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第一重镇——宁远（2）

宁远（兴城）古城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个部落，建立国家，国号“金”，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发布告天“七大恨”，誓师伐明。金军先后攻克抚顺、拿下清河，并歼灭明军援军，引起朝廷震动。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后金天命四年），明军和后金军队在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爆发萨尔浒之战。此役，明朝调集十余万大军，四路围剿后金，结果五天之内三路全军覆没。此后，明朝辽东精锐尽失，彻底转为战略防御。后金掌握辽东战场主动权后，继而接连拿下开原、铁岭等地。萨尔浒之战成为明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后金军队攻陷沈阳、辽阳。次年，广宁失守，辽河以东全部落入后金之手，辽河以西平原地区也丧失殆尽，明军只能退守狭长的辽西走廊，构筑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

后金占领辽河以东后，宁远卫的军事意义陡然扩大，它既是保护山海关的前沿要塞、京师重要屏障，又是明军依托城池对抗后金军队的核心支点。宁远城的存在迫使后金（以及后来的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辽西走廊正面大举入关。同时，宁远城也给明朝廷保留些许收复辽东的可能。天启三年（1623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的支持下，宁前兵备佥事（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军山海）袁崇焕移驻宁远，主持重修宁远城。

宁远古城

明代的官僚体系十分复杂。就以天启三年（1623年）辽东地区来说，这里就有不同系统、不同层级官员负责军事与民政事务。辽东经略，时为督师孙承宗，朝廷特派钦差文臣，其为战区最高统帅，负责辽东全部军事、民政事务。辽东巡抚，为辽东地方军政长官，赞理辽东军务，负责辽东辖区民政，受督师（辽东经略）节制。辽东镇总兵，辽东镇军队最高军事指挥官，受辽东经略调遣，同时受辽东巡抚监察节制，与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平级，但受袁崇焕监督。宁前兵备佥事、宁前兵备道，即袁崇焕，监军文官，管辖宁远、前屯卫一带前线防区，掌管城防、民政、监军。天启年间辽东这套多层级、多头并行的军政体系，以及“以文驭武”和后来的宦官监军，即武官、文官、宦官并行的三大系统相互制约，给辽东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官员不和、互相牵制；权责割裂、调度不畅；信息混乱、决策摇摆；宦官监军、徒增内耗。各个系统、层级官员之间互相掣肘、战略犹疑、政令不一、权责不明是辽东战事反复受挫的重要制度原因。

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西渡辽河，直扑宁远。宁远此时只是一座没有援军的孤城。时为宁前兵备道、山东按察司右参政的袁崇焕采取凭坚城、用大炮、坚壁清野的策略，以1万之兵抵抗后金超过5万大军，最终获得胜利，挫败了努尔哈赤企图一举拿下辽西、直叩山海关的计划，延缓了后金南下进程。这次战役是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的首次胜利。此役之后，锦州、大凌河等前沿城堡得到一定的恢复，奠定了关宁锦防线的基础，史称“宁远大捷”。

天启七年五月（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后金大汗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已经晋升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坐镇宁远。后金军队先攻锦州，久攻不下。又分兵攻打宁远，仍不克。再回攻锦州，仍然无法破城。历时25日，后金军队被迫撤兵。此役，明军不再单纯闭门守城，锦州、宁远两城互为犄角，城内城外相互配合，再次取得胜利，史称“宁锦大捷”。可惜，战后朝廷功劳分配不当，袁崇焕心灰意冷，辞官返乡。

宁远城池坚固、火炮强劲，在两次大捷中功不可没。

明末疆域图及蓟辽督师府所辖范围

宁远古城

宁远古城

清崇德元年（1636年，明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号为“清”，定都盛京（今沈阳）。

崇祯十三年至十五年（1640年—1642年，清崇德五年至七年），皇太极率清军约11万攻打宁锦防线。明军主帅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大战历时约两年，明军大败，13万关外明军几乎覆灭，洪承畴被俘降清，关宁锦防线彻底崩溃，后人称其为“松锦之战”。此战是明清关外最后一次大决战，明朝丧失辽东战略主动权，覆亡大势已定。此后，清军依次攻破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几座小城，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孤城。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祯下诏吴三桂放弃宁远，全军入关勤王，宁远卫军民全部迁入关内。至此明朝完全放弃关外领土，清军接管宁远城。同年，清军入关，大清在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

从军事上说，宁远自建城之始，在200多年的时间中，对守卫辽西走廊、拱卫京师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祸起萧墙，宁远或许仍是抵御清军的屏障，大明王朝或许仍可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宁远没有被攻破，而是被放弃。

（未完，待续）

宁远古城

宁远古城

宁远古城街道

蓟辽督师府《明清辽东战史馆》

《明清辽东战史馆》雕塑

将军府立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