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背《念奴娇·赤壁怀古》,只记住“大江东去”。后来看草书长卷,才发现同一首词还能变成线条,苏轼在黄州醉后写过,董其昌又清醒写过。我想弄明白,字到底给这首词添了什么,词人人会背,落到纸上却不一样。
苏轼写这首词时,已经被贬到黄州。乌台诗案让他差点丢命,关了一百多天。黄州城外的赤壁矶,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可在他眼里,已经装进了三国和千年历史。
他的心里不只有豪迈,也有自嘲。所谓怀古,很多时候是在想自己。这个背景很重要,不然看他的字,只会觉得放得开,却不知道为什么放得开。
苏轼这卷草书,墨迹已经不在了,现在能看到的是初拓本,藏在太原双塔寺。它是纸本册页,十一折二十二页,三十八行,一百二十多字,字径四到十厘米,在他传世作品里算很大的草书。启功说它是千古绝唱,但拓本能不能传出原迹的神,还是要打个问号。
卷末有一段自注很有意思,他说“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似指端出也”。意思是他平时不常写草书,这次喝醉了才放开,酒像一个开关,让身体记忆自己跑出来。
看他的笔法,也不是唐人那种标准草书,他常用偃笔、侧锋,把笔毫铺开,有点偏离中锋传统。外看柔,里面却硬,古人叫“绵里裹铁”;陈振濂说他“去势存意”,就是不太拼线条的冲劲,而是让性情带着笔墨走。
他的来源也杂,李邕、颜真卿、怀素都有影子。米芾说他深得王羲之原生笔意,又不被古人法度绑住;宋代书法讲“尚意”,可草书本身法度很严,要在法度里写出自己,很难。
董其昌的草书《赤壁怀古》长卷,是另一种样子。他平时写字温润秀逸,偏淡雅,可遇到苏轼这首豪放词,他明显放开了;晚明文人喜欢讲性情,董其昌又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都会进到笔下。
这卷写在古旧绢本上,底色泛黄。墨色浓淡干湿,在绢上变化很多。卷尾还有历代藏家的印章,作品流传过谁的手,也成了它的一部分。
他的笔墨像跟着词走,开头“大江东去”,下笔重,字也开。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笔画盘旋回绕,像浪在打转;最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笔势慢下来,线条收住。他不是在抄词,更像用笔墨演奏。
董其昌虽然放纵,底下还有法度,长线连绵,短画顿挫,提按分明,转折圆转。看着自由,骨架还是魏晋古法;现在有些人写草书,一味求潦草狂怪,对照这卷就能看出差别。
把苏轼和董其昌放在一起,很有意思。苏轼在北宋,尚意,法度松一点,性情优先;董其昌在晚明,尚趣,个性表达更自觉。同一首词,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
苏轼是醉后走笔,无意识,即兴,身体性强。董其昌是清醒挥毫,有选择,有经营。但他们有共同点:文字意义和笔墨形式合到了一起,不是两张皮。
真伪问题也不能绕开,苏轼墨迹早没了,只剩拓本,董其昌的长卷也要面对鉴定。可就算“传苏轼”有疑问,作品本身能不能打动人,还是另一回事,艺术感染力有时不靠作者名字活着。
从读词到读帖,是两种经验。读词时,“大江东去”在耳朵里;看帖时,它变成眼里的江河。书法让文字不再只是背诵。
今天看这类作品,不必一味膜拜古人,更有用的是理解笔墨背后的精神逻辑。豪情到底是苏轼的,董其昌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可能每次看,答案都会变。
回到黄州那个苏轼,他在赤壁怀古,其实也在想自己的当下。书法也一样,每一次书写,都是对原作的重新理解,也是对自己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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