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字节通报、被起诉、一审被判赔的人,十个月后拿到了近3000万美元融资。这件事本身足够抓眼球,但真正值得打工人停下来看一眼的,是另一件事:同一段经历,现在有三个版本,而且范围差得不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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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钱的事说清楚。10月7日,田柯宇创办的世界模型公司被曝完成近3000万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约2亿美元,投资方包括五源资本和IDG资本。十天之后,当事人开口了,前同事反驳了,投资人被推到台前,多家创投和财经媒体陆续表态。
采访有了,评论有了,公开材料也梳理得差不多了。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答案仍然不完整:2024年在字节跳动,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个版本,三个范围
2024年11月,字节跳动内部通报称,当年6月至7月,田柯宇因对团队资源分配不满,通过编写、篡改代码等方式,干扰团队研究项目的模型训练任务并造成资源损耗。字节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800万元及相关支出,并公开赔礼道歉。
今年10月12日,田柯宇出现在播客《elsewhere别处发生》中,第一次完整公开讲述自己的版本。他说,自己并非持续攻击模型,而是在大约十天时间里,手动停掉另一名实习生的程序“五次左右”。主持人最后问他,如果说的是假话怎么办,他回答:“终生研究受挫。”
一天之内,另一份公开材料出现。一份由相关人员整理、并列出五名实名确认人的陈述称,异常行为从2024年3月持续到7月,涉及的不只是十天和一个人的程序,而是多个训练任务;材料还公开了声称来自当时内部环境的代码和记录。这些内容仍属于相关人员一方的陈述,并不等于司法认定。
把三个版本摆在一起看:田柯宇说的是约十天、五次、针对一名实习生;字节公开通报指向的是6月至7月、团队研究项目;前同事的公开陈述则扩大到3月至7月、多个训练任务。这几种说法并非每一处都互相排斥,但差异已经大到不能简单用“角度不同”解释。范围差多少,责任就可能差多少。
媒体这十天做了什么
《elsewhere别处发生》提供了最重要的一块材料:当事人的完整陈述。访谈并不温和,主持人追问了次数、持续时间、动机,以及田柯宇是否曾把责任推向其他人。没有这次访谈,公众很难知道田柯宇自己如何描述当年的行为。但采访解决的是“田柯宇怎么说”,不是“事实最终是什么”。誓言当然也不是证据。
随后出现的动察Beating等文章,把田柯宇的说法和前同事的陈述放在一起,争议开始从一个人的自述进入双方说法的对照。10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把田柯宇的说法、前同事材料、字节通报和一审判决信息放在一起,明确指出三方真正争议的是行为持续了多久、影响了谁、涉及多大的范围,并注明前同事公开的部分内容属于单方叙述,具体行为范围与责任仍有待司法程序认定。
另一边,投中网刊发蒲凡的《我实名讨厌田柯宇和他的投资人》,并明确写道:“本文可以代表投中网立场。”媒体当然有权表达价值判断。问题在于,当一家机构媒体正式告诉读者它“讨厌”谁时,对事实基础的要求,也应该高于一篇普通的个人评论。文中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却没有为2024年发生的事情增加新的事实材料。
所以问题并不是“媒体完全没有查”。有人采访了当事人,有人整理了双方公开材料,有人讨论投资人的责任,也有人选择直接表达价值判断。但所有这些工作走到最后,都撞上了同一堵墙:原始证据。
真正缺的,是几份记录
目前最值得继续追问的,不是田柯宇究竟是“天才”还是“坏人”,而是几件非常具体、理论上可以被核实的事情。
- 行为到底持续了多久。田柯宇说大约十天、五次;字节通报给出的是6月至7月;前同事公开材料则称从3月延续到7月。三方描述的是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组行为?如果不是,各自在描述什么?
- 一审判决究竟认定了什么。目前公开报道显示,一审法院认定田柯宇承担违约责任,判赔50万元,实习工资不予发放,字节提出的其余诉讼请求未获支持;田柯宇称字节已经提起上诉,案件仍处于二审阶段。但判赔50万元并不能自动回答所有技术事实。法院认定了哪些具体行为?哪些主张因证据不足没有被支持?赔偿金额为什么是50万,而不是字节主张的800万?这些内容需要看判决本身,而不能只根据金额推断。
- 前同事公开的技术材料能不能经得起独立验证。那些代码片段和所谓内部记录来自哪里?时间戳是否完整?它们能够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有没有与事件无关、同时又真正懂分布式训练和PyTorch底层机制的第三方技术人员做过验证?公开代码,不等于完成验证。
- 投资机构究竟进行了什么尽调。五源和IDG在投资前看过哪些材料?是否读过判决书?是否向当年的项目负责人或其他知情人了解过情况?他们如何评估创始人风险?目前公开信息还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资本的选择可以证明有人愿意承担风险,但不能替代事实核验。
融资报道很好写。公司融了多少钱,谁投了,估值多少,创始人履历怎样,一篇文章可以很快完成。人物访谈也有成熟的方法:坐下来,让一个人完整讲自己的版本。评论更快,事实摆在面前,作者做出价值判断,告诉读者支持谁、反对谁。
真正昂贵的是中间那一步:找判决书,找到当年的项目负责人,确认公开代码到底来自哪里,找真正懂技术、又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核验,把同一个问题分别问给几方,然后允许报道最后得出一个并不刺激的结论:现在还无法确认。
一个NeurIPS最佳论文第一作者、一场仍在进行的诉讼、近3000万美元融资、两家知名投资机构,再加上几名公开反驳他的前同事——所有元素都足够吸引注意力。但恰恰因为如此,更应该抵抗最简单的两种叙事:天才获得第二次机会,或者资本正在奖励一个坏人。两种故事都很好传播,证据却比故事复杂得多。
一个年轻研究者当然有重新开始的权利,那些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曾经受到干扰的人,也有权让自己的经历被认真核实。当资本开始为一个人的未来定价,谁来核对其他人经历过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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