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证据佐证！华夏族原生发祥地为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是核心区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很多历史普及读物告诉我们，华夏族群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黄帝、炎帝在西北黄土高原崛起，之后逐步向中原扩张，这是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提出、流传甚广的主流说法。

然而，当我们把先秦古籍地理记载、考古发掘成果、民族学理论放在一起交叉比对，就会看到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学术观点：华夏族的原生发祥地其实在今天的山东海岱地区，也就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带，后来华夏部族精英集体西迁，才在中原建立夏、商、周王朝。

景以恩在《华夏族源于今山东新探》一文中，整合古地理、考古、传世文献多重证据，对这套流传已久的上古叙事提出有力的重新审视，这桩上古族群起源公案，核心并不只是地理位置的争论，而是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华夏文明形成的真实路径。

想要读懂这一假说，首先要破解先秦典籍反复出现的“四海”地理密码。《尚书・尧典》《禹贡》多次提及“四海”，《尔雅・释地》记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后世大多把四海理解为泛指天下的文学修辞，但是从古地理学角度复原，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鲁中南区域，才真正匹配“四海”的地理格局。据古地理研究，上古华北平原大片尚为海湾与沼泽，东面是真正的黄海渤海，北面黄河下游九河漫溢，西面是东平湖、微山湖连片古湖沼，南面淮河下游洪水泛滥，四面被水域包围，正好对应古籍所说的四海格局。如果华夏起源于渭水黄土高原，那里群山连绵，不存在四面被水域包围的地貌，也就不会产生“四海”这一集体记忆。这恰恰成为华夏族群原本生活在东方海岱的一条关键旁证。

与四海配套的，还有上古的“四渎”概念。《史记・殷本纪》引用《汤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世大多直接将“江”解读为长江，但是石泉先生考证，此处的江并非后世的长江，而是山东东部的沂河，四渎覆盖范围，刚好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重合，也就是今天的鲁南、苏北、皖北、豫东一带。大禹治水传说大量集中在汶、泗、沂、济诸水流域，潍河有禹王台，徒骇河留存禹息城，大量遗迹都落在海岱区域。徐旭生本人也承认：“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黄河下游的山东，才是上古洪水传说的发生地，西北黄土高原并无大规模洪水泛滥的自然条件。

除此之外，上古“四岳”体系同样留下线索。《尚书・尧典》记载舜巡守四岳，只有东岳明确叫岱宗，也就是泰山，其余三岳只有方位，没有后世熟知的华山、恒山、衡山之名。景以恩结合古本《韩非子・十过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的记载提出，早期四岳全部在山东境内：古西岳是泰山，东岳为沂山（古称东泰山），南岳是蒙山，北岳为鲁山。后世族群西迁，才把这套山岳方位体系移植到中原，重新构建出后世熟知的五岳系统。

《史记・封禅书》记录，黄帝、颛顼、尧、舜、禹全部到泰山封禅，如果黄帝部族世代居于遥远西北，很难解释历代帝王要跨越千里，来到和本部族无关的东方大山举行最隆重的告天大典。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黄帝生于寿丘”，《史记正义》进一步注明：“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这条史料把黄帝诞生地直接指向山东曲阜一带。

从民族谱系文献来看，《世本・帝系》、《大戴礼记・五帝德》保存的上古世系，记录尧、舜、禹、契、后稷全部源自黄帝一族。过去不少现代学者把这套世系看作后世儒生编造的血缘神话。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指出，原始部落联盟建立的基础，往往就是血缘亲属关系，“联盟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所以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先秦流传下来的这套帝系，恰恰契合原始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逻辑。《孟子・离娄下》留下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舜作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被孟子明确称作东夷之人，诸冯，就在今天山东泗水、平邑一带。舜的先祖穷蝉、句望的居地姑幕、郚乡，禹的先祖崇伯鲧的崇邑，皋陶的故里，全部集中在汶泗流域，也就是鲁中南泗水上游这片狭小的区域，众多传说人物的活动地域高度重合，绝非偶然。

再把视线投向考古材料，又能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中期之后已经步入成熟父系氏族社会，墓葬出现明显贫富分化，玉器、蛋壳黑陶代表极高手工业水平；而同一时期，关中的仰韶文化，苏秉琦的研究判断，整体依旧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

如果黄帝代表的父系华夏集团诞生于渭水流域，就会出现一个矛盾：父系制度的族群，诞生在尚以母系为主的考古文化土壤之上，时空很难匹配。大汶口晚期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制陶、玉器加工技术领先全国，两城镇、城子崖等城址出现，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

按照这套假说，正是龙山时代后期，华夏部族集团从海岱地区向外迁徙，少康之后，夏王朝将统治中心迁往中原，尧、舜、禹、契、后稷的后裔纷纷向西迁居山西、河南、陕西，地名、祖先传说也跟着族群一起向西传播，于是山西出现“平阳”，蒲坂出现“舜都”，这些并不是尧舜原本的都城，而是西迁部族带去的祖先记忆，也就是古史所说的“名随族迁”。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看待，这只是上古史众多重要假说当中的一支，并不能等同于已经完全盖棺定论的史实。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徐旭生华夏三集团学说，和这套海岱起源说，各有传世文献与考古证据作为支撑。传统看法认为夏兴起于豫西晋南，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晚期都城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如何调和二里头与海岱起源之间的时空矛盾，依旧留给后世学者继续探讨。

很多人读上古史，习惯把后世中原的地理概念，直接套用到五帝时代，默认华夏文明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向外辐射。但这篇研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上古族群并不是一成不变固定在某一块土地。祖先记忆、地名、祭祀传统，会随着人群迁徙不断流动。

无论华夏最初的故土究竟在渭水还是海岱，不同区域文化长期交流、碰撞、融合，才最终熔铸出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争论起源地点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华夏从来不是某一块土地单独孕育的产物，它是多个古老部族不断迁徙、汇流，最终形成的伟大文明共同体。#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