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税”呼声再起：烟酒与甜饮料若加税，谁来买单、谁将受益？

如果一包烟、一瓶酒、一杯甜饮料变贵了，你会少买一点吗？

这正是“健康税”希望推动的改变：通过税收影响价格，让人们减少有害健康产品的消费，同时为公共服务增加资金。

日前，在一场健康税专题会议上，多名公共卫生和财税专家提出，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正迎来推动相关改革的政策窗口。

但专家呼吁不等于政策已经出台。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现在值得弄清的是：为什么要加税，怎样加才有效，以及多收的钱最终能给公众带来什么。

作者声明：该图片由AI生成

健康税，要改变的是购买选择

“健康税”是一个政策概念，并不一定是税收体系里单独增加一个税种。常见做法，是对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征收或提高消费税。

它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购买时，人们容易注意到眼前的价格和满足感，而长期健康损失、未来医疗支出，往往不会充分进入这次决定。税收希望通过价格变化，让消费选择有所调整。

世界卫生组织长期倡导使用这类政策。根据其2026年公布的信息，全球至少167个国家对酒精饮料征税，至少116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

不过，征了税，并不代表已经产生足够效果。

如果税额很低，或者多年不调整，随着收入和物价变化，这些产品仍可能越来越容易负担。覆盖范围过窄，也可能让消费者转向没有被征税的同类产品。

所以，评价健康税，既要看税率，也要看最终售价、购买量和替代行为如何变化。

烟草已经有税，为什么还讨论调整？

中国对烟草征税涉及多个环节，消费税采用从价与从量相结合的方式。

从价税按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从量税则按支数等数量单位征收。两者对不同价位产品的影响并不一样。

以20支卷烟计算，生产环节的从量消费税为0.06元，批发环节为0.1元。这里仅指从量部分，不能把两者相加后，当作一包烟承担的全部税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提出，增加从量税的作用，在于提高低价产品的价格，减少消费者通过换买便宜烟来抵消税收影响的空间。

同样增加一笔固定税额，对低价烟的相对价格影响更大。对于通常更在意价格的青少年和低收入群体，这种设计可能更有助于减少消费。

国际比较也要看清口径。世卫组织所说的75%高执行水平，指的是卷烟零售价中的总税收占比，并非某个生产或批发环节单独适用75%的消费税税率。2024年，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有40个。

讨论税制调整，需要把税收如何传到零售价、低价替代品是否仍然容易获得，一起考虑进去。

含糖饮料税，还可能改变厂家配方

相比烟酒，含糖饮料进入生活的方式更加日常：吃饭配一瓶，工作间隙买一杯，放学路上顺手带一份。

中国尚未将含糖饮料纳入专门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此次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是否用价格工具推动控糖。

疾病负担是重要背景。国际糖尿病联盟估计，2024年中国20至79岁糖尿病患者约1.48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约1.68亿。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糖尿病整体负担，不能全部归因于含糖饮料。但减少相关可干预风险，已经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议题。

征税可以影响消费者，也可以影响企业。

如果税负与含糖量挂钩，厂家减少配方中的糖，就有机会降低税负。这意味着，政策效果未必只表现为饮料涨价、消费者少买，也可能体现为货架上的产品逐渐减少用糖。

当然，效果取决于具体设计。哪些饮料纳入范围，按容量还是含糖量计税，企业如何申报，消费者是否转向其他高糖产品，都需要考虑。

深圳、上海已有健康提示标识等实践。这类措施能帮助消费者理解产品，也为进一步讨论价格政策提供经验，但不能等同于已经开征“糖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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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增税呼声又起来了？

公共健康与财政压力，正在推动这场讨论。

2025年7月，世卫组织发起“3 by 35”倡议，呼吁各国结合自身情况，到2035年通过增税，使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中任一种或全部三种产品的实际价格至少提高50%。

这里说的是扣除通胀影响后的价格变化，不是直接把税率提高50%，更不是中国已经确定的涨价安排。

世卫组织预计，这项倡议有望在未来十年为全球增加1万亿美元公共收入，同时减少相关产品消费。这属于政策预期，实际结果仍取决于各国实施情况。

中国也面临老龄化和慢性病带来的长期支出需求。财政部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7%，支出增长1.2%；其中国内消费税收入下降3.6%。

这些变化使消费税改革受到更多关注。但健康税能否获得支持，不能只靠“增加收入”来解释，还要让公众看见健康收益和资金用途。

多收的钱，怎样真正用到人身上？

消费者最直接的疑问是：涨价之后，负担是不是又落到了自己身上？

对继续购买的人来说，这种支出压力确实存在。低收入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既可能减少购买、获得健康收益，也可能在没有改变消费习惯时承担更重的相对负担。

因此，公平性需要体现在整套安排里。

例如，增加戒烟支持、改善饮水条件、加强儿童营养教育和基层慢病服务，都可以让减少有害消费变得更容易。新增税收若用于这些领域，还需要有清楚的预算安排和公开监督。

健康税的效果，也应通过价格、销量、产品含糖量、不同收入群体负担及健康变化来检验。不能只公布收了多少钱，却不回答人们是否因此生活得更健康。

一张更高的价签，可以成为改变的起点。但公众最终期待的是：少一些有害消费，少一些可以避免的疾病，也多一些看得见、用得上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