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二——以帝国“北边”战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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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时代，中华帝国掀起大规模开发经营东北的历史浪潮。辽西联接中原与东北，在双方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帝国“北边”战略影响辽西政区、交通与城市地理。平刚、且虑的兴盛与帝国“北边”进取策略密切相关。“卢龙—平刚”道的衰落废弃发生在帝国“北边”收缩策略背景下，或许曾遭到人为破坏。有关“傍海道”路线的分歧，实则突显辽西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研究曹操征乌桓回师路线，可更明晰“傍海道”途径。“傍海道”沿途重要城市的废弃，可能与滨海地区大水、大旱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考察秦汉辽西史地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具体地认识秦汉辽西历史文化地位。

关键词：秦汉；辽西；“北边”战略；傍海道；生态环境

一、帝国“北边”进取与平刚、且虑之兴盛

辽西属于秦汉时期的“北边”，民族关系影响帝国“北边”经营。据介绍，秦代右北平、辽西郡治分别为无终（治今天津蓟县）、阳乐（位于今朝阳东、义县西）。然西汉时，两郡治已分别移至平刚（今冀蒙辽三省区交界）、且虑（可能为今葫芦岛邰集屯古城）。无终位于燕山以南平原地区，平刚地处燕山以北山地丘陵地带；阳乐位于大凌河中游山地丘陵地区，且虑地处小凌河支流女儿河下游、近滨海地带。右北平郡治大幅北移，辽西郡治表现出南移的反向变化。政区地理的显著改变，很可能受东北民族关系影响。

秦、西汉时，北方草原地带的匈奴、东方半岛地区的朝鲜，是影响东北民族关系、地区局势的两大势力。西汉前期，帝国“休养生息”，对匈、对朝关系以持重、稳守为主，长城防线体现出向南、向西收缩态势。自武帝时代始，国力增强，积极进取成为帝国处理北方民族关系的主导方针，这势必要以交通事业发展为必要条件。

至迟在燕国全盛时，北通塞外草原的“卢龙——平刚”道，东抵辽东、朝鲜的“傍海道”既开通运营。武帝以降，“卢龙——平刚”道在帝国“直向匈奴左地”军事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傍海道”——辽西走廊通行效率最高的交通线——更成为帝国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特别与朝鲜）的“高速路”。右北平、辽西郡治变化，明显表现出以这两条北向、东向大道为依托的特点，同时更加强化两条大道的政治、军事地位。民族关系变化促动交通事业发展，而交通事业发展很可能引起政区地理改变。

二、“卢龙——平刚”道之“陷坏断绝”

东汉东北民族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匈奴、鲜卑、乌桓等民族势力相继强大，帝国表现出收缩防御态势。右北平、辽西两郡燕山以北地区许多县邑被废弃，重新成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场所。右北平郡治由平刚南移至土垠（今河北丰润），平刚的废弃标志着曾繁盛一时的“卢龙——平刚”道的彻底衰落。田畴所言“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即为力证。

然田畴之言亦值得深思。西汉时，“卢龙——平刚”道为帝国北伐匈奴重要路径，东汉末年又为曹操“潜军诡道”、奇袭乌桓的取胜之道，其在东汉为何没能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塞内之路，沿途为何没能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繁衍之所？“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是否有东汉初期帝国刻意毁坏“卢龙——平刚”道的意味？这虽然尚缺乏考古证明，但类似情况在其他地确曾发生。

直道，秦汉时连接关中与北方长城防线最重要的交通军事设施，关于具体走向学界虽有争论，历史作用却被普遍认同。有学者比喻：“长城是弓，直道就是箭；长城是盾，直道就是矛；有了直道，绵延万里的冰冷长城，才成为有血有肉的进攻机器。”然中原政权式微之时，直道功用会发生转换。“直道更是应了‘祸福相依’的古语，中原汉族可以利用直道进攻，北方异族更可以利用直道反攻。加上北方异族地处高原，具有高屋建瓴之势，此时，优势反转成了加倍的劣势”。中原政权如何应对？

