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三点十二分打来的,我正蹲在仓库里点货,手里攥着一沓出库单,嘴里还咬着一根没点着的烟。
屏幕上显示的是小宇的班主任,王老师。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还是接了。
"林敏女士,您今个儿下午能不能来一趟学校?"
我看了眼手表:"王老师,我这边还在上班——"
"那您什么时候有空?小宇今个儿上午把隔壁班一个女生的眼镜撞掉了,镜片碎了一个角,人家家长刚才打到办公室来了。还有,他上课又跑了,从后门跑出去,美术老师追了一层楼。"
我蹲在货架和货架之间的夹道里,头顶的日光灯管闪了两下,出库单角上被我的汗浸了一块。
"我去跟那个女生家长道歉,眼镜的钱我来赔。"
"光赔眼镜的问题吗?"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林女士,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小宇这个情况,我已经跟年级组长汇报过了。您考虑过来学校陪读吗?"
陪读。这两个字像一块砖头,拍在我脑袋上。
我沉默了大概有五秒。
"王老师,我去学校陪读,那我这边工作怎么办?"
"这我理解,但是您得想想,别的孩子也要上课啊。他跑出去,出了意外谁负责?"
电话挂了之后,我在仓库里又蹲了十分钟。那根烟最后也没点,被我从嘴里拿下来,跟出库单一起塞进工装口袋里。
我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建材公司做仓库管理,月工资三千八。小宇七岁,刚上一年级,开学到现在三个月,我被叫过六次家长。
多动症这个事,是我们带他去儿童医院查出来的。大夫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开了药,让我们配合行为干预。我拿到那个诊断书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崩溃的感觉——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被这孩子折磨了将近三年。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我就没有消停过。老师投诉、其他家长投诉、他在超市货架之间疯跑把一排罐头碰倒、他在小区花园里把别的孩子推倒——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事了。
但"陪读"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
那天晚上,我坐在厨房的折叠桌前算账。台灯是那种十块钱的小夹灯,夹在晾衣架的铁杆上,光打在账本上,影子晃来晃去。
房租一千五。小宇的药一个月四百多。生活费——水电、吃饭、交通——加起来差不多一千八。我刚交了他下半学期的午餐费和班费,六百二十块。
上个月配的眼镜是我自己的,旧的那个在仓库被货架压坏了,花了两百八。这个月工资还剩不到三百块。
如果我辞职去陪读,三千八没了。他爸每个月转一千五的抚养费,有时候还拖。两千九百块钱,撑不起这个家。
我盯着账本看了很久。小宇在客厅写作业,铅笔戳在纸上戳得啪啪响,橡皮掉了两次,他弯腰去捡,椅子倒了。
"妈妈——"
"干什么?"
"这个字我写不好。"
"哪个字?"
"操场的操。"
我走过去,握着他的手写了一遍。他其实写得还行,就是坐不住,屁股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脚够不着地,两只腿在空中晃。
我看着他低着头的样子,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坐在小学教室的最后一排,旁边是七岁八岁的孩子,老师在前面讲课,所有人转过头来看我。
那种感觉,光想想就喘不过气。
不是丢人的问题。丢人是次要的。是那种——你已经三十四岁了,你本来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有自己的钱要挣、有自己的事要扛,结果你缩在一张儿童课桌后面,当一个一年级教室里的监工。你的人生和孩子的绑在一起,分不开了。
第二天我给王老师回了电话。
我说:"王老师,我想了,我去陪读的话工作就保不住了,我一个人带孩子,经济上实在撑不住。"
王老师在那头说:"我理解您的情况,但是学校这边也有压力。那个女生的家长上午又打了电话,说如果再这样就要找校长。"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晚上去人家家里登门道歉,眼镜的钱我赔。但是陪读这个事,我确实去不了。"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来一个星期试试?一个星期之后再说。"
我知道她在打迂回。一个星期之后,一定是第二个星期。
我没有立刻答应。我说:"我考虑一下。"
那天晚上,我给我姐打了电话。我姐在老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她不了解这边的情况。我把事情跟她说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们那个学校,凭什么让你陪读?有文件吗?"
