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我在旗人社局管档案，去年秋天那六个大学生来报到的时候，是我给办的入职手续。六个孩子，四个内蒙本地考出去的，两个山东来的，学历都不差，一个211，三个一本，剩下俩也是省内好二本。编制是实打实的旗直事业单位，财政全额拨款，公告上写得明明白白——“最低服务期五年”。
那天六个人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社局走廊里，其中一个山东小伙还跟我打听：“姐，单位有宿舍没？能洗澡不？”我说有，两人一间，公共澡堂，周末有热水。他点点头，挺高兴，说比他们老家镇上的条件强。
分配方案下来，三个去了边境苏木的党群服务中心，两个下了牧区综合执法队，一个留在了旗里档案局。去苏木那三个最远，离旗政府一百四十公里，柏油路只通到一半，剩下的全是砂石路。九月底报到，十月一放假回来，我就听说有人扛不住了。
先是档案局那个小姑娘来找我，问能不能调岗。我问咋了，她说办公室四个人，三个是本地蒙族老同志，每天上班先煮奶茶聊半小时家常，正经活全推给她一个新人干。她加了一礼拜班，把三年的档案重新归档，结果科长翻了两页说“按原来的放回去吧，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眶通红：“姐，我不是怕干活，我是受不了干完了又让人给扒拉回去。”
我当时劝她再忍忍，说基层就这风气，熬两年就好了。她没吭声，走了。
十月中旬，去苏木那三个孩子里，有一个给我打电话，信号断断续续的，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们那苏木党群服务中心一共三间平房，冬天靠烧煤炉子取暖，十月初就得自己拉煤。这都不算啥，关键是没网。光纤没通到苏木，手机信号两格，发个微信得举着手机在院子里找角度。他说姐，我大学四年习惯了图书馆和实验室，现在每天下班面对四面草场，跟同事大眼瞪小眼，我感觉自己快不会说话了。
我说你坚持到年底，考核完了申请调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姐，我考这个岗是冲着专业对口的，来了俩月，让我干的最专业的事是帮牧民填防疫登记表，还是手写的。”
十一月初，第一个正式的辞职报告递到我手上。是那个山东小伙，分在牧区执法队的。他在报告里写得直白：“本人系外省人员，不适应本地气候及饮食，且单位承诺的职工宿舍实为办公室隔间，洗澡需前往三公里外加油站，与招考公告所述条件不符。”我帮他把报告归档的时候，人事科长叹了口气：“又走一个，今年第三个了。”
没错，在他之前已经悄没声走了俩，一个办了调动回了老家旗县，一个干脆辞职备考去了。六个剩仨。
十一月下旬，剩下那三个凑一块儿吃了顿饭，不知道谁起的头，反正第二天三个人一起交了辞职申请。理由各不相同，有说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的，有说考上了研究生的，留旗里档案局那姑娘最实在，在理由栏写了八个字：“岗位不适，个人规划调整。”
旗里分管人社的领导急了，召集开会，说当初费多大劲争取的编制，怎么说走全走了。有人提出来要卡档案、拖手续，给后面的人立个规矩。我当场没忍住，说领导，招聘公告上写的是“提供职工宿舍”，实际给人家住办公室隔间；写的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实际让人家天天填表跑腿；写的是“享受偏远地区津贴”，一个月多给二百四，还不够买两箱泡面的。人家辞职报告里写“条件不符”，没告咱们欺诈就不错了，还卡档案？
会议室安静了半分钟，领导把茶杯盖拧开又拧上，说了句：“散会。”
今年开春，新一轮招考公告又挂出去了，条件改了不少，宿舍写清楚了是“苏木周转房，独立卫浴，配网络”，岗位职责也列得细了。但我翻报名表的时候瞄了一眼，同一个岗位，去年报录比一比三十七，今年一比九。
昨天收拾档案柜，翻出那六个人的入职登记表，照片上一个个笑得挺精神。我把表重新夹好，跟旁边同事说了句：“咱这地方，光把条件写漂亮了没用，得真把人家当人看。六个娃娃用脚投了票，比啥调研报告都好使。”
同事正刷手机，头也没抬：“那你猜今年这九个报名的，能留下几个？”
我把柜门锁上，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看吧，反正我是不想再给辞职报告盖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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