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末,有天出着太阳,黄逸梵站在窗口,张爱玲走过去,递给她二两金条。黄逸梵当时就愣住了,胸口像被人狠狠捶了一拳。
张爱玲说,这金子是她这些年写稿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里头还有胡兰成的钱,现在拿来还母亲当年花在她身上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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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心里早算过这笔账:母女俩的感情,不多不少,就值这二两金条。黄逸梵看着手帕里包着的金条,又看看女儿那张飘忽清冷还带着笑的脸,哇的一声就哭了:“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要对我这样,虎毒还不食儿呢。”
张爱玲一点没动,冷冷看着,眼里还有点报复得手的痛快。黄逸梵知道这金条是啥意思,是要划清界限,她慌里慌张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我的那些事,都是他们逼我的。”
这事儿不是一时赌气,是攒了多少年的账,一次结清。
黄逸梵生在新旧交替那会儿,一心想自由。为了自由,她把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扔下不止一回,跑国外留学,回来没多久又跟丈夫张廷重离了婚,孩子丢给前夫。
但你要说她啥都没干,也不公平。张爱玲跟继母、父亲闹翻,被关了百来天,跑出来投奔她妈,是黄逸梵帮她彻底跟父亲断了,还把学业念完了。
黄逸梵晚年自己也回想,为了这个女儿她是用了心的,为了让她有个安稳日子、能读书,她放弃了不少。她后来经济上出问题,很大一块是给男朋友的奢侈品生意砸了太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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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方式上。没住一块儿之前,张爱玲眼里的妈是海外仙子一样的人物;真住到一个屋檐下,毛病全露出来了。黄逸梵情商不高,爱享受,对孩子的责任心也不够,给张爱玲花钱补个习都要念叨:“都是你,我好久没买新衣服。”
她自己天天打扮得时髦漂亮,给女儿穿的却是土里土气的布衫。上大学那阵,她妈租着香港最贵的浅水湾酒店,张爱玲却得整个夏天蹭免费的修道院住。
最扎心的一回:张爱玲读书拿了800块奖学金,高兴得拿给她妈看,结果这笔钱被黄逸梵拿去打牌输了个精光。张爱玲没多问,后来也再没提过,可这伤口一直没长好。她没法不觉得:在妈心里,自己这个当子女的,远远没有钱重要——哪怕她妈总摆出一副“钱算个屁”的样子。
还有一笔账是挑剔。黄逸梵追求完美,嫌张爱玲长得“不够柔媚”,嫌她生活上笨手笨脚,连她最喜欢的小说创作,在她妈眼里也是“不入流”“没出息”。因为看女儿哪哪都不顺眼,黄逸梵把她的伤寒病治好后,撂下一句:“与其看你现在这样,倒不如当时让你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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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逸梵后来回头想,才想明白:女儿不知道多少回在她面前拼命表现,就为了得她一句肯定,可她就算看出来了,也从来没给过。
她一门心思要孩子、要丈夫按她的意思活,恨不得把想法直接摁到人家脑子里,行为思维都得跟她一个轨道,差一点都不行。越亲近的人她越挑,越不懂得原谅。这么搞下来,好心也成了恶意,好事也办成了坏事。
张爱玲后来在小说里老写那种被钱扭了魂、连亲情都不要的妈:《十八春》里顾太太眼看着二女儿好好的爱情被断送,为了钱心安理得走开;
《花雕》里郑夫人为了守私房钱不给女儿治病,眼睁睁看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这些人物不一定就是照着她妈写的,可那股情绪从哪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1945年,人在美国的黄逸梵收到一封国内来的信。说是信,不如说是状纸,洋洋洒洒一大篇,全是张家亲戚控诉张爱玲的话——她写小说拿张家人当原型,往死里挖苦讽刺,笑话他们生活腐化堕落。信的最后还爆了个大料:你女儿,正跟大汉奸胡兰成搞对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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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黄逸梵49,张爱玲25。张家人不知道的是,张爱玲跟胡兰成一年前就结婚了。黄逸梵接到信,立马坐船回上海。码头接船那天,亲戚一脸得意,张爱玲靠后站着,把舅舅当挡箭牌。张家上上下下都知道:张爱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她妈黄逸梵。
黄逸梵回到小姑子张茂渊那儿,进门第一句就是:“那个胡兰成,你现在还在等他吗?”张爱玲好像早料到了,笑了笑,慢悠悠地回:“他走了,他走了当然完了。”黄逸梵听完跟得了大赦一样松了口气,“嗯”了一声,显然对这答案满意得不行。
可在还深爱着胡兰成的张爱玲看来,她妈这么防贼似的防着人家,一点道理没有。她想起当年港大因为打仗关了门,自己打算回上海专门写作挣生活费,她妈骂她是“井底之蛙”。
