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包天！村支书家的危险化工品厂建在民宅旁，自称泄露是常事

甲醇已经从灌装口溢了出来，地上就是一摊。

镜头推门进去，迎面碰上的是村支书。

记者指着泄漏的危化品问，这样的场面怕不怕，他摆摆手：没事，习惯了。

10月18日，《焦点访谈》把这句“习惯了”播给了全国观众。

河北沧州东光县秦村镇小祃口村，常住人口六七百人，村里却有8家大量储存易燃易爆、高毒性危化品的企业，有的与民宅隔着一条街巷，有的只有一墙之隔。

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其实不是那些罐子，而是那句“习惯了”。

记者刚进村，就看见大罐车进进出出。跟着一辆走，远远就看到村里竖着高高的储罐；车停下，门口挂的牌子是“东光县凯佳化工有限公司”，后面又跟来几辆，车身上“甲醇”“乙醇”“易燃液体”“爆”“燃”“危险品”的字样一个不缺。

村里这样的企业一共8家。除了另一家“天润化工”，其余几家连牌子都没有。大门一律紧锁，罐车来了才开，开完立刻关上；陌生人在门口多站一会儿，里面就有人出来盘问。这不是正常经营的样子，这是防着人的样子。

村民说，这种状况至少十多年了。罐车白天来，夜里也来，谁也说不清哪一车拉的是甲醇，哪一车拉的是“冷媒剂”，他们只知道，这些东西就停在自己窗户外面。身心的影响、安全的隐患，一天一天熬着。

村民的说法更直接：村里的厂子都是支书一家子的，兄弟七个，另外一户是村主任的，“别人挡也挡不了”。公开工商资料显示，凯佳化工的法定代表人也姓杩。

一个村，8家危化品企业，7家跟村干部沾亲带故。村委会那扇门为什么锁着，其实不用再解释了：该在村委会上班的人，在化工厂上班。

村支书是什么角色？是村里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是发现隐患、向上报告的第一道关口，是村民有事第一个会去找的人。

村一级没有执法权，但有发现和报告的责任，有替村民把第一道门看住的责任。可如果这道关口本身就是利益的一方，哨子就永远不会响。这已经不只是监管链条上的一个小缺口，更是源头上的一个断点。

更值得琢磨的是那三个字——“习惯了”。

习惯不是不知道危险。习惯是知道危险，也知道没人管。十多年里，举报大概有过，检查大概来过，风头大概也过过，每一次都平安无事。于是“没事”变成了经验，“经验”变成了共识，“共识”最后变成了“习惯了”。

危险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替你习惯了。你还在心惊肉跳，他已经把这件事过成了日常。

记者在县应急管理局查到了底账：小祃口村这8家企业，5家根本没有可以“储存经营”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属于典型的非法储存；另外3家有证，但严重超量、超标、超范围。

差别有多大？以“天润”为例，单罐容量500立方米的立式储罐有20多个，其中标明“甲醇”的至少5个，接近2000吨。

而按照国家标准，储存甲醇达到或超过500吨，就构成重大危险源。也就是说，光这一家企业，就顶着四五倍的重大危险源在村里过日子。

凯佳这边更耐人寻味。公开的安全评价材料显示，它2023年取得的经营许可证，甲醇的许可范围是“立式储罐2台、单体160立方米”，满打满算不到260吨。可记者在村里看到的，是每个厂区少则几个、多则二三十个大罐，而且眼下还在新建储罐。

许可证上画了一条线，实际存储跨过去几十倍。这条线是怎么被跨过去的？报道里给了答案：罐体上的标识被换成了“冷媒剂”“防冻液”，企业打着“普货”“一般化工”的旗号躲避监管。

字换了，里面的东西没换。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把话说得很透：在村里勾兑，本身就是危险化学品生产行为，属于非法生产；

甲醇副产物高毒性，长期吸入可能致癌、致畸、致突变；甲醇着火，用水扑不灭，一旦烧起来就是火烧连营，可能群死群伤。甲醇还是国家特别管控的20种危化品之一。

这些厂子在干什么买卖？把内蒙古、山西等地煤化工企业产生的“粗醇”“杂醇”“低度醇”——说白了就是甲醇生产的副产废料——拉到这里，勾兑成不同热值的“烧火油”，再卖给各地饭馆做炉灶燃料，卖给粮站做烘干燃料。

