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再现中华传奇的历史书写

书 名：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作 者：萧易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1253年，在后来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的统率下，蒙古军队发动了一次足以载入世界军事史的奇迹远征。蒙古大军从六盘山一带出发，兵分三路，翻越了川藏之交的崇山峻岭，将位于云南的大理国吞并。

蒙古人奇袭长达数千里，沿途需翻越许多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穿越令人谈之色变的巨大峡谷，最后又精准地合围目标，完成既定计划，展现了他们在军事上的顶级技术。更令人惊讶的是，大理只是蒙古人的一个中间目标，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富有想象力的进攻，目标并不是大理，而是距离起点六盘山和终点大理数千里的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

那么，为什么要攻打临安必须首先进攻大理？事实上，如果蒙古人能够轻松拿下临安，他们也不需要这样折腾了。之所以必须绕道数千里，是因为南宋政权艰苦卓绝的抵抗让蒙古人意识到，他们除了包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得手了——进攻大理，其实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而南宋能够做出有效的抵抗，又和一个关键地区有极大的关系，这个地区就是四川。或者说，正是由于四川的南宋军民做出了坚决又有效的抵抗，让蒙古人无法像在其他地区一样迅速得手。不管是在中亚、西亚还是东欧，蒙古人的进攻都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如同旋风一般扫过，留下崩塌的政权和遍地的枯骨。

蒙古人遇到抵抗最激烈的地方，就在南方的汉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南宋是个软弱的朝代。事实上，南宋代表着全世界抵御蒙古入侵的最强力量，它足足支撑了半个世纪，才最终被蒙古铁蹄踏平。即便被吞并，南宋的抵抗也不是徒劳的，因为它消耗了蒙古人的战斗力，从南宋灭亡开始，蒙古帝国就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表明这个庞大军事集团的气势已经在前面的战斗中逐渐耗尽了。

最近几年，描写南宋抵抗蒙古人的书已经不少，但可惜的是，大部分书写都受到金庸老先生的影响，要么描写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保卫战的可歌可泣，要么聚焦于崖山的悲壮天倾。事实上，宋蒙战争早期的关键战场不是在中路的襄阳，而是在西路的四川。这里可以简单讲一下当时的形势。

自古以来，连接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大通道在“秦岭—淮河”一线共有三条，其中西路是连接陕西、甘肃南部和四川的蜀道；中路是连接南阳和荆州（直到武汉）的南襄隘道，核心节点位于襄阳；东路是淮河地区经过巢湖、淝水的巢淝通道，核心节点位于安徽寿县。

由于蒙古人进攻金朝时使用了陕西以南秦岭中的通道进行包抄，加之东路和中路的宋军实力更强，西路的宋军实力较为薄弱，因此蒙古人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早期一直把西路当作主攻目标。由于四川处于长江上游，蒙古人希望拿下四川后，凭借上游优势，一鼓作气向下游扑去。但恰在四川，蒙古人遭遇了南宋的顽强抵抗。宋军最初在四川遭遇了巨大的损失，但自从余玠接过宋军防御的统帅权，宋军就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抵抗策略。蒙古人擅长野战，宋军有意避免同他们进行野战，而是利用四川的地形，构建了大量的山顶城堡。这些山顶城堡如同一颗颗顽强的钉子，让蒙古人既无法攻克，又不敢忽略。四川就成了抗击蒙古人的重要阵地。

而所谓进攻大理的斡腹之谋，很大程度上就是蒙古人在试图全面控制四川失败后做出的一次包抄式的军事战略。他们的策略是：既然在北三路受阻，特别是四川的抵抗使部队无法前进，就开辟南方战线，从四川西面掠过，首先进攻南方的大理，再从大理进入安南（陈朝），这就可以从南方进攻南宋了。具体路线包括：从大理进攻四川的南宋防御体系，从大理和安南经过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进攻两湖地区。通过两面夹击的方法，进攻四川和两湖，战略上不可谓不先进。但他们成功了吗？我们看真实的历史走向……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从北三路和南二路共同进攻南宋，他自己则身处他最看重却屡屡受挫的西路进攻四川，可见他对四 川的重视。五路大军齐发，其中中间两路取得了重大突破，进攻两湖地区的北路军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围攻了鄂州（治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而南路军也到达了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马上就要实现合围了，只需等待西路军的消息。

西路军传来了消息：蒙哥大汗在围攻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时突然身亡。大汗的身亡彻底改变了蒙古军事行动的走向，为了争夺大汗之位，中路的忽必烈匆匆释围而去，放弃了之前的成果，南宋又转危为安。

事实上，蒙哥的身亡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比如在西边，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已经灭亡了阿拔斯王朝，正在向叙利亚地区进军，但接到蒙哥死讯后，他率领主力队伍向东返回，导致留守的蒙军被埃及的马穆鲁克军队击败，彻底失去了征服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机会。而此后的汗位之争也让蒙古人分裂，再也无力共同完成规模宏大的西征。可以说，四川地区的抵抗，让蒙古人最具想象力的包抄式远征再次失败，甚至改变了很多国家历史的走向。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四川战场在当时的重要性。

但是，一个令人疑惑的事实是：虽然四川战场如此重要，后世历史学家对此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甚至连有关四川战场的历史记载都比其他地区要少得多。余玠和其他将领在四川构建了庞大的山顶城堡体系，这些城堡的遗址至今依然遍布四川盆地，却很少吸引研究者的目光。

我很早就关注到四川的城堡体系，却由于缺乏资料，一直只能远观，同时等待着有价值的书写出现。直到今天，才看到了一份翔实的全景式记录，这就是萧易兄所写的《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在我看来，萧易的确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不二人选，也是四川古迹的最佳研究者。由于资料的缺乏，如果仅仅靠阅读古籍，很难对这段历史做出真实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萧易绝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坐学家”，而是一位遍访山川的访学者。他之前的作品《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就从考古的角度将四川的古迹和历史结合起来，成为记录四川的最佳研究作品。他还考察了四川几乎所有的石窟寺，又对当年梁思成等人在四川的考察进行寻踪探访，写出了《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等著作。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精品。

他以考古结合史料的能力，为书写宋蒙战争中的四川战场增加了许多有趣的角度；他借鉴了大量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借助墓志、碑铭、窖藏等，还原当年的兵戈铁马，让那些冷冰冰的城堡活了起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当年为了逃避蒙军进攻，百姓们埋藏的大量金银器皿，守卫四川的将士们用血肉筑成的方城，特别是“川中八柱”的起起落落，以及南宋抗元将领曹友闻、余玠、王坚等人的英勇形象。

如今，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七百多年，耸立在山顶的方城依然在诉说着当年南宋军民的悲壮和不屈，用作者的话说，“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直到一名归顺蒙古的降将劝说蒙古人将进攻重点从西路的四川转移到中路的襄阳之后，蒙古人才利用中路通道最终灭亡了南宋。即便在临安投降后，四川的人们依然在抵抗。川中城堡各自为战，在“川中八柱”的城堡大部分陷落后，钓鱼城依然不屈服。正是这种精神，让四川得以作为中华民族的大后方，即便在后来历经诸多战火，始终保持着傲然独立的气质，时至今日仍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

202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