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亲儿子，不到十分钟，就把自己83岁老父亲的生死给定了

两个亲儿子，不到十分钟，就把自己83岁老父亲的生死给定了

我叫刘春梅，今年四十七岁，是市第三医院急诊科的护士，一九九九年卫校毕业分来的，在这个科干了二十二年。急诊科在门诊楼一层东头，进门右手是分诊台，左手是抢救室，中间一条走廊，走廊两边摆满了加床，常年住着走不了的人。走廊那头的墙上挂着一个圆钟，白底黑字，走得很准，我们在那儿交接班、签名字、看时间，一天要抬一百次头。

那天是十一月初，星期四，下午两点四十左右。救护车送来一个老人，八十三岁，叫李广田，是城东棚户区的，一起来的还有个邻居老太太，七十来岁，一路搓着手跟我们说，是他两天没见人，他从窗户里看见老人躺在地上，喊不应，才报的警。老人进来的时候身上有一股味，尿和汗混在一起，裤子是湿的。他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嘴里含含糊糊的，眼睛能睁，但看着你的时候不像看见你。

我们按流程走，测血压，一百九十多，高得吓人。抽血，扎留置针，推去拍片子。片子出来是脑出血，出血量不小，位置也不好。医生是张医生，我们科副主任，四十来岁，说话直。他看完片子，跟我说，通知家属，要谈话。

家属来得很快。先来的是大儿子，李建军，五十六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花白，进门先问了一句，我爸怎么样。张医生把片子给他看，说了三件事：出血量多少，年纪多大，手术的话要开颅，术后能不能醒、醒过来是什么状态，都说不准，最坏的结果是长期卧床，需要人照顾，费用先准备十万。李建军听着，一直点头，没说话。他手里攥着一个手机，手机壳是小孩照片，应该是他孙女。

第二个到的是小儿子，李建民，五十一岁，比哥哥矮，穿一身深蓝色的工装，袖口有油污，像是直接从干活的地方过来的。他进来先看了一眼床上的老人，站了大概三秒，然后转过身问张医生，做手术要多少钱。张医生说先准备十万，后面不好说。老二说，不做呢。张医生说不做就是保守治疗，用药，观察，人可能慢慢不行，也可能撑过去，撑过去也可能是瘫着。

然后他们俩就出去了，站在走廊靠窗那边。

那十分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一直在那一片。一点五十几分的时候我在给隔壁床换液体，两点零几分的时候我去护士站拿了个血糖仪，两点零六分我经过他们身边去治疗室，两点十一分我又经过一次，看见他们还在那儿。两点十二分，他们往回走。中间我看了三次墙上的钟，不是故意看的，是我在算隔壁床的补液速度，抬头就看见那个白底黑字的圆盘。

他们说的话我听见的零零碎碎。老二抽烟，被保洁阿姨说了一句，他把烟摁灭了。老大说了一句，爸三年前就跟我说过，说别给他插管子。老二说，那会儿他是说着玩的吧。老大说，他说了不止一回。老二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那边房贷一个月六千三，孩子明年高考，补习班一年四万。老大说，我知道。老二说，哥，我不是不想救。老大说，我没说你不想救。

中间老二的手机响了两回。第一回他看了一眼挂了。第二回他接了，说了三句话：我在医院，我爸不行了，下午那个活你去盯一下。挂了以后他站那儿没动，手插在工装口袋里，肩膀是塌的。老大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说了一句，四点前我得去接小雪（他孙女，或者外孙）。老二说，那你走吧，我在这儿。老大说，一块儿定。

后来我进去了一趟，是给老人翻身。他已经不能动了，眼睛半睁着，嘴角歪着，口水顺着左边流下来，我用纱布给他擦了。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指甲很长，指甲缝里有黑泥，那是一双干过活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上有一道旧疤。我给他盖被子的时候，他的手指动了一下，就一下，像是要抓什么。我把手伸过去，他没抓住，力气不够。他的手是温的。

这是一条命，我心里说。这句话我在心里说过很多回，可那天我特别清楚地听见自己说了这一句。

两点十二分，他们回来了。走到张医生面前的是老大，他说，张主任，我们不做了。张医生说，不做手术是吧。老大说，不做。张医生说，那保守治疗，用药，观察。老二在旁边补了一句，那要住重症监护室吗。张医生说，看情况，要是呼吸不好可能要。老二说，那个一天多少钱。张医生说，六七千到一万不等。老二看了他哥一眼。老大说，那也不去了。

张医生顿了一下，我们都听得出来那个停顿。他问了一句，那要是呼吸停了呢，救不救，插不插管，按不按压。老大张了张嘴，没出声，看老二。老二看着地面，也没出声。走廊里有推车的声音，有人在大声喊家属名字。过了大概五六秒，老大说，不插。老二跟着说，不插。张医生说，那你们签个字。

