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店主含泪自述：烟卖不动了，不是钱的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65岁店主含泪自述：烟卖不动了，不是钱的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庄有福把最后一包红塔山从货架上拿下来的时候，手指头在纸壳包装上摸了两遍。

软壳的，经典款，白底红塔，跟了他快三十年。他搁在柜台上，拿抹布把烟盒上的灰擦了擦，又放回原处。货架上就剩这一包了，卖完不打算再进。

隔壁卖菜的老池探头进来：“老庄，今儿不进货？”

“不进了。”

“烟也不进了？”

“嗯。卖不动了。”

老池瞅了一眼货架，那上头稀稀拉拉摆着几包烟，除了红塔山，还有两包利群、一包黄鹤楼。都是老牌子，搁几年前紧俏得很，拆开一条卖不了两天就空。

现在这包红塔山摆了快一个月了。

庄有福点了一根自己抽，靠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眯着眼看门外头那条街。水泥路修了没几年，路牙子刷了黄漆，两边的铺面翻新了好几茬，奶茶店、快递驿站、手机维修，招牌一个比一个鲜亮。他的杂货铺夹在中间，门脸还是三十年前那扇木板门，招牌是块三合板，油漆掉了快一半，就剩“有福商店”三个字还勉强认得出来。

他在这条街上卖了三十一年烟。

开烟摊那年庄有福三十四，刚从乡下的砖瓦厂下来，腰扭了，干不了重活。他媳妇费秀英在镇卫生院当护士，一个月挣八十多块，养一家三口紧巴巴的。他寻思着得找个营生，就托人从县烟草公司批了个零售许可证，在自家临街那间屋里摆了两个货架，进了第一批烟。

第一批货是红塔山、红梅、阿诗玛，还有几条万宝路。那会儿万宝路是稀罕货，一条进价六十多，卖八十，镇上开饭店的楚老板一次拿了三条，说搁店里充门面。

头一个月下来，他盘了盘账，挣了四百多块。比他砖瓦厂一个月工资还高。

“秀英，这买卖能干。”

费秀英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抬头瞅了他一眼：“能干就好好干。别跟人瞎要价，别卖假货。”

“那不能。咱做的是长久买卖。”

庄有福说到做到。他那店里从来没进过假烟，价钱也公道，红塔山别人卖五块，他卖四块五，就赚个毛把钱。街上的人认他，远远近近都上他这儿来拿烟。

那会儿这条街热闹得很。街东头是粮站，交公粮的季节，三轮车拖拉机排一溜，扛麻袋的汉子歇脚的时候都来他店里买烟，一买就是两三包，揣兜里当口粮。街西头是汽车站，跑长途的司机下了车先奔他这儿来，拿一条烟搁驾驶室里，跑一趟能抽半个月。

庄有福记得清清楚楚，最红火那几年，他一天能卖出去十来条。逢年过节更不得了，腊月二十往后，一天卖二三十条，货架上空得搁不住东西，他得骑三轮车去县里补两趟货。

那会儿费秀英下了班也来帮忙，两口子忙到天黑才能吃上饭。费秀英一边给人拿烟一边念叨：“你说这些人，抽这么多烟图啥？又呛又费钱。”庄有福嘿嘿笑：“图个舒坦呗。人家来买烟，是照顾咱生意。”

后来街上不让烧煤了，粮站拆了盖了超市，汽车站也搬到了城外头。庄有福的烟摊还在，但买烟的人慢慢少了。

先是粮站那帮人没了。超市门口不让摆摊，扛麻袋的汉子们散了，有的去了工地，有的回了老家，路过他店门口的时候少了。

后来长途车司机也少了。高速修通了，大巴车不走镇上了，从县城直接上高速，一溜烟就过去了。汽车站那块地皮卖了，盖了栋六层楼，底下是手机大卖场，上头是培训班，跟烟不沾边。

再后来，连街坊邻居买烟的也少了。

老池前年戒了。他抽了四十来年，忽然有一天咳嗽咳出血丝来，吓得跑到县医院拍片子。大夫说肺上有阴影，得做进一步检查。老池蹲在医院走廊里抽了最后一根烟，把打火机扔进了垃圾桶。后来查出来是肺炎，不是癌，但烟是真戒了。

街东头开理发店的祁大姐也戒了。她儿子娶了媳妇，媳妇怀了孕，进门头一天就捂着鼻子说“家里烟味儿太大，对胎儿不好”。祁大姐二话不说把烟掐了，顺带把家里茶几上的烟灰缸也扔了。

老池的媳妇逢人就夸：“我家那口子戒了烟，省下来的钱够买多少排骨。”

