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一个月，鲁迅如何谈论死亡｜夜读

谈论死亡，往往容易落入沉重与恐惧。可在鲁迅笔下，死亡既是逼近自身的现实，也是观察世道人心的一扇窗：穷人盼轮回，富人想超越轮回，小康者则盘算着怎样安心做鬼。

今晚，我们重读许子东《重读鲁迅》中的这段文字。它围绕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下的《死》，从珂勒惠支、轮回与“鬼的生活”，一路谈到鲁迅最后的自我审视。死亡在这里不只是终点，也照见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工作与未竟之事。

本文来源：《重读鲁迅》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许子东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上海八仙桥第二届木刻展览会上，距其去世仅十一天。

1

重读鲁迅的文章《死》

鲁迅去世一个多月前，他在 1936 年 9 月 5 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死》。文章发表在 1936 年 9 月 20 日的《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钱理群北大演讲录之二《与鲁迅相遇》，内容一共九讲，第一讲就是从鲁迅生命的最后一章讲起，着重引用了《死》这篇散文。

《论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的散文，从来都是真心话，充满善意，虽然他自己说文章没有完全说出他的真话。这一篇《死》，也是“人之将死”。人们当然想知道，面对不可知的、令人恐惧的未来世界，鲁迅先生在想什么？他想说什么？

文章开始，讲的是一位他喜欢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罗曼·罗兰曾经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照出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

珂勒惠支肖像，约摄于1925—1929年，1935年印制。

鲁迅曾把珂勒惠支的作品《牺牲》，发表在“左联”期刊《北斗》上，以表示对柔石等作家的无言的纪念。珂勒惠支说她后来的创作是抛不开“死”这个观念的。这句话引起鲁迅的同感。

珂勒惠支《牺牲》，《战争》组画第一幅，1922年。

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1936年初，鲁迅病重，当时以为会不行了。之后鲁迅在3月和6月经历了两次大病和抢救，所以到9月写这篇《死》的时候，有种好像死过一次的感觉。虽然大先生已经只有一个多月的宝贵生命，可是讲起那个完全不可知的未来，鲁迅先生的语气却非常轻松，他谈论中国人的生死观，好像这是一个和作家本人没有关系的哲学文化命题。

2

穷人的轮回

任何世界上的民族，自古以来都要想象来世。所有一神教，犹太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要回答“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么一个终极问题。中国人也不例外。但国人临终之时，却并不要神父、牧师在床边才能安心，而是最好要全家都在，尤其是儿孙都在床边，这样才能安心闭眼。可见中国人虽也信仰生命死后延续，但不是靠灵魂或者上帝，而是靠人们自己的血脉、种族、子孙、后代。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身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怎么看待死亡？鲁迅又是如何想象人死了以后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关注的仍然不是全人类，主要还是中国人，而且是不同阶级的中国人。

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

这就是鲁迅，人已到了最后时日，谈论生死问题，仍然不无幽默地展开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先讲穷人，弱势群体、劳工阶级，“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轮回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去了。

人类最大的奥秘就在于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从那个世界回来，告诉我们那是怎么回事。人越接近终点，越想知道终点，想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新起点？

藏传佛教“生命之轮”中的人道局部，以图像呈现轮回世界。

鲁迅继续替穷人着想，“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因为人类有这样的想法，古墓才变成宝库，因为人们都想把最好的东西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花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吗？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轮回就是重新开始，是新的人生起跑线。“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借着讲鬼轮回，鲁迅又在骂那些有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了。但也不全是骂，鲁迅接下来就替他们分析了：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

3

“鬼的生活”

穷人盼轮回，富人想特权，但鲁迅最关心的是那些不十分穷又不能算富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他们怎么想象、安排死后的事情呢？

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现在还会有人烧纸的房子、汽车，甚至还有纸的三陪小姐……中产阶级，做鬼的生活水平也在与时俱进。

鲁迅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重病在身，从死神手边挣脱回来几个月，却还是一贯的幽默，而且不无讽刺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来世梦想。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

“大有语病”的“鬼的生活”绝不只是鲁迅这篇文章的幽默笔法，很多研究者都从“鬼”的方向分析鲁迅作品，比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身为基督徒的他一直困惑于鲁迅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一种超越性的视角，而且“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即向“鬼”的方向超越。”这个观点，后来被汪晖引用，“‘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展开的超越性的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所以“鬼的生活”尽管按常理不通，却也有可诠释的深度。