有那么一下子,张爱玲觉得她妈活像个穿警服的防暴警察,自己都觉得好笑,可笑着笑着又觉得悲凉:她妈对她,从来都是一百个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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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逸梵自己在感情上是吃过大亏的。在国外这些年男朋友交了不少,每一回都掏心掏肺,可几乎没一回有好下场。
为了一个叫维基斯的帅小伙,她卖了好多箱古董支持他做奢侈品生意,结果人死在战乱里,这段感情也稀里糊涂完了。正因为自己吃过亏,她不想女儿再吃一遍,想让女儿跳过所有“没结果”的恋爱,直接奔那个真正的“天命”去。
可她不知道,她越看不上胡兰成,张爱玲反而越把心思往胡兰成身上放。这男人花得很,结婚才几个月就跟一个姓周的小护士同居了。张爱玲本来在他跑路避难后慢慢淡了,可她妈这一闹,逆反劲儿上来了。
她妈回上海几个月后,张爱玲一跺脚跑温州找丈夫去了,结果千里迢迢赶到,等来的是胡兰成一句不耐烦的“你怎么来了”——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坏了人家跟那个寡妇的好事。在温州过了半个月“三人行”的日子,张爱玲总算叹了一句:她妈毕竟是过来人,人还没见着就知道“人不靠谱”。
回上海以后,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感情变了,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没那么喜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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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张爱玲认识了导演桑弧。俩人一直偷偷来往,唯一知道内情的不是她妈,是姑姑张茂渊。等黄逸梵发现的时候,俩人已经好得难舍难分了。
黄逸梵对桑弧没好感,觉得这男的“生得过分好看了些”——在她看来,好看的男人都不靠谱。还有个原因,桑弧对她也不大尊重。桑弧老送张爱玲回家,还在家里坐坐,黄逸梵很不痛快。
有一回桑弧来家里,黄逸梵竟然把客厅门轰地推开又关上,把俩人惊得愣在那儿不知道咋办。她自己作风西派,男女之事上开放得很,可对女儿的贞操看得比什么都重,就用这种幼稚办法给桑弧下马威。
一天晚上张爱玲一个人洗澡,黄逸梵找了个借口闯进浴室,跟X光似的把张爱玲浑身上下打量一遍,才放心走出去。张爱玲气得浑身发抖,她当然知道她妈那眼神是啥意思,觉得人格被狠狠侮辱了。
她恨上她妈了:你自己男朋友一个接一个,还都是外国人,还放话说“交了外国男友,就不会再想跟中国人谈恋爱”,怎么到我这儿就另一个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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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想起以前说话,她妈不许她说“碰”字,非说“遇见”;“快活”不能说;“坏”不能说;“干”也不能说。后来她看《水浒》才琢磨明白:“快活”是那事儿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讳,“坏”字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大概都跟处女“坏了身体”有关。
黄逸梵对张爱玲严得让人喘不过气,拿近乎完美的标准打造她,不光是思想上,连身体都要管,要求女儿贞洁如玉、不能失守。
查完身体,黄逸梵又变着法儿“抽查”她和桑弧的关系,知道俩人是“互相敬重”那种,对桑弧的印象才从防备慢慢转好。恋情总算得到她妈认可了,可张爱玲的心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凉。她在等一个时机,等一个“报复”她妈的时机。
金条这事儿之后,黄逸梵被伤得不轻,总算开始检讨自己了。那之后好几个晚上,她都在翻来覆去回想跟女儿的种种,发现:自己给的爱太干巴,粗糙得经不起人琢磨。她叹气:自己一辈子都讨厌“弄坏了”这词,这回倒好,亲情在她手里,结结实实给“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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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跟女儿最早那会儿,多亲多近啊。一切的转变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俩人住到一个屋檐下、她经济上又出了毛病开始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母女也一样。
黄逸梵决定改,想把母女感情修回来,让女儿把心门重新打开。跟她想的一样,女儿正把自己关起来。张爱玲没过多久就跟胡兰成断了,写了封分手信,随信还寄了她拍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30万,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把这段感情了结了。她跟桑弧那边也没进展,卡在那儿了。
黄逸梵耐着性子好好说话,常请女儿喝下午茶,每回都用心准备茶点。有一回母女俩围着小圆桌吃蛋糕,黄逸梵说:“我看你还不是那十分丑怪的样子,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可不管她说什么,张爱玲都淡淡的冷冷的。只要女儿肯多跟她说几句话,她就像路边捡了宝一样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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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聊天这条路走不通,黄逸梵换了个法子:买东西送女儿。她提议买枚别针,张爱玲看了看,觉得“幼稚得可爱”,婉言谢绝了。
