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七千余人,带着两万多件武器,从江西宁都开进中央苏区。消息传出去,蒋介石恼火,冯玉祥也坐不住。
这支二十六路军,不是一般杂牌。
它的老底子,是西北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宁都城里,第七十三旅、第七十四旅和路军直属队行动起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部起义,第二天前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冯玉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不会痛快。
因为这支队伍,本来就是他中原大战失败后散出去的家底。
中原大战一败,冯玉祥从曾经的西北军领袖,变成了手里没有多少兵的下野人物。旧部有的投了蒋介石,有的靠向张学良,有的各找门路。
他就剩旧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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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旧情分在枪杆子面前,未必靠得住。
季振同这条线,冯玉祥尤其放不下。季振同早年入冯部,后来在西北军里一路升迁,和冯家还有姻亲关系。
在旧军队里,这不只是上下级。
这是香火。
可宁都起义真正的火,不是冯玉祥点的。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里大批北方官兵惦记着东北、华北,要求北上抗日,不愿继续在江西打红军。
蒋介石没有让他们北上。
这一下,军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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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城外,苏区就在身边。城内的官兵看着调防命令、给养困难、伤病增多,心里的账一天天压上来。
到十二月十四日夜,账清了。
起义成功后,红五军团成立。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这一下,冯玉祥的旧部,换了旗帜,也换了军魂。
冯玉祥不甘心。
他不是心甘情愿看着老部队成为红军劲旅的人。后来,他通过旧部、幕僚向季振同递话,想把人和队伍再往外拉。
手伸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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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最要紧的地方,不在冯玉祥递了多少话,而在季振同怎么做。
季振同见到旧人以后,没有把事情压在自己手里。他向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报告,把相关信件交出,表示自己没有另起炉灶的意思。
他没有跟走。
可麻烦没有停。
红五军团毕竟是从旧军队整建制过来的。官兵刚进苏区时,对红军的制度、生活、干部调配,都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旧军队讲山头,讲资历,讲长官的私人关系。
红军讲党对军队的领导,讲政治工作,讲官兵一致。
两套规矩撞在一起,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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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同后来提出想离开部队,到苏联学习。单看这件事,并不等于叛变;可放在冯玉祥派人联络的背景下,就被当时“左”倾错误放大了。
风声变冷。
一九三二年,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临时最高法庭曾判处死刑,毛泽东、项英等提出反对,改为监禁。
这条命,暂时保住了。
可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瑞金一带被错杀。
宁都起义的功臣,倒在了自己已经投奔的苏区土地上。
这也是后来党史、军史里必须正视的一页。到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前后,季振同的革命功绩得到公正评价,冤案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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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那次挖墙角,没有把红五军团挖走,却把本来就紧绷的神经又拨了一下。
真正留下来的,是另一批人的身影。
赵博生后来牺牲在战场上。董振堂长征中率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后来在西路军作战中壮烈牺牲。红五军团成了中央红军里能打硬仗的一支队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延安,毛泽东接见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并在合影上题词,大意是把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能战无不胜。
镜头里,那些从二十六路军走出来的人,已经不是冯玉祥账本上的旧部。
他们站在延安的土地上,穿着红军的军装。
这支队伍,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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