庄有福听着，心里头说不清是啥滋味。

真正让他觉出不对劲的，是前年冬天。

那天下着雪，他照例五点开门，把烟架子摆好，等着街坊来买烟。等到中午，进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要买打火机的，一个是要买盐的，还有一个是问有没有快递代收的。

烟一包没卖出去。

他坐在柜台后面，从上午等到下午，又从下午等到天黑。外头雪越下越大，街面上没什么人走动。他把那台老收音机打开听，里头咿咿呀呀唱戏，唱的是《朝阳沟》，他年轻时候就会哼。

唱到“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那段，他把收音机拧小了，摸出根烟自己点上。抽了两口又掐了——省着点吧，这包烟还是上个月拆的。

那天晚上费秀英从卫生院回来，看见他坐在黑地里抽烟，就问：“咋不开灯？”

“忘了。”

费秀英把灯拉开，瞅了一眼货架：“今天卖了几包？”

“一包没卖。”

“打火机总卖了几个吧？”

“卖了俩。”

费秀英在他旁边坐下来，把手搁在他手背上：“老庄，要不咱把店盘出去？隔壁那个快递驿站想扩店面，问过咱们两回了。”

庄有福没吭声。

费秀英又说：“咱闺女在省城买了房，让咱过去住。你把这店关了，咱俩去给她看孩子。”

“我再想想。”

他想了快两年了，还没想好。

去年开春，街上开了家电子烟店。

门脸不大，装修得挺时髦，白墙灰地，架子上摆着一排排五颜六色的电子烟杆子，旁边搁着各种口味的烟弹，什么绿豆冰沙、白桃乌龙、劲爽薄荷，名字听着跟奶茶似的。

来买电子烟的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的小伙儿，染着黄毛戴着耳机，进去挑两根杆子几盒烟弹，扫码付钱，出门就叼上了。庄有福蹲在自己店门口晒太阳，瞅着他们进进出出，心里头说不出来的别扭。

有一回他拦住街坊家的小子葛亮问：“那玩意儿好抽？”

葛亮从嘴里拔出电子烟杆子，吐了口白烟：“庄叔，这玩意儿比您那纸烟健康，没焦油。”

“没焦油你抽它干啥？”

“过瘾呗。再说了，现在谁还抽纸烟啊，满嘴烟味儿，回家媳妇嫌。”

庄有福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根红塔山，烟灰烧得老长，他拿烟灰缸接住了。

葛亮又补了一句：“庄叔，您那烟架子上的烟都过期了吧？我瞅着那包红塔山搁了有半年了。”

“没过期。保质期两年呢。”

“两年也没人买啊。您不如也进点电子烟卖卖。”

庄有福摆摆手：“我卖了一辈子纸烟，那玩意儿我摸不透。”

电子烟店开了不到一年，关门了。

庄有福还专门跑去问了一嘴，那店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姓卫，卫东升，以前在深圳那边搞电商的。卫东升一边拆招牌一边跟他说：“庄叔，这玩意儿不好干。上头管得严，网上不让卖，线下又拼不过连锁店。我这店一个月卖的钱不够交房租的。”

“那你那些货呢？”

“退的退，扔的扔。剩两箱烟弹在仓库里，白送都没人要。”

卫东升走了以后，那间铺面空了两个多月，后来被一个卖卤味的租了去，天天下午飘出花椒八角的香味儿。

庄有福的烟架子更冷清了。

费秀英去年秋天正式退了休。

退休那天她兴冲冲地回来，手里攥着退休证，进门就往柜台上一拍：“老庄，我退了。明儿开始我帮你看店。”

庄有福把退休证翻开看了看，搁回去。

“你帮我看啥？一天来不了五个人。”

“那我也帮你看。”

第二天费秀英真来了。她把货架上的烟一包一包拿下来，拿抹布擦干净了再摆回去，把柜台里头的糖块、瓜子、打火机重新码了一遍，门口搁了块小黑板，拿粉笔写上“新到冰糖葫芦”。

头三天卖出去两串冰糖葫芦，跟烟没关系。

第四天费秀英不来了。

“我去闺女那儿住一阵。她怀二胎了，反应大，我过去伺候几天。”

庄有福说中。费秀英收拾了个旅行包走了，走之前把冰箱里冻了半扇排骨，嘱咐他自己炖着吃。

费秀英走了以后，庄有福的日子更寡淡了。早上五点开门，晚上八点关门，中间大部分时间坐在柜台后面听收音机，偶尔有人进来买瓶酱油买包盐，他就站起来给人拿。

烟一天能卖出去一两包，有时候一包卖不出去。

他开始自己抽得多了。以前一天抽五六根，现在一天十来根。也不是想抽，就是坐那儿没事干，嘴上不叼根烟好像少了点啥。

有一回老池来串门，看见他抽烟，一把给他夺下来：“你咋还抽这么多？你忘了前年体检大夫咋说的？你肺上也有阴影，让你复查你去了没有？”

