村子里。

这是央视《焦点访谈》10月18日播出的一期节目——《建在村子里的化工厂》。

播出当天夜里，河北省安委办工作组连夜赶赴沧州东光县，沧州市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第二天上午，机器开进秦村镇小祃口村，开始集中拆除违规储罐。

从曝光到拆罐，不到14小时，效率不可谓不高。

但是其中的根由，耐人寻味。

十几年来，小祃口村六七百口人，守着8家化工厂过日子，有的厂和民宅只隔一条街巷。村民说，这种状况已经十多年了。他们投诉过，举报过，一直告不倒。

这些厂接的是内蒙古、山西煤化工企业的废料。煤化工生产甲醇，会剩下大量副产物，粗醇、杂醇、低度醇，统称甲醇副产，一般它只能按废料计价，上游企业巴不得有人拉走。

东光这八家厂就把这堆废料盯上了。罐车拉进村，大罐储存，勾兑成不同热值的醇基燃料，业内叫“烧火油”，然后卖给饭馆做炉灶燃料，或者卖给粮站烘干粮食。

生意不复杂，账很好算。进货是危废的价，出货是燃料的价，差价归自己，代价留给一墙之隔的邻居。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王如君在节目里说：在村里勾兑，本身就是非法的危化品生产行为；甲醇副产物极其易燃，甲醇的火不能简单用水扑，扑不灭；整个村子一旦烧起来，火烧连营，可能群死群伤。

就算侥幸不炸，村民也躲不开毒刀子。专家的原话：甲醇副产物高毒，长期吸入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记者在三个镇和383省道沿线走了一圈，空气刺鼻，河水黑臭。

这么危险的生意，本该按照极其严苛的制度进行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原国家安监总局55号令中说，带储存设施经营危化品，审批权限在设区的市级，也就是沧州。要拿到证，前置要件一大串：发改部门的项目立项备案，规划部门的规划许可，安全条件审查。项目必须进化工园区，与居民区保持法定的安全防护距离。

《焦点访谈》的记者把东光三个部门挨个问了一遍。

应急局说，批储存证，需要备案证、立项备案、规划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小祃口村，我们一直没有批过规划。
发改局说，甲醇罐子我们批不了，我们这没有化工园区，拿不下化工园区的指标，好多地方涉及可耕地、农地。

三份前置文件，一份都不存在。

在东光这样的县，这些要件也永远凑不齐：没有化工园区指标，就进不了园区；进不了园区，就没有合法立项；没有立项，就没有规划许可。

可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八家厂里，偏偏有三家在2017年之后拿到了证。

证是怎么来的？县应急局审批负责人对着镜头说了实话：2018年凯佳化工办经营许可证的时候，是跟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申请批的，河北省厅给下的文，说这些个怎么办，特殊的这么一类，只办了一批。

省厅特批，只办了一批。为什么特批，公开渠道查不到任何文件。

发证之后呢？即便无规划、无园区、无安全距离，即便超量超范围储存，都阻止不了这些高危村办化工厂。

村民也曾多次举报。

2025年12月，有群众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秦村镇、大单镇、灯明寺镇一百多家化工企业无手续，储罐存放的烧火油是化工危废，383省道附近有异味。督察件转下去，转回当地核实。县里的答复是三个字：不属实。

2026年2月，国务院安委办部署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明确要求排查非法生产、储存、经营危化品的黑窝点、小作坊。但此后八个月，东光县没有任何动作。

2026年5月1日，《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施行，全链条监管写入法律。村里的一切照旧。

可以理解，从县政府到村支书，这些化工厂都关不得。

县应急局那位行政审批人员，面对央视镜头说：东光县不让取缔，按正规他们化工厂是（必须）搬走的，为了给县上纳税，县上不让走，没办法，县上还想要这个税收。

取缔，税收归零；如果合法化，企业必须进化工园区，东光没有化工园区，企业只能外迁，税收还是归零；只有维持非法、留在本地，才能保住税收。

而我国特殊的村级治理生态，也为这种非法产业提供了土壤。

村民对记者说，村里的厂子都是村支书一家子的，人家一家子兄弟七个化工企业，别的（另）一户化工企业是村主任的。

八家厂，七家是村支书和一家子兄弟开的，另一家是村主任开的。

了解农村治理生态的读者，理解这事儿应该不难。

村支书是村里土地的守门人。储罐要整块工业用地，宅基地审批、集体建设用地租赁、耕地转用同意，全在村两委手里。

村里的地，支书家用，自己点头就行；别人想要，一块都拿不到。

村里出了不公的事，也从来不是村民不抵抗那么简单。宗族结构摆在那里，这案子里是七兄弟加村主任，罩着全村的人情往来。半个村的人在厂里打工，挣一份工资。受害者和受益者，往往是同一批人，这是最稳的结构。多数时候，村民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敢怒不敢言。

村支书还有一重身份，他镇政府在村里的耳目和手脚。

我国正式的行政建制到乡镇为止，村级治理要靠村支书落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隔着这层关系，投诉举报往上走，往往走不出这张网。

再加上这门生意门槛天生低。买罐、租地、拉货、勾兑，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唯一的壁垒就是许可和土地，恰好都是村支书垄断的资源。

明白了这一层，再回头看那条投诉史，一切都顺理成章。村民的投诉好不容易流转到督察组手里，督察组反手就把信件转回县里核实。随后，县里提笔写下“不属实”。

很合理。指望县里自己动手，拆自己的税基？

其实东光其实不算差，它是纸箱包装机械之乡，特色产业营收48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5%。可就是这样一个县，依然舍不得那点灰色税收。

那些没有支柱产业的内陆县域呢？可想而知，他们对财政只会更加饥渴。

这是更为普遍的情况。我国大量县域没有像样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支柱产业，年轻人外出打工，县成了低端劳动力的输出地。

写到这里，就显得两头堵。我们一边痛斥当地村支书把化工厂开到村子里，一边又怜惜村民没有收入，只能外出打工。

灰产是县域生态结出来的果。但根子还要再往下挖一层：县域经济的空心化，产业升级通道的关闭，健康支柱产业的缺位。

但凡有条活路，谁去赚玩命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