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通房丫鬟的屈辱：陪老爷睡觉都不算啥，让人恶心的是这件事！

古代通房丫鬟的屈辱：陪老爷睡觉都不算啥，让人恶心的是这件事！

我叫柳春杏，生在大清嘉庆年间的江南徽州府，今年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一岁了。我不是什么读书人，粗通几个字，是当年在府里做事时，替老爷记账、抄册子慢慢学会的。我这一辈子没过过一天自己的日子，从一个自由人家的闺女，变成府里卖身的丫头，再变成通房，再变成一把年纪连个名分都没有的“老姑娘”。如今老了，身边没儿没女，我把这半辈子的苦讲出来，不是要让谁替我哭一场，只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些通房丫鬟，究竟遭的是什么罪。

我十二岁那一年，爹欠了地主的租子，还不上，就把我卖进了徽州城里方家。方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老爷是举人出身，府里上下几十口人。我进府的时候，是和另外几个女孩一起排着队，被管家挨个看牙口、看手、看脚，像看牲口一样。那天我被人掰开嘴，往里看牙，我羞得眼睛都不敢睁。管家拿手在我背上拍了拍，说：“这个丫头骨架匀，手脚利索，留内院。”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这条命，是被人挑着买下来的。

内院的活计，比外头体面，可规矩也多。我们从天不亮就起来，烧水、扫院子、擦桌子、给太太小姐们打扇子、端洗脸水。走路不许出声，说话不许抬头，主子站着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主子坐着的时候我们得站在一米开外。我们穿的衣服，是不许绣花的，也不许穿红的，头发只许扎一个素髻，插一根银簪。管家说，这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我们是“贱籍”，是“使唤物”。

后来我长到十五六岁，就被拨到了少爷房里伺候。这里的“少爷”，是方家的大少爷，那年二十出头，读书人，长得也周正。拨过去的那天，管家跟我说，说得轻描淡写：“你的差事，往后就是贴身伺候，夜里也要守着，随叫随到。”我当时脸就红了，问了一句“夜里伺候什么”，管家看了我一眼，说：“不该问的别问，规矩自己会教你。”

我就是这样做了通房。

通房这两个字，字面上讲得好听——因为卧室跟老爷、少爷的卧房是连着的，通了门，随时可以叫，不用在外头敲。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人当成了房里的一件东西，放在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这不是“夫人”“妾室”，妾好歹有个名分，有娘家人撑腰，有正经的拜堂和封号；通房什么都没有。连个名字都不改，我进府二十年，府里从老爷太太到外头的佣人，人人都叫我“春杏”，还是我卖进来时带的名字。我在府里的名册上写的那一行是“春杏·内院·使唤”，跟一件器物的记录没什么两样。

说一说“陪老爷睡觉”这回事。外头的人，尤其是后世的男人们，一听“通房丫鬟”，好像总以为这是我们沾了府里的光，是我们爬上了主子的床，得了什么便宜。我告诉你，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屈辱，不是体面。但凡一个女孩子，被人家在名册上登记、在自己房里守着、在夜里被推门叫进去，然后第二天一早在仆妇的注视下出来——这不是什么“福气”，这是把人当作物件使用。

可是讲句实在话，你要问我这一辈子最恶心的是哪件事，陪老爷睡觉，还排不到最前头。

我这一生最恶心的，是“验身”和“喝药”。

“验身”，是每隔一段时日，管事婆子就要到我们这些通房丫头的房里来一趟，把我们挨个叫过去，检查是不是有了身孕。这件事，在府里说得很好听，叫“照看身子”。其实没有哪个婆子是真的来“照看”你的。她们看你的月事，问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然后翻被褥、摸肚子，用的法子又粗又脏。我十六岁到二十四岁这八年，被这样验过多少次，我自己记不清了。每一次被验完，我都要趴在墙根吐一回。

为什么府里要验？因为通房怀了孕，牵扯到的大事太多。生下来的孩子，若是少爷的，就算是庶出，也是血脉；可要是闹出什么不体面的事，府里就要追责。所以，验的不是我们的身子，验的是这一房人有没有出岔子。我们这些通房，就是那根被捏在手里翻来覆去检查的线头。

