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生亲历贫农夺地记

作者：《新民主主义报》撰稿人

译者：翻译修码吉亚

编者：飞电智能

文章来源：《新民 主主义报》（哥伦比亚），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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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委内瑞拉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就在这场后来成为塞萨尔省乃至整个哥伦比亚农民效仿榜样的行动开始前的几个小时，我得知了这个行动将要开始。仅仅几分钟，我就明白了这一进程在农民斗争中的重要性，于是确定参加行动。我随即赶回公寓，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旅行所需的一切，因为下一班巴士将在几个小时后发车。作为一名学生，我早已开始理解占领土地的含义及其在哥伦比亚农民运动史上的核心地位。此外，我还听说过几起案例，一些勇敢的农民和土著组织在国内其他地区通过占领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当推动这一具体进程的几位熟人向我介绍占领工作已启动时，我看到了一个机会，既能亲身体验这一进程，又能为其贡献力量。几年来，我一直参与社会运动。作为一名学生，我一直主张必须将在大学所学的知识用于服务人民的斗争。这是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契机，于是，我踏上了前往阿瓜斯布兰卡斯（Aguas Blancas）的旅程。这段行程大约需要15个小时，同行还有一位同样响应号召的朋友，他将负责此次活动的新闻报道工作。

抵达现场后，两名农民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帮我们搬运了行李以及为占领行动准备的其他物资。地块的围栏上装饰着由农民组织绘制的画布。这些画布在风中不断飘扬，其中一幅写着那句历史性的口号“耕者有其田”，另一幅则预示了这场斗争将如何收场：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一走进地块，我就看到参与活动的农民协会已经搭好了许多简易棚屋，大家正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挥舞着砍刀开垦荒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要推进土地复垦工作，并在数十年后获得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在我对这个以及社会运动中其他场景的记忆里，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家彼此都以同志相称；因此，我们刚一到，那句“下午好，同志”总会得到热情的问候和真挚的关怀。当时，我走向了那些我认识多年的同志，我们互相问候后，他们便向我说明了这几天我需要承担的职责。最后，我整理好随身物品，准备全身心投入这个对我而言将是一个绝佳的学习场所。

那天晚上，我帮一位姓穆里略（Murillo）的农民——他来自乔科省（Chocó）——搭起了我们接下来几天都要住的简易棚屋，同时也帮一些同志搭好了吊床。随后，我们听到了饭做好了的喊声。虽然因为前一天赶路太匆忙，我把餐具忘在家里了，但几位同志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借给我餐具。正当我坐在农民们搭建的篝火旁吃完饭时，营地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在场的各协会迅速召集了各自的成员，并在会上确定了待完成的任务及其他重要职责，其中包括夜间值班。会上，我和我的同志被介绍给营地成员，大家用动人的话语欢迎我们前来支持他们。完成集体活动后，我们准备休息一下，以应对接下来漫长的一天。具体来说，那天下午很平静，虽然有几名骑摩托车的警察试图盘问并骚扰站在大门处的同志们，也有报告称有几辆皮卡车停在路上拍照进行恐吓，但除此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事情。

第一晚，我负责了午夜12点至凌晨2点之间设在某个安全哨所的值班任务，一个名叫阿方索（Alfonso）的农民陪在我身边，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聊了不少。我们坐在水桶上，身处丛林之中，四周一片漆黑，唯有满月洒下微光。阿方索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与组织中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希望能获得一块土地用于耕种；在多次占地尝试失败后，他非常期待这次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在地主的庄园里干活，那里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挣的钱仅够维持生计和养家糊口；此外，在占地期间，他每天需要抽出数小时去干活，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在下午和晚上回来继续协助占领。我们讨论了许多话题，包括哥伦比亚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大庄园、土地囤积、土地掠夺……），以及全国各地占领土地行动日益增多的情况，此外还谈到了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等议题。针对后一点，在询问了他对此的看法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结论：必须摒弃那种认为通过选举途径和组织农民就能实现变革、并将此视为获得土地的唯一保障的幻想。距离我们的值班结束还有几分钟时，他问我我们为何要参加这次占领行动。他很好奇，我们竟然花了15个多小时赶来支持这次的行动，而表面上看我们似乎什么都得不到。我的回答很明确，那就是为这无疑是整个大陆每个角落的农民应当走的道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我们道别，由下一班岗接替了我们的任务。