近年，考古工作者对秦直道某些路段进行勘查、发掘，结果表明“修筑于秦代的直道，向北经兴隆关向东，直至终点。使用了200多年以后，即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兴隆关以东的直道经人为破坏后废弃。约数十年后，改走兴隆关以北的子午岭主脉，向西转了一个大弯后至终点，直至宋明时期”；在陕西富县桦沟口也发现人为破坏直道现象，“在关卡遗址，路面揭露出人工开挖的沟槽宽4米以上，深约30-70厘米。沟槽与道路同一个方向，上部较窄、较浅，下部较宽、较深，显然是利于流水的冲刷。……在之字形盘山道，人工沟开凿于直道路面中部，呈槽型，与直道平行。……小小一条人工沟造成的损坏：上下两段之字形直道的彻底冲毁，总长度约230米”。人为破坏出入塞的交通要道，成为相对弱势的中原政权应对强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方式之一。既然直道曾有“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遭人为破坏的情况，那么，昔日“直向匈奴左地”的“卢龙——平刚”道“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也很可能属于类似情况。民族关系变化影响区域交通地理格局。

类似情况可能也发生在曹操北征后。前燕慕容儁于晋永和九年（353）攻石赵，“率三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儁攻陷其城，斩他，因而都之”。《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纪二十》“永和六年”条记为，“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此前一年，燕国君臣议伐赵，儁曰：“邺中虽乱，邓恒据安乐，兵强粮足，今若伐赵，东道不可由也，当由卢龙；卢龙山径险狭，虏乘高断要，首尾为患，将若之何？”故起兵时“命慕舆埿槎山通道”。克蓟后，为便与龙城交通，燕国大规模治道。《水经注》云：“燕景昭元玺二年，遣将军步浑治卢龙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事功，其铭尚存。”

该道应是郦氏所谓“青陉道”。燕秦汉时，它通过玄水（今青龙河）联通“白狼水—渝水”谷道，是中原与东北交往干道之一，在东汉成为主道。然三燕时，其已不适于大军通行，故需“槎山通道”，此后“焚山刊石，令通方轨”仍表明通行不易。这与之东汉时的畅通、繁荣形成巨大反差。

曹操北征后，乌桓或灭或徙或逃，东北民族关系发生变化。曹魏置昌黎郡辖昌黎、宾徒，两县位于今大、小凌河下游近海地带。这似乎说明借“傍海道”向东经略辽东、朝鲜，成为曹魏东北地区战略之重。相比之下，在鲜卑各部进入、经营以前，燕山以北辽西腹地可能长期荒芜。这对当地与中原之交通会否有所影响，值得思考。而乌桓离徙、鲜卑南下，中原政权会否防患未然、人为破坏其通塞内之路，亦不应忽视。

另有一现象值得关注。《后汉书·乌桓传》载：“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他们应与东汉初接 受国家册封，“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的乌桓人关系密切。

东汉初，帝国省罢“北边”诸郡辖县，空虚之地当为附汉乌桓人主要活动区。东汉初上谷、辽西、辽东、右北平四郡分别省罢六县、六县、两县、十二县，上谷、辽西、右北平省罢诸县多处郡境北部。右北平郡辖县减损最多，生活在边塞（卢龙塞）外原右北平辖境的乌桓人生存空间最为宽广。依常理，右北平乌桓邑落数当远多于其他各部。然史籍所载恰恰相反，右北平乌桓邑落数最少，仅“八百余落”，远低于上谷乌桓“九千余落”、辽西乌桓“五千余落”，不免让人疑惑。

交通道路盛衰密切影响沿途城邑命运和地区社会发展。“卢龙——平刚”道主体经行秦、西汉右北平郡辖境，东汉该道“陷坏断绝”，是否对后来乌桓族众的生活造成困扰，导致当地乌桓邑落数量相对较低？若是，则体现交通地理对民族地理的制约作用。

