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公元1638年12月14日,清军围住直隶高阳。城中没有足以迎战的大军,也等不到能够及时赶来的援兵。主持守城的,是已经闲居七年、年届七十六岁的孙承宗。
他本可设法离开。可当清军逼近时,他召集家人,登城拒守。次日,高阳失陷,孙承宗被执。他先面向京师叩首,随后投缳殉国。与他一同死难的,还有大批孙氏子弟。
后世地方记述常将孙氏一家死难者统计为47口;《明史》则逐名记下孙承宗的子、侄、孙及侄孙十五人,称他们“皆战死”,又用“阖门”概括这场家族惨祸。
孙承宗死后,孙家并未断绝。二百八十六年后,同样出生于高阳的孙氏后裔孙岳,成为一场北京政变的核心人物。政变之后,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室留在宫中的最后一个“小朝廷”也随之结束。
这两件事之间,隔着近三个世纪。可要看懂其中的回响,必须先看懂孙承宗当年为什么不肯退。
## 关外再退一步,敌军就到了京师门口
孙承宗原本不是职业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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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做过翰林院编修,又担任明熹宗朱由校的讲官。熹宗听他讲课,常觉得疑惑顿解。可与许多困守书斋的文臣不同,孙承宗早年在北方边地教书,长期往来于飞狐、拒马一带,喜欢向老兵询问道路、关隘和边情。
到了辽东局势危急时,这些经历终于派上了用场。
广宁失守后,明军内部出现一种看似稳妥的主张:放弃关外据点,在山海关附近另筑防线,以重兵守住关门。问题是,一旦把宁远、锦州等地全部丢掉,山海关便会直接暴露在后金军队面前。
孙承宗反对把战场退到家门口。
天启二年,即1622年,他以兵部尚书、大学士身份督师辽东,将防线向关外推进。他修城、练兵、整顿军饷,重新布置宁远、前屯、觉华岛等据点,并起用袁崇焕、满桂、祖大寿、孙元化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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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记载,他第一次督师期间,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处,训练军队十一万,开屯五千顷,把防御纵深向前推进数百里。
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多了几座城。
孙承宗要做的,是让山海关不再成为一道孤零零的门。他曾明确提出:“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在他的设想中,城池、屯田、军队和百姓必须连成一体;边防若只顾关门,不顾关外百姓,最后既守不住土地,也守不住人心。
然而,孙承宗面对的不只是后金军队。
魏忠贤掌权后,孙承宗因不肯依附而遭到猜忌。天启五年,他被迫离开辽东。接替者高第很快下令撤回关外军民,放弃前沿据点。袁崇焕拒绝撤守宁远,后来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而那座城,正是孙承宗经营关外防线时重点修筑的支点。
这也是后人把他称作“明末第一将”的重要原因:他未必是亲自冲锋最多的人,却是少数能够把将领、城池、火器、粮饷和百姓放在同一张战略图上考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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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座城收了回来,他却再次被赶回高阳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关口进入内地,京师震动。朝廷仓促调兵,局势混乱,崇祯帝这才重新起用孙承宗。
此时的他已经六十七岁。
孙承宗先稳定通州、山海关一线,又设法安抚因袁崇焕被捕而东归的祖大寿部。那支辽军约有一万五千人,一旦彻底失控,山海关防线可能从内部崩开。孙承宗没有急于问罪,而是派人送信,给将士留下归队的道路。
祖大寿后来回到关内。孙承宗与他当面交谈,重新整编军队,原本动摇的辽军逐渐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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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孙承宗判断,后金军占据的遵化虽然靠北,却易攻难守;明军应当先取滦州,再收永平,使关内外防线重新接通。崇祯三年五月,明军依照这一部署推进,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相继收复。
这是孙承宗第二次督师最清楚的战果。
但一年后,大凌河筑城之役失败,祖大寿粮尽出降。朝廷中的攻讦再次集中到孙承宗身上。崇祯四年十一月,他被准许辞职,随后又被削去部分官职和恩荫。
孙承宗回到高阳,此后七年,朝廷虽有人请求重新起用他,始终没有结果。
等到1638年清军再度深入畿辅时,他身边已经没有辽东十一万兵马,也没有能够相互支援的宁锦城堡。高阳城墙低薄,守城力量有限。孙承宗曾经极力避免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前沿防线不断崩解,战火直接烧到家乡。
清军围城时,他没有把家人送出去,自己也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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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因为他看不见胜负。恰恰相反,一个两度主持辽东军务的人,比普通守城者更清楚高阳能守多久。但他过去要求将士守宁远、守锦州、守关外百姓;如今敌军到了自己家门口,他若先走,便等于亲手否定了自己坚持半生的原则。
次日城破,孙承宗及众多子侄孙辈殉难。南明弘光政权后来追赠他为太师,谥“文忠”。清朝乾隆年间,又赐谥“忠定”。
## 286年后,高阳孙氏又站到紫禁城前
时间来到1924年10月。
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吴佩孚率直军主力在前线作战。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与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控制京城,囚禁以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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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岳当时担任京师警备副司令,是政变的内应和核心组织者之一。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后来虽然进入北洋军队体系,却始终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
更特殊的是,孙岳正是孙承宗的后裔,同样来自河北高阳。
政变前,孙岳负责控制北京城内要地。他的部队包围总统府,迫使曹锟卫队缴械。政变成功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建国民军,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北京的政治格局由此彻底改变。
政变带来的第二个结果,落在了紫禁城。
清帝退位后,溥仪依据原有优待条件仍居住在宫中,保留尊号,维持着一套小朝廷机构。张勋复辟等事件已经证明,这个小朝廷随时可能被政治势力利用,成为复辟帝制的工具。
1924年11月5日上午,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和李煜瀛率军警进入神武门,向清室宣布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废除溥仪的皇帝尊号,清室人员迁出紫禁城,宫内公产归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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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宫中执行命令的是鹿钟麟等人;孙岳的作用在此前——正是他与冯玉祥、胡景翼发动政变并控制北京,才使这项决定有了实施的政治和军事条件。
当日下午,溥仪及其家属离开紫禁城,迁往醇亲王府。国民军接管宫禁,延续十三年的逊清小朝廷宣告结束。此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清点宫中文物,紫禁城逐步从帝王禁地转变为由国家保护、向公众开放的文化遗产。
从1638年高阳城破,到1924年溥仪出宫,相隔二百八十六年,约近三个世纪。
孙承宗一家47口殉难,留下的不是一句能够查到原文的“复仇誓言”,而是一种更沉重的家族记忆。到了孙岳这一代,他参与结束的也不仅是爱新觉罗家族对宫城的占有,更是帝制遗留在共和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政治象征。
一个人究竟应当在大势已去时保存家族,还是守住自己坚持了一生的责任?如果你身处1638年的高阳城,明知援军难至,你会选择带家人撤离,还是留下守城?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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