他们签了。签的是一张放弃有创抢救的同意书，两页，老大签的字，手很稳，一笔一划，名字写得很工整。老二在旁边看着，签完以后他把那张纸拿过去看了一眼，又放下。

我在旁边递笔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说，医保能报一部分，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是我说的唯一一句话，我说了，也知道我说得不该说。老大抬头看我，眼睛是红的，他说，护士，谢谢你。他没说别的。老二一直没抬头。

他们决定完了以后，老大说，那我走了，四点接孩子。他走到床边，站了大概半分钟，弯下腰，在他爸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见。然后他直起身，出了门。老二留下来，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头埋在手里，坐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们按保守治疗给老人用药，降压，脱水，维持。老人的呼吸一直不好，血氧往下掉，我们给了氧气。他被安排进病房，是加床，在走廊中间靠厕所那个位置，两边都是人，灯一直亮着。

到了晚上，老二坐在床边。他做了几件事，我看见了。他给他爸剪了指甲，用的是护士站借的指甲剪，剪得很慢，剪完一个手指停一会儿。他去打了热水，给他爸擦了身子，擦到一半手在抖，毛巾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接着擦。他坐在那儿跟他爸说话，说的都是家常，谁家房子盖好了，谁家闺女考上了，他儿子这次月考多少分。他爸那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眼睛闭着，呼吸一声长一声短。老二说到一半忽然停了，把脸埋在床沿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没出声。

我在治疗室配药，从玻璃窗里看见的。我没进去。

那天夜里老人的血氧又掉了一次，值班医生来看了，问要不要上无创的机子。老二在，他说，上吧，那个不算插管吧。医生说不算是。他点头说，那上。这是他那天做的一个决定，花了几秒钟。

第二天上午，老人的妹妹从外地赶来了，六十多岁，一进门就哭，拉着老二问为什么不手术。老二没说话，低着头让她推搡。他没解释。我在旁边听着，也想，这事儿怎么解释呢。说房贷六千三，说孩子补习班四万，说做了也可能醒不过来，说爸自己说过别插管，说签了字。哪一句拿出来都站得住，哪一句说出来都像借口。

老人是第二天下午走的。走的那个点，老二在走廊尽头接电话，是他儿子学校打来的，说孩子发烧了。他挂了电话往回走，走到床边，人已经没了。老大是四十分钟后到的，进门先看了看表，然后站在床边，没说话。老人的妹妹坐在椅子上哭出了声，哭得很难听，是那种没有调子的哭。

我们按流程做，撤仪器，拔管子，擦身，穿衣服。收拾床头柜的时候，我看见他枕头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钱，用橡皮筋捆着，一共三千二百块，都是旧票子，还有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给建军，别嫌少。老大拿到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他把钱揣进兜里，没说话。

那天我下班换了衣服，在更衣室坐着没走。我在想那十分钟。一个人活了八十三年，从一九四几年生，挨过饥荒，进过工厂，娶妻，生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嫁到外地，一年回来一次。他盖过房，供过孩子上学，退休以后一个人住了十一年，每天早上出去转一圈，买两个馒头。他摔在自己家的地上，躺了两天，被人发现，送到医院。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在走廊里站了不到十分钟，决定了他往后还有没有日子。十分钟，比我们中午叫一份外卖等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比老大去接他孙女的路程还短。

我不是想说这两个儿子是坏人。我在急诊科二十二年，见过太多这种十分钟。有人是没钱，有人是没时间，有人是兄弟三个互相看，谁也不肯先开口说救，谁也不肯先开口说不救。有人救了，救回来一个瘫在床上的人，三年五年地熬，熬到全家都变了样，儿媳妇离婚，孙子不认人。也有人救了，人真就缓过来了，还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这是赌，赌注是十几万和一堆人的后半辈子，赢面从一开始就没人说得清。可那天让我难受的不是这个对错，是那个速度。太快了。一个人在世上走了八十三年，最后画句号的时候，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中间还有两回电话。

那天晚上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我爸七十九，跟我哥在老家住，身体还算硬朗，就是耳朵背。我在电话里跟我哥说，爸最近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晚上起夜几次。我哥说都挺好，你放心。我说你别让他一个人洗澡，地上滑。我哥说知道。我又说，哥，我说个事你别多想，咱爸要是有一天躺下了，你别一个人拿主意，你给我打电话，多晚都打。我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胡说什么。我说我就这么一说。他说，行，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想起李广田那只手，指甲缝里的黑泥，虎口上的旧疤，还有他手指动的那一下。他那一下是想抓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为，也许就是想有个人握着他，也许就是想说一句什么。我们谁也没握住。

后来那张加床空了两天，第三天又住进来一个。床单换了新的，床头的呼叫器还是那个呼叫器。白底黑字的钟还挂在那儿，走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