在新的一天，5月6日星期三的清晨，我们于凌晨5点整开始了这一天的行程。此时，已有几位同志负责生起了厨房的火。昨晚漫长难眠，大家对当地牧场主可能做出的反应多少有些忐忑。我们所处的并非普通地块，而是占领了一块约140公顷的土地，其原所有者是该地区的主要准军事组织头目之一， 尽管这片土地已闲置近二十年，甚至已归负责没收犯罪分子财产的机构“特殊资产管理局”所有，但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地意识到存在被报复势力袭击的潜在风险，无论对方是身穿正规治安部队制服的武装人员，还是地主派来的皮卡车上的打手。那天要完成的任务很多，包括整理集体用品、准备食物、继续清理灌木丛、协助搭建新的帐篷，以及制定一份应对可能被驱离情况的疏散计划等。我们的平静没持续多久，警用皮卡便开始驶入入口处，我们集体决定出去迎接他们；大家纷纷走向大门，许多农民戴着口罩，还有人戴着头套或用简易雨披遮住部分面部——这是出于安全考虑采取的基本措施，旨在应对哥伦比亚社会运动长期以来所遭受的“个体化”和“犯罪化”。到了现场，警方首先提到了蒙面一事，声称只有罪犯才会蒙面，考虑到发言者的身份，这种指控并不令人意外。随后，一名高级官员宣读了一份已送达警察局监察处的投诉书，该投诉要求警方介入并停止此次占领行动。简言之，这位警官表示，农民们必须在明天前离开该地块，否则将被强制驱离。

警察撤离后，我们立即召开了一次集会，一些人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色；随着人们陆续到来，人群中不时传来这样的议论：“我们为这片土地奋斗了一辈子，绝不能让他们把我们赶走！” 大会上的发言开始了，一些领导人提出了前往瓦耶杜帕尔市各政府机构大楼进行抗议游行的建议，目的是阻止正在进行的驱逐行动；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必须留在该地块并做好抵抗准备。于是，这两项提议都付诸实施：一群农民前往城市，而协会的其他成员则决定留下来协助筹备工作。当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处于一种紧张的平静之中，周围蚊虫叮咬不休，只能靠放在泡沫塑料箱里冰镇的水来缓解令人窒息的酷热，我们都在等待着第二天——甚至当晚——可能会发生什么。在与农民们交谈时，大家表示不愿离开这片土地，放弃占领对他们来说绝非选项。事实上，关于面临强制驱离威胁的控诉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传播，以至于在那天及次日， 不仅开始收到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学生、农民和民众发来的支持信息和视频，而且该地区——甚至其他省份——的其他协会也加入了这一事业。面对迫在眉睫的抗争局面，他们赶来与我们同行并并肩作战，还带来了食物和其他物资。因此，下午的工作继续进行，我协助建造了一间卫生间，整理了集体物资，完成了一些任务，并协助值班工作。整晚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除了在持续近半小时的暴雨过后，我们经历了一次轻微的积水之外。那天凌晨，我值班的时间是午夜12点到凌晨1点，被安排与一位我认识多年的同志一起值班，我们借此机会聊了聊最近的近况，以及我们认识的人的生活。一想到我们所处的地方以及我们正在支持的这项重大任务，我的话中便充满了激动之情。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其他同志非常准时地前来接替了我们的班。

在新的一天，5月7日星期四凌晨5点，我们大家匆匆收起吊床，赶往厨房。在那里，我帮忙分发食物，随后吃了早餐，又是用某个农民借给我的盘子盛的。清晨，我们召开了集会；会议讨论了前一天举行的抗议活动未获任何回应的情况，这个活动旨在呼吁相关机构出面调解并阻止强制驱离；此外，还有多份报道提到，曾以血腥著称的机动防暴队（ESMAD）——这支负责强制驱离的警察部队——可能正在瓦耶杜帕尔市活动，这让人们对接下来几个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深感忧虑。面对这种局面，会议提议走上街头封锁“太阳之路”——这是我国的主要干道之一，恰好从该地块正前方经过——并宣布进入永久集会状态，以此向政府、国家机构及地方当局发出明确呼吁。农民们做好了准备，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强制驱离而收拾好个人物品，随后齐聚道路封锁点。在那里，他们用树枝和树干阻挡去路，同时高唱口号：