黄逸梵说:“你可以自己去换,款式有很多。”张爱玲还真拿着别针换了一副球形赤铜蔷薇耳坠子,跟她妈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搭。换以前,她妈肯定要对这奇形怪状的耳饰唠叨半天,这回啥也没说。
黄逸梵一点点在变。她看了女儿亲自操刀的《不了情》,破天荒狠狠夸了一通。张爱玲觉得好笑——以前她妈对她的小说就一句评价:“没有经验,光靠幻想是不行的。”张爱玲后来感慨:“她也变得跟一般的父母没两样,对子女的成就很容易满足。”可这肯定和夸奖,来得终究太晚了。
黄逸梵为“破冰”还做了一件事:开始在亲戚朋友面前叫女儿的小名“小瑛”,用这方式告诉所有人,也告诉张爱玲:我虽然没从小陪在女儿身边长大,可我俩血浓于水。
没过多久,张爱玲午睡时腿被烫了个泡,醒来脚踝肿得老高,灌了脓也不见好。黄逸梵知道后亲自拿把小剪刀处理伤口,冰凉的剪刀轻轻剪掉破皮,拿剪子的手居然微微发抖。连熟人都觉得稀奇,打趣她啥时候变得这么耐心温柔,简直换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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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完毒她一抬头,正好看见张爱玲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她到底是个敏感的人,看出女儿眼里的冷漠,又被扎了一下。她明白了:一切都晚了,女儿在挨了一连串感情打击之后,心门已经彻底关上,不打算再开了。
又失望又伤心的黄逸梵使出了最后一招:赌气走人。她当着女儿的面,一会儿开玩笑说“要去西湖边跟亲戚家一个老小姐出家,晨钟暮鼓,斩断尘缘”,一会儿又说“决定去英国长住,现实些”。张爱玲分不清真假,只觉得她妈“也像是在赌气”。
黄逸梵是真打算走了。走之前她约儿子张子静吃了顿饭道别,然后把张爱玲叫到跟前,拿出一副翡翠耳环,桌上还搁了一小摊珠宝和几枚没镶的蓝宝石,让张爱玲挑一份,剩下的转交张子静。
张爱玲挑了一副不到一寸的扁平深绿翠玉环,吊在小金链子上。这副首饰,她妈走后整整一年,张爱玲一次没戴过。后来她下决心离开桑弧之前,决定把它卖掉——当时她并不缺钱,就是单纯想卖,一看见这副耳环就想起她妈和弟弟,这俩人她都不想“想起”。
耳环卖得还不错,典当铺伙计也看出来她其实不太想卖,可到底还是卖了。之后没多久,她跟桑弧的感情也完了,俩人成了两条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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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了国的黄逸梵还是自由的,可岁数大了,自由也是要付代价的:随身带的钱这些年游历下来所剩无几,箱子里的古董首饰也卖得差不多了。她本来可以接着卖古董,换个富裕安稳的晚年,可她停手了,守着最后几件祖传古董,放下身段去制包厂当女工。
就这光景,她还做了个谁都想不到的决定: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华侨遗孤。孩子一头枯黄头发、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四肢瘦长,挺像小时候的张爱玲、张子静姐弟。她天天细心照顾孩子起居,孩子病了就守在床边无微不至——像是在用这法子,补她亏欠张爱玲和张子静的陪伴。
黄逸梵给张爱玲写信写得勤,信里全是想念。每封信末尾她都签名,签名最后一个字母高高翘起,像是给远方的张爱玲抛了个媚吻。
可惜那会儿张爱玲顾不上她妈的“吻”和想念,她在美国日子过得焦头烂额,还在窘迫中跟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美国剧作家结了婚。黄逸梵知道后,自己经济都困难,还是寄去280美金当贺礼。这时候的她,早不是当年拿审视眼光看桑弧的那个妈了——女儿的选择,她完全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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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结婚才一年,人在巴黎的黄逸梵就病倒了。病床上她颤颤巍巍写了这辈子最后一封信,给张爱玲,近乎哀求地说:“现在就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可让她牵肠挂肚的女儿看完信,以为她妈病中窘迫、付不起医药费,赶紧挤出一百美金汇了过去。没人知道黄逸梵收到这一百美金时是啥表情,但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没见着,走的时候肯定不好受。
1958年,黄逸梵的遗物漂洋过海,到了张爱玲家门口。张爱玲一病不起,过了两个月心情才稍微缓过来。打开那只沉甸甸的大木箱,整个屋子都被忧伤填满了。
那天,张爱玲看着一箱子古董,趴在丈夫赖雅肩上哭得撕心裂肺。她说不清自己对妈到底是恨多还是爱多,但她确实在她妈死后明白了一件事:她没法假装母亲是路过自己生命的陌生人,她们确实感情深厚。只可惜,这感情再深,也终究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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