我说不知道。
"你去查一下。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过,说家长没有义务去学校陪读,这个没有规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搜了一晚上。翻了教育局的网站,翻了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条款,翻了一堆家长论坛的帖子。翻了两个多小时,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没有任何文件、任何规章制度规定,家长必须去学校陪读。要求家长陪读,就是学校和老师自己的要求。
家长没有这个义务。
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靠在椅背上,手搭在键盘上,手指是抖的。不是愤怒,是一种——你说不清楚的解脱感,又掺着一点委屈。三个月来我一直被推着走,被投诉电话推着走,被"你孩子又闯祸了"推着走,被"你得想办法"推着走。我从来没停下来想过:等一等,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我的责任?
小宇是我的孩子,我不推卸责任。但他也是一个在义务教育的框架里、在一个公立学校里上学的孩子。学校有义务管理他、教育他、在合理范围内照顾他的特殊情况。
我配合,没问题。但让我放弃工作、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去当"人形监管器"——这不是义务,这是在拿一个母亲的内疚感做绑架。
第二天上午,我又给王老师打了电话。
"王老师,我昨晚查了,没有文件规定家长要去学校陪读。我去不了,如果我去了,工作就没了,我一个人养孩子,工资断了家里就过不下去了。小宇的事我配合学校——该吃药我给他吃,该做行为干预我做,该赔的钱我赔。但是陪读,我实在去不了。"
电话那头停了几秒。
王老师说:"那学校这边……我不好交代。"
"我知道您也难做。但这是我的实际情况。您看能不能跟年级组长反映一下,看学校这边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安排他在第一排坐,或者上课期间有值班老师多注意一下?"
她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最后她说"我再想想办法",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仓库门口站了一会儿,深秋的风从卷帘门的缝里灌进来。我知道这事没完。后面还会有电话,还会有投诉,可能还会有年级组长出马、校长谈话。
我也知道,小宇不会因为我拒绝了陪读就突然变乖了——他还是会上课跑出去,还是会碰翻别人的东西,还是会坐不住。
但至少,我没有把自己折进去。
当天晚上,我去那个女生家里登了门。她妈妈开的门,客厅里还坐着她爸爸。我说眼镜多少钱,我赔。她妈妈说镜片两百多,我说我转你。她爸爸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我说是多动症,在治,在吃药。
他说:"那你们也管管。"
我说:"我在管。"
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在楼道里等电梯。电梯来了,我没进去。我靠在墙上,缓了一口气。
回到家,小宇趴在客厅茶几上写作业。台灯是那个十块钱的夹灯,从晾衣架上拆下来,夹在茶几边沿上。他听见开门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妈,你去哪了?"
"出去办了点事。"
"你生气了吗?"
"没有。"
他低头继续写。我站在玄关,把鞋换了,把外套搭在衣架上。厨房里,电饭煲的保温灯亮着。
我走进厨房,掀开锅盖。米饭焖好了,上面放了一碟中午剩的炒豆角。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送小宇去学校。在校门口,他背着书包往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朝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一下,然后跑进去了。
校门口的保安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
然后我转身去上班。骑电动车,二十五分钟。路上经过三个红绿灯,在第二个红绿灯等灯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是王老师发了一条微信:
"林女士,今个儿先让小宇坐第一排,我跟数学老师说了,让她上课多提醒他。"
我看了两遍,打了三个字:"谢谢老师。"
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绿灯亮了,我拧了一下电门,车往前蹿了一截。
后面的事不会就此平息,我知道。下个月还会有新的投诉电话,可能下学期学校还会施压。小宇的路还很长,我也一样。但至少这一天,我守住了两样东西——一份工资,和一个人不至于被绑死的底线。
风从电动车前面灌进来,有点凉。前面是建材城的路,右拐,再走五百米,仓库的门还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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