我们是谁？——农民！

我们要什么？——土地！

为了什么？——为了耕种！

我们不是入侵者！我们是农民！

来到路障处的人们好奇地观看着这次抗议活动，询问抗议的原因，甚至还有许多人对此项斗争表达了声援。一些农民不断向公众发声，说明当时的情况，并谴责可能发生的驱逐行动。交通封锁持续了约1小时，在此期间，两条车道每2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同时确保了救护车、病人以及正在前往就医途中的人员的通行。这次动员活动一直持续到多辆警用皮卡陆续抵达为止。警方在未进行任何对话的情况下，便开始对农民进行恐吓，提出诸如质疑他们持有砍刀——这种农民最常携带的工具之一——等荒谬的指控，并声称这些物品会妨碍与相关机构建立对话。与此同时，警察特别行动组（GOES）的卡车抵达现场，这些警员未经事先通知便携带重型武器闯入该地块。面对这一情况，农民们决定暂停封锁行动，并迅速返回该地块，以阻止更多身着制服的人员进入。除了赶到的数十名警察和警察特别行动组成员外，前方车道上还停着两辆卡车，车上载有约二十名机动防暴队队员。他们手持盾牌和所谓的“非致命”武器——实际上却极具杀伤力——正等待着开火的命令，准备从正面射击，使农民们失明——这正是该警察部队的惯常做法。

在大门另一侧，我们正组织起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行闯入；当他们向场内投放无人机、准备警犬并通过无线电请求直升机支援时，我环顾四周，眼前唯有那位准备为土地而战的农民那张严肃的面孔。在我身边，有老人、孕妇、儿童，其中大多数是高龄老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遭受剥夺、暴力、迫害以及国家疏于管理而被抛弃在这里的。当局的部署不仅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失当且不公，更再次昭示了国家机构究竟站在谁的一边；在那些面容憔悴的制服人员身后，总有受雇于该地块“所有者”——那位大地主——的律师在场，他们身边还跟着几辆遮挡了车牌的皮卡车，向这支看似并不那么“公共”的执法队伍运送物资和食物。当时，围栏一侧是那些寻求耕地的人，另一侧是那些利用制度手段捍卫大庄园的准军事组织的人，他们之间的对立显得格外鲜明。

社区成员组织起来应对这一局面：当一些人试图在正门处与警方展开对话时，我们其他人则分散在围栏沿线，阻止更多身着制服的人员进入该地块， 在那里，我们遭到了他们的嘲弄，甚至受到威胁。我们中的一位来自农民卫队的女同志被警告说，如果继续靠近警察特别行动组，“那天就活不到晚上”。当警察在远处给我们拍照——显然是试图识别我们的身份——时，我们听见无人机在头顶盘旋，仿佛又是一只蚊子；与此同时，警察特别行动组成员手持长枪向围栏逼近。我们并不知道大门处正在发生什么争执，只能在灼热的阳光下等待消息。随着更多警力抵达，我被派往集合点寻求增援。到达后，我接到警方通知，称我们无法再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如果我们不离开，警方将对我们“合法使用武力”，甚至有一辆救护车停在了正前方，这一明显迹象表明，一旦警方介入，将对民众造成何种后果。面对这一局面，尽管仍抱有不被当局镇压的希望，同时也清楚意识到我们事实上处于明显劣势，社区最终决定前往临时棚屋区，以一种公民抗命的方式，昂首挺胸地等待被逐一驱离。尽管人们脸上流露出紧张的神色——尤其是担心遭到警察开枪射击——但他们的神情中既没有恐惧，也没有犹豫。因为在前一天的集会上，大家就已经决定：如果被驱逐，第二天就会回来继续占领这片土地。那是他们的土地，没有任何镇压能改变这一命运。

