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夏天，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刚回到住处，便看见院子里跑着两个陌生孩子。年纪较小的黄莉莉被鱼缸吸引，伸手捞出一条金鱼。孩子手上没轻没重，金鱼在她手里挣扎，眼看就要没了性命。
黄有凤夫妻连忙上前，把女儿叫到身边。黄莉莉知道自己闯了祸，低着头不敢吭声。毛泽东没有责备，只是摆摆手，说：“没什么，告诉孩子以后注意就好。”说完，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
这一幕看似寻常，却不是普通家庭能够遇到的场景。黄莉莉的父亲黄有凤，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便长期担任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工作人员。两人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在烽火、行军和日常相处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
1933年，黄有凤从红军学校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苏区机要部门工作。那时的机要工作，绝不是抄写和递送文件那么简单。电报中的一个字、一个数字，甚至一个标点，都可能影响部队行动。
有一次，黄有凤奉命给毛泽东送电报。初次见面，他心里十分紧张。毛泽东接过电报，询问他的来历和经历，得知他做过工人、撑过竹筏，也编过竹筐，便笑着说：“经历不少嘛。”黄有凤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怕干不好，毛泽东便告诉他：“学中干，干中学。”
这句话并非客套。后来，毛泽东发现黄有凤在译电时写错了字，立即指出问题，还提醒他，机要工作关系重大，不能因为一个疏忽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还送给他一本同音字典，教他辨认字音、使用标点。黄有凤就在一次次工作中摸索，慢慢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机要人员。
1935年长征途中，黄有凤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参谋。行军条件极其艰苦，他既要收发电报、整理文件，又要挂地图、安排办公地点，有时还要兼顾生活上的杂务。事情细碎，却一件也不能耽误。
部队行进到四川境内时，黄有凤患上疟疾。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他不愿声张，仍强撑着赶路。有一天，他实在走不动了，停下休息，毛泽东很快察觉异常，问道：“黄参谋，你怎么了？”黄有凤只说没事，刚抬脚便身体一晃。
毛泽东扶住他，叫来卫生员检查，并把原本留给自己备用的奎宁片拿出一部分。黄有凤不肯服用，毛泽东却把药递到他手里，又接过水壶，看着他吃下去，还让担架员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黄有凤推辞道：“主席，我还能走。”毛泽东回答：“不要硬撑，药效没有这么快。”
这次照料，让黄有凤记了很久。后来两人各自承担新的任务，见面不再像长征时期那样频繁，但这份情谊并没有中断。1940年，黄有凤随朱德返回延安，毛泽东还关心他的婚事。1941年，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黄有凤成家，婚礼上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场。
1943年，黄有凤的女儿黄玲玲早产，身体较弱。毛泽东得知后，让警卫员送去牛奶，还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的物品。黄有凤起初不好意思接受，毛泽东却说，孩子要养好，今后才有希望。这样的帮助没有铺张排场，却落在最实际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黄有凤先到东北工作，1955年调回北京，在机要部门任职。毛泽东事务繁忙，两人一度没有机会见面。到了1956年，毛泽东想起这位旧日部下，便让秘书叶子龙打电话，邀请黄有凤一家到中南海做客。
黄有凤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丰泽园。毛泽东回来时，孩子们已经在院子里玩开了。午饭前，黄有凤担心打扰毛泽东，准备告辞，毛泽东却留他们吃饭，并让工作人员把饭桌摆到凉棚下。
席间，黄莉莉端详了毛泽东一会儿，忽然问：“伯伯，你是大毛主席，还是小毛主席？”毛泽东把她抱到身边，说：“你唱首歌，我就告诉你。”孩子唱完儿歌，毛泽东笑着答道：“我是小毛主席。”席间顿时响起笑声。
此后，黄莉莉又去过几次中南海。毛泽东见到她，常打趣说：“你又来看小毛主席了？”有时还拉着她说话，看她练写阿拉伯数字。等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来丰泽园的次数渐渐少了，那条险些被抓死的金鱼，也成了这次家庭来访中最令人难忘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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