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延安，毛泽东处理文件时，身边的秘书递来一根香烟。动作看似平常，却让这位日后在隐蔽战线上颇有名气的人，很快离开了中央机关。
那名秘书名叫“沈辉”，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真名是沈之岳，浙江仙居人，后来还使用过“李国栋”等化名。关于他的经历，史料记载颇多，彼此之间也有出入，真正引人注意的，正是他身份长期笼罩的疑云。
沈之岳早年进入中央军校学习，后来又在复旦大学求学。接触进步思想后，他曾到煤炭公司做工，并参与工人运动，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审讯时，他镇定得出奇，甚至声称自己与某位国民党要员有亲属关系。
这句话是真是假，审讯人员一时不敢贸然判断。沈之岳借此避免了严厉处置，反而引起了军统方面的注意。戴笠与他数次交谈后，认为这个年轻人胆识过人，善于伪装，便将他吸收进入特务系统。
此后，他接受过专门训练，也曾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接近上海的革命外围组织。关于他是否参与过多起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后来的相关回忆和档案有较明确指向，但细节并非每一处都能相互印证。可以确定的是，他很快成为军统重点培养的人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合作局面，国民党方面却没有放弃情报渗透。沈之岳读过马列著作，又熟悉英语，枪法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他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愿意投身革命的青年。
抗战初期，他随访问团来到延安，化名沈辉，身份是教授的助手。访问团离开时，他主动提出留下参加革命。延安方面没有轻易相信他，保卫部门曾对其经历进行调查，还向外地了解情况。
问题在于，沈之岳事先准备得很周密。相关证明几乎没有破绽，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表现积极，待人谦和，做事勤快，逐渐获得不少人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一个真正的潜伏者，往往并不刻意显得神秘。沈之岳恰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没有棱角”的人。他愿意帮忙，也能谈理论，还懂得察言观色。这样的表现，在当时的延安很容易取得信任。
1939年，他被安排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一次，毛泽东伸手取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沈之岳立即递上一根。毛泽东接过香烟，随口问道：“你也抽烟吗？”沈之岳回答：“偶尔抽，主要是随身备着。”这次交谈并不长，却留下了关键细节。
毛泽东后来察觉，沈之岳抽烟的动作并不熟练，像是刚学不久的人。但他身上却恰好带着毛泽东常抽的烟。一个抽烟生疏的人，为什么会提前研究领导的习惯？这件小事，未必足以证明什么，却足以让警惕性极高的人产生疑问。
毛泽东没有立即揭穿他，也没有采取公开处置。很快，沈之岳被调离中央机关，前往江南，参与新四军有关工作。这个安排耐人寻味：既没有把一个尚未查实的人直接定罪，也没有让他继续留在核心身边。
沈之岳到了新四军后，仍然表现得十分积极，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方面传递情报。1941年以后，他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职务逐步上升。到1943年前后，他的真实身份才被共产党方面逐渐掌握。
此后，他在国民党情报机构中一路升迁，先后担任重要职务，成为蒋氏父子信任的情报人物。蒋介石晚年仍把他视为可靠部属，而沈之岳也长期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曾在延安工作过。
真正让后人重新思考的，是他晚年到北京治病时受到的礼遇。有关记载显示，1990年代初，他曾赴北京求医，张爱萍前往看望，相关方面也给予了妥善安排。沈之岳去世后，张爱萍送上的挽联中有“一事二主，两边无伤”八个字。
这八个字究竟指什么，至今存在不同解释。有人认为，“二主”指蒋氏父子；也有人据此推测，沈之岳可能长期隐藏着另一重身份。遗憾的是，现有材料不足以作出绝对判断。
可以确认的，是沈之岳曾在延安工作，也曾成为国民党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至于他究竟是彻底倒向一方的特务，还是另有未被揭开的任务，答案仍留在那根香烟、那次调动，以及后来那副挽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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