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收录一首歌谣。它看似简单，却流传甚广。

日出而作：一首歌谣如何刻入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前九一年，长安城一座不起眼的宅院里，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将最后一卷竹简合上。

竹简上的墨迹尚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一百三十篇，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兴衰荣辱，尽数浓缩在这一堆沉甸甸的竹木之间。

他叫司马迁，此时距他遭受宫刑已过去七年。

那封后来被收入《文选》的《报任安书》中，他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七年前的那一刀，割去的是一个男人的尊严，换来的却是一部旷世巨著——而在这部巨著的某一卷里，一首几乎被人遗忘的上古歌谣被郑重地记录了下来。

从龙门到长安：一个史官世家的宿命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即今天的陕西韩城。

关于他的生年，学界争论已久，较为可信的说法是约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

他出身于一个史官世家，其先祖在周朝便担任太史，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与国家典籍。

司马谈是一个有雄心的人。

他学识渊博，曾师从名家研习天文与哲学，一直想写一部通史，将自上古以来的历史加以整理。

然而这个愿望至死未能实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天子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周南，未能随行，抑郁之下病情加重。

临终前，他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流泪嘱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俯首流涕，答应了父亲。

这一年司马迁约三十四岁。

元封三年，他正式继任太史令，得以遍览皇室所藏典籍，为日后的著述积累了丰富材料。

太初元年，他又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共同修订汉历，即“太初历”，同时着手撰写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巨著。

如果命运就此顺遂，司马迁也许会成为一个普通的、称职的史官。

但天汉二年的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李陵之祸：一刀之后的选择

天汉二年，汉武帝命将军李陵率兵北击匈奴。

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漠北，遭遇匈奴八万骑兵围困，力战之后兵败投降。

消息传回长安，武帝震怒。

满朝文武见风使舵，纷纷指责李陵有罪，唯独司马迁站了出来。

司马迁并非与李陵有私交，他之所言完全是基于对事实的判断。

他向武帝指出，李陵以寡敌众，杀伤匈奴万余人，虽败犹荣，其投降极可能是权宜之计，日后必然寻找机会归汉。

武帝起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但随后又传来李陵帮匈奴练兵的传闻，武帝勃然大怒，下令族灭李陵全家，并将司马迁以大不敬之罪处以宫刑，关入狱中。

宫刑，在汉代被视为奇耻大辱。

遭受此刑的人被当作家族的污点，受到亲友的鄙视。

司马迁一度想到自杀，但他最终没有死——那部尚未完成的史书在等着他。

他在《报任安书》中如此表述自己的心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选择了“重于泰山”的那条路。

出狱后，司马迁被任命为中书令。

这个职务在当时由宦官担任，虽属尊宠之职，对司马迁而言却是一种时刻提醒他屈辱经历的存在。

他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将全部心力投入著述之中。

至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全部写作。

翌年，他去世了。

五体结构：一座精心建造的史学宫殿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

全书由五体构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提纲挈领地记载国家大事，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按年月排列。

表以简明的表格勾勒历史发展线索，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从古到今叙述各类制度的源流。

世家以编年体记述诸侯列国的兴衰。

列传则是人物传记，上至将相公卿，下至游侠商人，各色人物皆入其中。

这一体例是司马迁的独创。

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史书要么是编年体，要么是国别体，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三千年历史，前无古人。

鲁迅后来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一评价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史学价值，也承认了它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司马迁搜罗了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歌谣、谚语和民间传说，将它们嵌入史事叙述之中。

其中有一首歌谣，短短二十余字，却被后世反复引用、解读、歌颂，它的影响贯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

康庄道上的老人：击壤歌的诞生

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道路中央玩击壤的游戏，一边投掷木壤，一边歌唱。

观者感叹尧帝的功德伟大，老人却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是一种古老的投掷游戏。

壤以木头制成，前宽后窄，长约一尺四寸，形状如同鞋子。

游戏时先将一只壤侧放在地上，人站在三四十步远的地方，用手中的壤去击打地上的壤，击中者获胜。

这首歌谣因此得名《击壤歌》。

关于这首歌谣的文本，历代记载略有差异。

汉王充《论衡·感虚篇》和《艺增篇》均引录此歌，其中末句作“尧何等力”或“帝何德于我哉”。

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记为“帝力于我何有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沿用了这一版本。