三、“傍海道”分歧与曹操征乌桓回师路线

“傍海道”是秦汉时连接中原与东北的重要道路。史念海先生较早注意到相关情况，在论及“两汉时东北诸郡及朝鲜之交通路线”时，认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再由辽东斜趋而东南行，渡水即抵朝鲜。武帝之时，左将军荀彘佐杨仆东征朝鲜，其出师之途即遵此路”。王子今先生明确提出“并海道”概念，认为“显然由碣石而东，沿海有交通大道……‘傍海道’即并海道……这一段并海道虽往往受水害影响，难以通行，然而较卢龙平冈山路显然便捷平易，至少在建武以后200年间长期作为联系中原与辽河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王先生又认为“东汉末年，曹操平定乌丸，本应经历辽西并海道路，因出现了异常情况，不得不由山路突击。‘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战胜后回军，应当由所谓‘傍海道’通行”。

不过，有学者以考古发现连线勾勒出“曹操北征三郡乌桓回师途中……这条汉、魏时期的傍海碣石道……开始于朝阳南袁台子，沿十二台子河，进入小凌河上游和六股河上游的巴什罕古城；顺六股河而下，经绥中古城寨后，西南到达山海关外十八里的万家乡金丝屯古城和‘姜女坟’（碣石）。过碣石后，则经过抚宁县古城村古‘临渝县城’。这条古交通线上的诸古城遗址，连接不断，从时代上，上启战国，中经汉魏，下迄隋唐、至辽金时期，延续垂千余年”。

前者认为“傍海道”始终筑于“濒海”“沿海”之“地势平衍”、“便捷平易”处。后者名之“傍海 碣石道”，认为在今六股河下游开始沿山间谷道行进，至袁台子（汉柳城）与今大凌河并道。

笔者在《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考》中与后者商榷，认同前者观点。利用更多文献、考古资料，通过更宏观视角，可加深相关认识。

曹操进军本首选“傍海道”，只因季节性“大水”严重影响，该道不能供大军通行，只得改道。这并不意味傍海道常年无法通行。《三国志·田畴传》曰：“（操）乃引军还，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虏候骑见之，诚以为大军去也。”该道在“秋冬”时节“大水”退去、路况好转后，应可满足行军需要。曹军回师时值深秋“九月”，《碣石篇》成于“孟冬十月”，此时傍海道应基本恢复通行能力。兵贵神速不仅适于进军，也适于回军。虽取得北征胜利，但后方形势不能掉以轻心，曹操应速返许都，以免夜长梦多。为此，曹军理应选择“地势平衍”、“便捷平易”的傍海道，不必继续在山间河谷艰难行军。

燕秦汉辽西沿海地带设有不少重镇，曹操取傍海道班师可实地考察，利于加强边防建设，巩固新占领区。今六股河以北沿海地带发现不少秦汉城址，如葫芦岛邰集屯镇城址、凌海娘娘宫镇高山子村城址、凌海大业镇大业堡村城址，有学者认为分别是徒河、宾徒、交黎（昌黎）县治。另有不同观点，如，认为邰集屯古城乃西汉辽西郡治且虑，徒河县治乃今锦州市内古塔公园一带所谓“锦州汉城”，交黎（昌黎）县治位于今义县。若邰集屯古城确为且虑县治，秦汉辽西“傍海道”政治、军事意义则更加凸显。交黎（昌黎）乃西汉辽西郡东部都尉、东汉辽东属国都尉所治，若位于距海岸略远的义县，则更说明秦汉辽西交通战略布局的意义，义县位于大凌河下游，应是衔接“白狼水——渝水”谷道、辽西“傍海道”的枢纽。曹操从柳城班师，顺“白狼水—渝水”谷道而下，至下游沿海地区转入“傍海道”，沿途考察昌黎、宾徒、徒河、且虑等当时或曾经的辽西重镇，对加强边防建设、巩固新占领区很有意义。曹魏时，辽西政区地理变化较大，医巫闾山东西之地设以昌黎县为中心之昌黎郡，或许与曹操的考察不无关系。

反观由袁台子南行的十二台子河、小凌河、六股河等山间河谷地带，有朝阳县羊山镇五佛洞、黑牛营子乡黑牛营子、建昌县巴什罕乡土城子等汉魏晋城址。它们不仅在规模上无法与上述沿海城邑相比，更与之在行政级别、交通军事地位等方面差距明显。曹操若沿此道回师，则难以顾及重要的沿海城邑，避重就轻不利于对辽西的宏观经营。

