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真正翻开1930年代上海的黄包车夫“菜单”，让人愣住的原因并不在于菜有多差，而是它根本不像菜单：
没有早中晚，没有荤素搭配，很多时候连三顿都没有。
1931年《世界晨报》将大饼、油条视为““在上海为黄包车夫之日常果腹美品”。
“美品”这两个字放在今天几乎是残忍的，但对于车夫来说，一个大饼油条是一天中最好吃的。
更现实的是“两顿”，大多数车夫一天只吃两餐：上午十一点一餐，下午五点一餐。
不拉客的时候，他们用睡觉来压制饥饿，保存体力。
好些的青菜豆腐，差些只喝小米粥；没有油水，“即使刚刚吃过饭，拉一两次客人肚子里就已经感觉空荡荡了”。
车夫一天，在“刚吃了”与“又饿了”间循环。
所谓的菜单只有一句话：用最少的钱填饱胃，然后再跑。
这份菜单要放在收入中看，1930年代上海的人力车夫月收入不到9元，而五口之家的基本开支16元。
1931年上海的米价每斤六分钱，一块大洋可以买十六斤米，听起来“还能活”。
但是拉车是一天十四小时高强度的体力输出，摄入主要是籼米、杂粮、咸菜以及少量的青菜。
资料对车夫的概括很冷：每天出汗十四个小时，挣来的“barely enough for a bowl of rice and vegetables”。就是一碗饭加蔬菜，是城市为一个壮劳力支付的所有生理费用。
我认为车夫的“两餐制”不仅仅是没时间吃，更是一种由收入与体力共同逼出来的被动的能量配给方式。
大家都知道拉车消耗肯定大，但是收入又不允许他们多吃，多补充体力，所以他们减少餐次，用睡眠来抵制饥饿，反而成为了“更加理性的选择”。
当年的调查者说了一句非常冷酷的话：“车夫们已经练成了一个不需要太多营养，就足以维持生命的肚皮。”
更加刺眼的是阶级对比，棉纱厂的工人至少还能吃上两片肉，但车夫连这点油水都无法保证。
不是车夫有多能吃苦，而是人力车行业的利润分配行业只是将车夫的身体当作可消耗的燃料，而不是需要被养护的劳动力。
车租，捐税，折旧，一次次抽走他们的收入，留给肚子的，只有当天还可以站起来的最低额度。
他们吃的不是饭，是抵押下一次拉车的力气。
所以这份菜单真正让人楞住的不是食物的粗糙，而是精确到冰冷的功能性。
大饼油条便利，顶饱，可以边走边吃，咸菜稀饭不过是让人胃里有东西，不至于胃袋空空。
在社会看来，车夫“吃饭”只是为一台每天工作14小时的机器添加了最低消耗的燃料。
城市需要的是他们的腿，而不是他们的饱。
我们需要研究的不是他们吃了什么，是当一个社会劳动力的价格低于一个人吃饱的成本时，就业究竟是在养活人还是消耗人？
黄包车夫的两餐和大饼油条不仅仅是旧上海苦难的记忆，直到今天他还在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时候，究竟人的身体是放在成本栏里还是目的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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