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将《击壤歌》列为全书开篇第一首，并特别说明：帝尧以前的《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事近荒渺，故以《击壤歌》为始。

《击壤歌》被沈德潜称为“中国歌曲之祖”，这一判断并非过誉。

全歌用语纯净，不染尘灰，文字朴素到了极点，却又精确到了极点。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八个字，概括了农耕民族数千年不变的生活节奏；“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八个字，勾勒了自给自足经济的基本形态；而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则石破天惊地宣告了一种对权力的超然态度。

这首歌谣之所以能被收入《史记》，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

一个遭受了皇权最残酷惩罚的人，在记录历史时选择保留这样一首蔑视帝王权力的歌谣，这绝非偶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歌谣精神的千年回响

《击壤歌》的影响，远不止于被《史记》收录这一件事。

它所表达的精神气质，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潜流。

四百年后，东晋末年，另一个不愿向权力低头的文人出现了。

义熙二年，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上任仅八十余日，郡里派督邮前来视察。

属吏告诉他应当束带相见，以示恭敬。

陶渊明长叹一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当日便解下印绶，辞官归乡，从此再未出仕。

陶渊明辞官后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种对田园生活的回归，与《击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理想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直接化用了击壤的典故——“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以击壤老人的自在生活作为自己归隐的精神依据。

陶渊明的选择并非孤例。

在《击壤歌》被《史记》收录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击壤”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

唐代诗人杜甫在《奉送王信州崟北归》中写下“壤歌惟海甸，画角自山楼”，以击壤歌来描绘太平盛世的景象。

杜甫的用法更偏重于歌颂太平，与《击壤歌》原初的“帝力于我何有”之意有所偏移，但这也说明这首上古歌谣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李峤在诗中写道“宁知帝王力，击壤自安贫”，则更接近击壤歌的本意，强调的是一种不依赖权力、安于自我劳作的生活方式。

柳宗元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写下“苟伸击壤情，机事息秋豪”，同样以击壤表达一种远离机巧、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

宋代苏轼在《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中亦以“壤歌”入词，将击壤作为太平盛世的象征。

明代王世贞在传奇《鸣凤记》中写道“息风波，固皇图，愿见康衢击壤歌”，将康衢谣与击壤歌并提，共同作为理想治世的标志。

从尧时老人的即兴吟唱，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郑重收录，再到陶渊明、杜甫、柳宗元、苏轼等人的反复引用，“击壤”一词在中国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绵延两千余年的文化脉络。

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更是对个体劳动价值的肯定和对权力干预的警惕。

凿井而饮：一种文明底色的确认

《击壤歌》所反映的，是华夏农耕文明最深层的底色。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便以农耕为生。

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社会组织方式。

《击壤歌》用最朴素的语言，将这种生活方式提炼为一种价值判断——凿井饮水，耕田吃饭，这样的生活自足而完整，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和帝王的恩赐。

这种态度在后世演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传统。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表述与《击壤歌》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一个人的尊严和幸福，不必依赖外在的权力和财富，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劳作和内心的充实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击壤歌》与同时代另一首歌谣《康衢谣》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康衢谣》出自《列子·仲尼》篇，据载尧治天下五十年，微服游于康衢，听到儿童唱道：“立我蒸民，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这首歌谣歌颂的是尧帝的德政，表达的是百姓对君主的感恩与顺从。

而《击壤歌》的态度截然相反——“帝力于我何有哉”，百姓自给自足，帝王的权力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两首歌谣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德政感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

而《击壤歌》所代表的那种“自我调节与自给自足”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将《击壤歌》列为第一首，这一编排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

它意味着在沈德潜看来，中国诗歌的起点不是庙堂颂歌，不是宫廷乐章，而是一个田间老人对自足生活的歌唱。

这种判断，恰恰呼应了《击壤歌》最原初的精神：权力可以更迭，王朝可以兴亡，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本身，才是文明真正的根基。

公元前九一年，司马迁在长安的宅院中合上了最后一卷竹简。

他不可能知道这部书将在此后两千余年间被多少人阅读、被多少人引用、被多少人奉为经典。

但他一定知道，那些被他记录在书中的歌谣——包括那首来自尧时老人的击壤之歌——将会随着这部书的流传而进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田野间看到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我们在文字中读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我们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句话时，那个在康庄大道上击壤而歌的老人，依然站在那里，手中握着木壤，朝着远方的地面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