当时是中午，距离强制驱离的“零点”只剩几分钟了。就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忙着收拾集体财物时，几位年长的女士正准备开始一场祈祷接力——我们即将被强行驱离。就在此时，有人通报说，有消息称国家土地管理局（ANT）——我国负责土地产权登记和土地分配的机构——的官员正赶往正在进行的驱逐现场。这很奇怪，因为该机构并非负责此类行政程序的主管部门。看来，我们已经实现了目标：社交媒体上涌现的大量举报、各地发来的声援视频，以及当天上午农民们实施的道路封锁，都引起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官员的关注。在各方压力下，这些官员赶到了该地块，因为他们预见到执法部门可能会在正当程序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并违反相关规定， 因为警方原本打算在一块土地上执行驱逐令，而正如农民们所指出的，这块土地已不再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已被国家没收，并已准备用于我国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说，面对该地农民的动员和抗争，相关机构不仅认可了示威者的诉求，还被迫加快了这一拖延多年的进程——即将该地块分配给无地农民；在短短数小时内，土地占领行动获得了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当时正在该地区进行土地移交工作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官员们，纷纷调整了日程安排，将该地块纳入了待移交的土地范围，这无疑是农民斗争的一场明确胜利。

因此，在官员们经过数小时紧张且意见分歧的讨论后，那些主张强制驱离的人未能得逞，社区所展现的强大声势压倒了他们，以至于警察脸上露出的挫败感显而易见——他们整整等了半天，本指望看到流血冲突，却未能如愿。无论是他们，还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的地主代理人，都遭到了人民力量的彻底挫败。就此而言，农民们与国家土地管理局达成了协议：鉴于官员们要求该地块必须处于无人居住状态才能完成移交，我们同意撤离该地块，但唯一条件是次日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将这片土地过户至那些为之奋斗的人名下。协议达成后，我们取回了个人物品并离开了现场，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带走了足够的物资，以便在围栏另一侧搭建一个人道主义营地——这是为了施加压力，以确保官员们兑现承诺。这些农民们——他们此前已亲手在场地内部建好了所有生活设施——仅用几分钟就在路边搭起了简易棚屋并挂好了吊床。不知疲倦的穆里略早已开始搭建灶台，以便为第二天准备食物。形势很明确：如果国家土地管理局未能履行协议，我们将再次进入该地块。

对于农民协会来说，离开这块地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信任那些历史上一直站在大地主一边的机构绝非易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必要的话，他们重返这片土地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塑料布被架设起来，就连以前装饰围栏的布料也被用来遮挡阳光。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为即将到来的漫长夜晚做准备上——在路边睡觉令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完全暴露在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之下。事实上，最大的担忧依然不是执法部门，而是那些与大型牧场主和大地主有牵连的幕后势力：准军事组织。日落之后，我们生了几堆篝火，一些同志准备了饭菜，并分配了各项任务，其中包括夜间值班。那晚我被安排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值夜班。由于没有树木和支撑物，我们决定睡在地面上，为此铺开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布，大约10名同志躺在上面，每隔几个小时就轮流起身履行值夜班的任务。

这次，我与一位名叫阿尔贝托的农民共同承担了这项职责，在占领期间，我曾在守卫队中见过他，他是个极具魅力的人。在那一个小时里，我们谈论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当天下午的那次驱逐行动，以及大家对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抱有的高度期待。阿尔贝托告诉我，这次占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多年来他一直靠每天的劳动维持生计。几十年前，他曾被准军事组织从阿瓜斯布兰卡斯社区驱逐，当时他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并变卖了仅有的家当。他抵达的地方是一个距离镇上约两小时路程的小村落，在那里他开始种植各种杂粮。虽然这让他勉强维持了几年生计，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以及经济机会匮乏，十年前他不得不重返阿瓜斯布兰卡斯，结果又不得不再次变卖了这段时间里积攒的微薄家当。他用这次筹集到的钱买下了两头小母牛，经常给它们挤奶，并把它们带到我们正在站岗的那条路上——就在村子和城之间——放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母牛生下了后代，他把其中一些卖掉，用所得的钱再买更多；另一些则留了下来，他的牲畜数量逐渐增加，最终超过了十几头。那天晚上，他告诉我自己有些焦虑，因为受占领行动影响，他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牲畜了。虽然他曾拜托一些熟人帮忙照看牲畜，但待付的账单和家人的口粮却等不及了，所以对他来说——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无限期地留在营地并不是一个选择。阿尔贝托怎么会想到，他每天早上牵着小牛经过时看到的那个紧闭的大围场，竟会成为他的新家呢。