“没去。查出来又能咋着？该咋着咋着。”

“你这人，越老越犟。”

老池把烟掐了扔进垃圾桶，又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拍在柜台上：“吃这个。我媳妇炒的，搁了五香粉。”

庄有福抓了两颗瓜子嗑着，嗑了两下忽然问老池：“老池，你说我这烟摊，是不是该关了？”

老池愣了一下，坐到他旁边那张塑料凳上，想了想说：“你想关就关呗。你又不指着这店吃饭。秀英有退休金，你也有养老金，闺女那边也不用你贴补。你守着这店干啥？”

“守习惯了。”

“啥叫习惯？挣钱才叫习惯，不挣钱那叫熬。”

庄有福没接话。

老池走了以后，他从柜子里翻出那本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红皮儿的小本子，照片上他四十来岁，头发还是黑的。发证日期是一九九四年，换过三回证，最近一回是二零一九年。

他拿手摩挲着那个红皮儿，摩挲了半天。

今年入冬以后，镇上又关了几家店。

先是街中段的五金店，老纪不干了，跟他儿子去了南方。五金店门口贴了张红纸，上头写着“清仓处理”，拿毛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庄有福路过的时候进去看了看，老纪把螺丝钉子钳子扳手全都堆在地上，让人随便挑随便拿。他挑了一把羊角锤，老纪说“拿走吧，不要钱”。

然后是街西头的裁缝铺，郜大姐不干了，说眼睛花得穿不了针，收了摊去省城带孙子。裁缝铺的门关了半个月，后来租给了一个卖炸鸡的，炸鸡店装修的时候把郜大姐那个“精工裁剪”的招牌拆下来扔在门口，庄有福路过看了一眼，招牌上的字还是郜大姐的男人活着的时候写的。

再然后是老池的菜摊。老池没关摊，但他把摊子缩了一半，另一半租给了一个卖水果的。老池跟庄有福说：“菜越来越不好卖。以前一天能卖一三轮车，现在一天卖半车。人都去超市买菜了，超市里菜便宜，还不用讲价。”

庄有福蹲在菜摊旁边嗑瓜子，嗑着嗑着忽然说：“老池，我打算把烟架子撤了。”

“不卖了？”

“不卖了。就剩那几包了，卖完拉倒。”

“那你这店还开不开？”

“开。卖点别的。我寻思着进点小孩吃的零食、喝饮料，再搁个冰柜卖雪糕。”

老池拍了拍手上的土：“中。你早该这么干了。”

撤烟架那天是十二月头上。

庄有福起了个大早，把烟架子上的烟一包一包拿下来，码在柜台上。红塔山一包，利群两包，黄鹤楼一包，还有半条红双喜，是他去年过年的时候进的，一直没拆。

他拿抹布把烟架子擦干净，搁到后屋去了。出来的时候看见柜台上那几包烟，忽然有点舍不得。

他摸出根红塔山点上，抽了两口，把烟搁在烟灰缸沿上。

正好费秀英打电话回来，问他吃了早饭没有。

“吃了。蒸了俩包子。”

“店开了没有？”

“开了。今儿撤烟架。”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

“撤就撤吧。卖了半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秀英。”

“嗯？”

“你说这人咋都不抽烟了呢？”

费秀英在那头想了想，说：“也不是都不抽了。前两天我在省城街上看见有人抽，就是那种电子烟，冒白汽的。”

“那玩意儿不算。”

“咋不算？”

庄有福说不清楚。他觉得纸烟跟电子烟压根不是一回事。纸烟是拿火点着的，抽一口是一口，烟灰往下掉，抽完了拿鞋底子碾灭。电子烟攥着个铁杆子嘬来嘬去，冒出来的烟还没灶膛里冒的多。

可他也知道，现在的人不在乎这个。

挂了电话，他把柜台上那几包烟收进一个塑料袋里，搁在柜台底下。

下午来了个买酱油的，看见货架空了一块，问：“老庄，烟不卖了？”

“不卖了。”

“那以后上哪儿买烟去？”

“街上超市有。你再不济去县里买。”

“超市贵五毛。”

“五毛就五毛吧。我这儿不卖了。”

那人拎着酱油走了。庄有福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人的背影消失在街口，忽然觉得嗓子眼有点堵。

他抽了根烟，抽了两口搁下了。

真正让庄有福心里难受的，是腊月里那件事。

那天下午，他正蹲在店门口晒太阳，一个老头拄着拐棍从街东头慢慢走过来。穿着黑棉袄，戴着老头帽，走路一瘸一拐的。走到他店门口站住了，往里头瞅了两眼。

“有福，还认得我不？”