比验身更恶心的，是药。

验过以后，若是不好，就给你一碗药。那药叫“调理气血的”，是府里熬好的，端到你面前，看着你喝下去，喝完还得张开口让婆子看。我十几岁的时候还不懂事，以为是养身子的。后来才慢慢摸出来：那药，多半就是让人怀不上的。府里的规矩，通房可以伺候，不能留种。少爷正室还没进门，通房要是先有了孩子，那是打了正房的脸，乱了嫡庶；通房若是生了儿子，更是麻烦，将来分家产、争名分，都是口舌。所以府里的账算得极精：我们的身子，可以占，我们生的孩子，不许有。

那些年，我喝过多少碗药，记不清了。有些药喝了，身子是发冷的，冬天里手脚凉得像冰；有些药喝了，来月事的时候疼得在床上打滚，第二天照样得起来端水。我十九岁那年，见过跟我一拨当通房的另一个丫头，姓白，我们叫她“白桃”。她喝那个药喝坏了，肚子疼了好几个月，后来又怀了一回，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府里叫了郎中来，说是“调养几日”。白桃那几日缩在被子里，脸白得像纸。从头到尾，那药是怎么回事、那胎是怎么回事，她自己都不知道，也没人跟她说。过了两年，白桃被府里发配去了外头的田庄，说“她在府里不干净”。

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比陪老爷睡觉还恶心？因为陪老爷睡觉，好歹看得见人、听得见声，是好是歹，我认了。可这验身与喝药，是背着你、哄着你、嘴上说是为了你好，背地里把你的一条命捏在手里，还不叫你知道。这是把人当东西使，还要让你以为自己是个人。这种恶心，是日积月累的恶心，是让你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恶心。

还有一件更没脸面的。府里的账，全要经我的手。我在少爷房里伺候的时候，识了几个字，后来太太看我算盘打得好，就叫我去帮她记内院的账，什么月钱、买办、人情往来，都是我抄。有一年冬天，少爷的正房大奶奶进了门，那位大奶奶是外头官宦人家的闺女，进门第二天就把原先房里几个丫头叫去训话。训完了，她让我留下，问：“你就是春杏？”我说是。她上下看了我一回，说了句：“你今年二十几了？”我说二十二。她笑了一下，说：“也不小了。你在我房里伺候这么些年，伺候得怎么样了？”我那句“伺候”说得出口吗？我什么也说不出。后来大奶奶让我把内院的账本全交出来，说她的人自己要管。我交了上去，第二天就被挪去了后院的杂物房。

这事说起来更没脸：在大奶奶眼里，我连个正经争的对手都算不上，因为我本来就不算人。我没有名分，没有娘家，没有女儿家的名节，没有正经的身契以外的权利；我在这个家里的全部价值，就是这十年间能替他们做的事。我不是被“抢”走的，我是被“用完了”。用完的那一天，也没有谁认真打发了，只是挪一挪，挪到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像挪一把旧椅子。

我在后院又待了十几年，做些粗活、做些杂事，一直在方家住到三十几岁，后来方家老爷过世，少爷们分家，府里发还了一批老仆，我也被放了，给了几两银子，叫我“自寻生路”。

我出来的时候三十几岁，没丈夫，没孩子，没娘家可回，身子被药伤得底子薄。我靠着缝补、抄书，在一处庵堂里活到了今。如今我写下这些，不是要把脸抹了去，抹不掉，脸早就在府里那年一年一年被磨没了。我是想让后来的女子知道：那些古书里写的“通房”，是花团锦簇的几个字，可我们这些真在里面待过的人，知道那是个什么所在。陪床算不得什么，真正让人恶心、让人一辈子过不去的，是那些穿着“照看”“调理”外衣的事，是把你的命、你的身子、你连名分都没有的“人”，都当做别人家里的一件东西来管、来算、来收拾。

我四十一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这些年，我在庵里晒晒太阳，偶尔有人问我年轻时在哪儿做事，我就说府里当差的。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