这条链子很完整：上游甩掉了副产物的处置成本，中间商赚走了差价，风险留在了这个六七百口人的村子。

村民得到的是什么？刺鼻的空气、发黑的河水、脚下埋着的罐子，还有一句“习惯了”。而当地近几年化工企业火灾事故时有发生，这层“习惯了”的皮，其实早就被烧出过洞。

所以，不能把这些厂子轻描淡写成“管理不规范”。换标签、挂普货、许可卡在门槛下面、实际存储翻几倍、被问到就说“常事”，每一步都说明经营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算过账：被查到的概率不高，查到了罚款有限，而差价足够可观。这不能归为无知，更像是一种精算。

最重的一句话，不是村支书说的，是县应急管理局的行政审批人员说的。

原话是：“东光县不让取缔，按正规他们化工厂是搬走的，为了给县上纳税，县上不让走，没办法，县上还想要这个税收。”

而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的工作人员说得也很干脆：“涉及化工类的项目批不了，东光没有化工园区用地。”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问题就露出来了。发改这边说，化工项目根本批不了，东光连化工园区的用地都没有；

应急那边却在2017年以后，给其中3家发了可以“储存经营”的许可证。既然立项批不了、园区没有地，这些许可证是按什么标准发出去的？发证的时候，有没有人去看过村里那些罐子离民宅有多远？

许可证是有期限的，到期要换证，换证要做安全评价、要现场核查。

一道一道关口，最后全都过了。这已经超出“一时疏忽”的范畴。

更刺眼的是那份举报。2025年12月，有群众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秦村镇、大单镇和灯明寺镇有一百多家化工企业无手续，储罐里存的是化工危废，383省道附近有异味。当地给出的回复只有三个字：不属实。

一百多家、化工危废、刺鼻异味，换来一句“不属实”。一个镇上百家，这已经超出几户人家偷偷摸摸干的范畴，是成片成规模地干。成片成规模，就瞒不过任何一次像样的检查。这也不像工作作风浮飘的问题，更像对上糊弄、对下堵嘴。

今年2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专门部署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要求深入排查危化品“黑窝点”“小作坊”；

5月1日，《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正式施行，10章127条，专门单列了“规划布局”一章。法律的尺子已经摆到桌上了，村里的大罐还在往上加。

所以“十余年难除”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归根结底，更接近不想除。

“监管失守”和“不让取缔”，分量完全不一样。失守是没守住，能力不够、人手不足、顾不过来；“不让取缔”是不许守。

一个是失职，一个是取舍。县里把税收和村民的命放到了同一个天平上，然后拿掉了后一个。

这笔账，地方算得很精，也算得很短。税收进的是县财政，风险留在村里，事故出了是全国的事。真要是哪天夜里一个罐子出了问题，火烧连营，群死群伤，那时候赔的钱、追的责、塌掉的营商环境，哪一样不比这点税收贵？

还有那些没牌子的厂、锁着的门、见了陌生人就出来盘问的人。他们为什么敢？因为他们知道，上面要的是税收，不是关停；知道举报到镇里、县里，最后还是会回到村里；知道“不属实”这三个字，比任何一道封条都好使。

节目播出之后，大概率会有一轮排查、一批关停、几个问责。这些都应该有，但这些还不够。

至少有三件事，不能交给县里自己办。

第一，提级调查。

“不让取缔”这句话出自县里，再让县里自查自纠，说服力从哪来？省里、市里应该接手，把8家企业的证、地、罐、账一笔一笔查清楚，把2017年以后发出去的许可证全部倒查一遍：谁签的字，谁做的安全评价，谁到现场验收的。

查企业，也要查人；查人，也要查那张“不属实”的回复是谁写的、谁批的。

第二，查清利益关系。村干部和亲属经营危化品企业，必须有硬性的申报和回避制度。一个人不能上午在村委会签字盖章，下午在厂里指挥灌装。

这不是对基层干部苛刻，这是最基本的防火墙。安全这件事，最怕的从来不是有人冒险，而是有人替冒险兜底。

第三，给村民一条能用的举报通道。这个村里的人不是没说过，是说了没用。当所有正常渠道都走不通，人就只剩下“别人挡也挡不了”这一句认命的话。

村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一个村庄的自救能力说到了尽头。剩下的，只能靠法律，靠上级，靠镜头。

那些罐子，吊车一天就能吊走；真正难拆的是“习惯了”这三个字。它得用好几年、好几轮问责、好几条硬规矩，才能从这片土地上拔掉。

老百姓不该习惯睡在炸药桶旁边，法律也不该习惯被人绕过去。安全从来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前提。谁想拿老百姓的命去换税收，这笔账迟早要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东光这8家厂子，必须查。那句“县里不让取缔”，更必须查。

参考资料：

央视《焦点访谈》：《建在村子里的化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