庄有福站起来眯着眼看了半天，认出来了：“楚老板？你这多少年没回来了？”

楚老板是他开烟摊头一年就照顾他生意的那个人，开饭店的，在镇上干了快二十年，后来去了省城跟儿子一块儿过。

“回来看看老宅子。我儿子把房子翻盖了，让我回来拾掇拾掇。”楚老板在他旁边凳子上坐下来，掏了根烟递给他。

庄有福接过来看了看，是中华。他点上抽了一口，楚老板自己也点了一根。

“有福，你这店还开着呢？我瞅着货架上没几样东西了。”

“开着。不挣钱，守着。”

“烟还卖不卖？”

“不卖了。撤了。”

楚老板抽了口烟，眯着眼看街上：“不卖就对了。我抽了一辈子烟，前年查出来肺气肿，大夫说再抽就得坐轮椅了。我戒了。”

“戒了好。”

“可这烟一戒，总觉得少了点啥。”楚老板拿手比划了一下，“以前吃完饭，往椅子上一靠，点根烟，美得很。现在吃完饭，嘴一抹，不知道该干啥了。”

庄有福笑了，笑得挺涩：“那是你抽习惯了。”

“是吧。”楚老板把烟屁股摁灭在脚底下，“我还记得你那会儿卖的红塔山，四块五一包，比人家便宜五毛。我饭店里来了客人，全上你这儿拿烟。最多一回拿了十条，你骑三轮车给我送去的。”

“记得。那年你儿子考上大学，摆谢师宴，用的全是红塔山。”

“对！就是那回！十条！你还多给我塞了两包。”

两个老头子坐在店门口，说了一下午话。从红塔山说到阿诗玛，从阿诗玛说到红梅，从红梅说到良友和万宝路。楚老板说那时候跑长途的司机最喜欢万宝路，洋烟，拿在手上显派。庄有福说那玩意儿进价贵，他进的不多，来了货没两天就抢光了。

说到天擦黑，楚老板站起来拄着拐棍要走，庄有福送了他两步。

“有福，你那会儿一天能卖多少烟？”

“最好的时候，二三十条。”

“现在呢？”

“现在？十天卖不了一条。”

楚老板拍了拍他肩膀，没说话，拄着拐棍慢慢走了。

庄有福站在街口，看着楚老板的背影越走越远，心里头翻上来一句话。这话他在嗓子眼里搁了好几年了，一直没说出来。

烟卖不动了，真不是钱的事。

是不抽烟的人多了。

是老池戒了，祁大姐戒了，楚老板也戒了。

是年轻人不兴抽纸烟了，他们抽电子烟，嘬一口冒白汽，拿在手里当个玩意儿。

是那帮在粮站扛麻袋的汉子不来了，长途车司机不来了，饭店楚老板也不来了。

是他庄有福自己都从一天十来根改成一天两三根了，抽着没味儿，嗓子发干，抽完了咳嗽，他自己都不想抽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庄有福把店门关了半天，去镇上的快递驿站取了个包裹。

包裹是闺女从省城寄来的，里头是一件新棉袄，一个颈椎按摩仪，还有一副老花镜。闺女在电话里说：“爸，你那个店趁早关了吧。你跟我妈来省城住，我这边房子够住。”

庄有福说“我再想想”。

回来的时候路过街口，看见新开那家卤味店门口排着队，买卤猪蹄卤鸡爪的人从店里排到街沿上，热热闹闹的。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儿，闻着那个卤料味儿，忽然觉得这条街还活着，就是跟他没啥关系了。

那天晚上他给费秀英打了个电话。

“秀英，我想好了。”

“想好啥了？”

“开春把店拾掇拾掇，烟架子彻底撤了，进个冰柜卖雪糕，再进点小孩零食。你说中不中？”

费秀英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中。咋不中。你早该这么干了。”

“还有。”

“啥？”

“等我把店拾掇利索了，我去省城住一阵。看看闺女，看看外孙女。”

“中。你来。我把那屋给你收拾出来。”

挂了电话，庄有福坐到柜台后面，从柜台底下摸出那个塑料袋。里头还剩最后一包红塔山。

他拆开，抽出一根点上。

这回他没抽两口就掐，他抽完了整根。抽到烟屁股那儿烫了手指头，才拿烟灰缸摁灭了。

抽屉里搁着那本红皮儿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他拿出来翻了翻，搁在柜台上。

第二天早上，他把那本证揣进棉袄内兜里，骑上三轮车去了趟镇上。许可证没交回去，他搁家里了，锁在樟木箱子里头，跟户口本、房产证搁一块儿。

那箱子是费秀英的陪嫁，樟木的，四十多年了，一打开还有樟木味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