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曹操取傍海道班师可威慑之。北征虽胜利，但东北地区整体态势仍不平稳。《魏书·武帝纪》说：“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袁氏、乌丸残余，特别是割据辽东的公孙氏，仍是曹操统一大业的隐患。

对中原政权而言，傍海道不仅可速达辽西沿海、内陆柳城诸处，更能在通过医巫闾山后入辽东、往朝鲜。曹军攻陷柳城后，逃入辽东的袁氏、乌丸残余大有与公孙氏联合之势。对此，“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曹操用“缓之则自相图”的战略，取得“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的效果。“遂”，“继事之辞也”（《穀梁传·桓公十八年》“遂如齐”范宁注），“因上事生下事之辞”（《春秋·襄公十年》“遂灭偪阳”孔颖达疏）。从“或说公遂征之”看，在扫平辽西劲敌后，曹军内部即有人建议进讨辽东。借傍海道，曹军可快速顺利地进兵辽东，这或许是该项提议的重要依据。辽西之战后，曹操未进击辽东，表明消灭公孙氏的时机尚未成熟，然大军东向、由傍海道班师，可有效震慑辽东敌对势力，还能通过考察辽西“傍海道”为日后踏平公孙氏做必要准备。魏明帝景初年间，司马懿领军由傍海道入辽东、平公孙渊。

《田畴传》记东汉“傍海道”交通状况，用“滨海”“洿下”“泞滞”等词汇，明显不适于山间河谷地区，而应用以形容海岸线附近“地势平衍”处。《武帝纪》“公引兵自柳城还”注引《曹瞒传》：“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若曹操经袁台子以南小凌河、六股河等山间谷道回师，似不会陷入“二百里无复水”的艰难境地。

四、生态环境变化与“傍海道”沿途政区和城市地理

“卢龙——平刚”道衰落，“傍海道”交通地位也经受考验，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人类活动为主因，后者则主要源于生态环境变迁。曹操进军时，“大水，傍海道不通”，回师时遭遇“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窘况。有学者注意到东汉末年辽西并海道“经历的生态环境变化的两个极端”，认为这“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西汉时期渤海湾西岸曾经发生的大规模的海侵”。

汉代辽西滨海地区生态环境极端变化，除影响交通、军事史外，还可能影响政区和城市地理。与“卢龙——平刚”道彻底废弃不同，东汉辽西“傍海道”依然发挥较重要的交通功用。然季节性大水和大旱无水势必影响正常通行，甚至造成长时间道路中断。东汉辽西郡治迁回阳乐，原郡治且虑被省罢。且虑若位于远离海滨的山地丘陵地区，则与阳乐城战略地位大致相当，迁移郡治似无必要。相比之下，其若位于滨海地区则截然不同。生态环境变化造成辽西“傍海道”交通状况恶化，进而影响沿途城邑对外交往。且虑不仅与所辖城邑的沟通变得困难，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联系也不会顺畅。阳乐位于“白狼水——渝水”谷道交通线上，该道在东汉保持畅通，成为联通中原与东北的主道，郡治迁回阳乐利于帝国对辽西、进而对辽东等地的管控。如果说平刚省罢源自民族关系变化，且虑废弃则很可能由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

东汉辽西滨海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不只影响原郡治且虑。绥中县崔家河沿乡古城寨村汉城址、万家镇石碑地秦汉“碣石”行宫遗址、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石河镇古城村汉城址等，与邰集屯古城均地处今辽东湾西岸，是秦汉辽西“傍海道”沿途重要城邑。大水、大旱对它们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二百里无复水”的记载表明，东汉辽西“傍海道”有相当长的路段已不适于人类活动。至于辽西“傍海道”沿途城市地理变迁是否与西汉渤海湾西岸海侵有关，有待于各领域学者进一步研究。

作者：王海，马成柱

来源：《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董进康

校对：俞莹颖

审订：耿 曈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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