仔细想想，中国人很少想象和描绘天堂，想来想去就是做鬼的生活质量不能低于目前的小康水平。这真是一种现实、世俗、脚踏实地、精神胜利，又充满人情味的终极人生关怀。

想象了轮回和做鬼的来世以后，鲁迅回到了他自己的理念上。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

4

只想到“要赶快做”

从科学的角度看，鲁迅无法想象人死了以后究竟还有什么。

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

北京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桌。

本人在编辑文集，赶写《重读鲁迅》时，心里隐隐有共呜有感应的，也是鲁迅的这段话。鲁迅虽然激烈却很传统，但诚如林毓生教授所言，鲁迅骨子里仍是儒家精神：“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鲁迅来说，生命的驱动力就是“要赶快做”，直到 1936 年初大病。

除了日本医生以外，另请的一位美国医生也断言，鲁迅的肺病已经无法医治。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

这并不是事实。钱理群专门罗列过鲁迅最后一年做的事情，写的文章，包括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于后面那么多复杂的人事纠纷，鲁迅其实操碎了心。但鲁迅说，

“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

鲁迅在遗嘱里说了什么？遗嘱又有什么背后的意思？鲁迅对自己的一生有着怎样的坚持、反悔和总结呢？

1936年10月22日，章乃器在鲁迅葬礼上演说。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5

鲁迅的遗嘱

鲁迅没有正式的遗嘱。在散文《死》里，大部分篇幅是以幽默的笔调，戏说“鬼的生活”，分析穷人、富人、中产阶级对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想象，也谈到自己的病况，最后也有一些写给亲属的话，一共有七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死》，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这些文字，既像是给家里人的嘱咐，又像是鲁迅一生坚持的人生哲学——怀疑和战斗。对他人，甚至是对人性的怀疑，还有对社会黑暗永远是战斗：

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一个由文字构成的临终仪式，说明鲁迅至死都坚持他的献身使命，启蒙战斗。

按钱理群的归纳，鲁迅的敌人一共有四类，第一是国家掌权者、统治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当局；第二是“亲英美”的知识分子集团，从20年代现代评论派成员，到后来新月派梁实秋、胡适以及林语堂等等；第三是上海滩上各种无聊文人；第四，1936年，他主要的怨敌是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在我看来，第三类其实并不重要。或者，第三类就是影射第四类创造社、太阳社那些虚伪做作的革命文人，他们是有联系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其实主要是三类。

鲁迅到死都没有放弃和他们作战，所以他至死都不愿意宽恕他的敌人。这个姿态是一贯的。在20年代中期，鲁迅写文章也强调，他写文章不仅是为了他的朋友，更主要还是为了让他的敌人不高兴。

至死坚持战斗姿态，也说明鲁迅临终之时也没有后悔自己这一生。

鲁迅这一生把很多的时间放在斗争上，不管这样的一生，在别人眼里有多少可以遗憾或者质疑的地方，鲁迅自己好像是无怨无悔，他没有一个晚年的或者临终的转变，或者彻底的反省等等。他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这是他对人生价值的坚持。

鲁迅这种不信宗教、直面惨淡人生的姿态，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信仰，对20世纪以及以后中国人的精神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脉络中，鲁迅有意无意地更接近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而很少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家策略，或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学境界。

鲁迅在《野草》中描写过耶稣受难，还被世人唾骂。这篇文章，颇有“夫子之道”的意味。但鲁迅钦佩的是耶稣的献身精神，感叹的是圣人不被民众理解。他最后的遗嘱显示，鲁迅并不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不相信面对社会黑暗可执行宽恕之道。所以，作为中国的“民族魂”，鲁迅和印度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据说，须藤医生有次跟鲁迅闲聊，说日本武士有个传统，担心自己生命安全，因此每年修改一次遗嘱，问鲁迅有没有类似的打算。鲁迅说，我要说的都在我的文章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重读鲁迅”60篇，都是在读鲁迅的遗嘱。后人不孝，不知怎样才能继承鲁迅的遗产。

让时光倒流，与文学巨匠进行一场跨越世纪的深刻对话，感受那份穿透纸背的思想锋芒与不朽情怀

-End-

观点资料来源：《重读鲁迅》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星标关注我们，一起阅读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