农民们向大学生分享占领土地的经历

凌晨值班结束前，有两位正在各岗哨之间巡查的女同志来探望我们。我之前曾与她们交谈过几次，我们彼此已经认识——因为几天前，面对酷暑，她们曾亲切地分给我一些熟人送来占领点的冰镇汽水，就在那一刻，我们的友谊得以巩固。从那以后，我们便委托她们每天去镇上上班的的朋友再带些汽水来，供大家分享。她们都是年轻女子，每次遇到我，我们都会聊上一阵子，一起笑谈趣事，分享生活经历，这是我们在占领行动的紧张氛围中建立起的一段短暂友谊。说实话，农民们的团结互助，一次次让我惊讶。在我与他们共同度过的每一个时刻里，都让我更加确信他们那永不言倦的工作精神、即使身处重重困难之中仍奋力前行的强烈动力，以及对他人无私奉献的无价精神——他们那双谦逊的手，始终伸向他人，协助完成各项任务和职责。因此，唯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勤劳且堪称楷模的人们竟然已经等待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才得以获得耕种的土地。尽管大家担心当晚可能会发生什么——这种担忧也让几位同伴彻夜难眠——但天亮时，值班人员并未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5月8日那个星期五，一大早太阳就开始炙烤着我们的脸庞，道路和围栏之间几乎没有阴凉处。这一天，我们这一周付出的所有努力很可能结出硕果，当然，还有这些年来一直憧憬的种种梦想。我们在穆里略搭建的灶台旁做了早餐，随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国家土地管理局官员的到来。说实话，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除了和同伴们聊聊天之外，确实没什么可做的。当时无需再提农民们前一天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在每一段对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就再进去”，“如果他们不履行承诺，我们就再次闯过大门”。正是这种明确的态度让我们坚持到了快中午，此时透过沥青路面升起的热气，我们看到道路尽头驶来了前来执行行政程序的政府厢式货车。农民卫队当即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尽管他们在路边度过了整个黎明时分，尽管面临着各种风险的焦虑，但农民们脸上所展现出的那份尊严却丝毫未减。官员们打过招呼后，很快便进入了场地，巡视了一番地块，最后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会面。在那里，他们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大谈特谈政府的慷慨大方及其对农民家庭无可争议的承诺。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未真正掩盖事件的本质：这场胜利属于组织起来并动员起来的农民，而非一个只顾在选举年展示政绩的政府。

因此，在官员们如此厚颜无耻的情况下，该地块移交给农民协会一事还是正式完成了。那一刻美极了，环顾四周，只见满眼都是喜极而泣的泪水和胜利的拥抱，从最年长的到最年轻的，大家都热情洋溢地表达着这一伟大成就——我们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我们强行从地主手中夺回了那片土地，并迫使相关机构履行公正的原则，将土地交给耕种它的人。

“我们有土地了，同志！”

几位走过来拥抱我的农民这样告诉我。那天既没有节日，也没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喜悦通过一次次拥抱传递开来，直到晚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重新走进地块后，我们开始搭建简易棚屋，此刻我们已不再是陌生人，而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们很快就开始搬运他们的农具，甚至还从村里把一些家人接了过来，让他们先熟悉一下即将成为新家的地方。阿尔贝托甚至已经和其他伙伴一起商量如何扩建大门了，他迫不及待地想把所有的奶牛都带过来。现场洋溢着喜悦、希望，尤其是尊严。那天晚上，我们满怀喜悦地入睡了。一场巨大的集体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虽然我们知道未来仍需付出大量努力，但一切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又一个清晨来临了，5月9日星期六，我在阿瓜斯布兰卡斯的工作已经结束，是时候返回我的城市了。那天起床后，与我预想中伙伴们在经历如此艰辛后正在休息的场景截然不同，大家其实正兴致勃勃地忙着布置新家：有人在准备早餐，有人在开垦荒地；有人在安装新大门，有人则在清扫地块入口处的残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开始告别，走遍了每一个临时营地和工作前线，拥抱了各位同志，并感谢他们允许我在这段时间里与他们并肩作战。许多人告诉我，只要我愿意，随时都欢迎我回来，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承诺很快会再去探望他们， 届时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一同前往——他们肯定都渴望去学习这一抵抗运动的里程碑，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贡献自己的知识。因此，那天早上，我怀着对这段美好经历的深深感激之情踏上了归途，但在此之前，我还有幸协助将之前从围栏上取下的横幅重新挂起——其中一幅生动展现了这次农民组织与斗争的成果，彰显了成功收回土地的成果：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为了保障农民们的安全，故事中的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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