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走了，两个远嫁的堂姐都没回来，三伯在坟前说了一句话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店里给人换轮胎。

是二伯家的堂嫂打来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说人不行了，你快来医院。

我手里的扳手“当”一声掉在地上。

堂哥才四十五。

前阵子我还见他在村口小卖部买烟，脸是黄了点，说话还中气十足，说等天凉快了约着去钓鱼。

我连手上的油都没来得及洗，抓了车钥匙就往外跑。

到医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了不少人。二伯蹲在墙角，头埋在膝盖里，一声不吭。二婶坐在长椅上，眼泪已经流干了，嘴唇动着，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我挤到病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堂哥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白单子，脸露在外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腿一下子软了，扶着门框才没倒下去。

怎么就这么快。

去年查出来肝癌，中间治了一阵，说控制住了，怎么说没就没了。

有人拍了拍我肩膀。

我回头，是我爸。我爸眼睛红着，说你三伯三婶马上到，你先去接一下。

我点点头，转身往电梯口走。

走到楼梯间，我才敢掏出烟来。手抖了半天，才把烟点着。

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四十五岁。

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蹲在楼梯间台阶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就嗯了一声。

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造孽啊，这么年轻。

挂了电话，我又蹲了一会儿。

烟烧到手指，我才猛地回过神来，把烟头按灭在地上。

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医院门口走。

三伯三婶是坐村里的顺风车来的。

三婶一下车就哭，腿软得站不住，我和我爸一人一边架着她。三伯跟在后头，背着手，腰弯着，一步一步挪得很慢。

我没敢看三伯的脸。

进了病房，三婶扑过去就哭，喊着我苦命的儿啊，你怎么就走了啊。

三伯站在病床边，一动不动。

就那么站着，看着堂哥的脸。

看了很久。

久到我都觉得腿麻了，三伯才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

“回家吧。”

“回家办。”

接下来的事，就像按了快进键。

联系殡仪馆，找风水先生看日子，定棺材，搭灵棚，通知亲戚。

二伯年纪大了，二婶哭得起不来床，堂嫂一个女人家，抱着刚上初中的孩子，六神无主。

我爸他们那一辈的，都老了，跑不动了。

担子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肩上。

我是三伯家的儿子，按辈分，是堂哥的堂弟。按村里的规矩，堂兄弟就是亲兄弟，丧事得我来操持。

我把店里的事交代给徒弟，就扎进了二伯家的院子里。

灵棚搭起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堂哥的遗像摆在灵堂中间，还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照的，穿着西装，笑得很精神。

我站在灵堂里，看着那张照片，总觉得不真实。

好像下一秒，他就会掀开门帘走进来，拍我肩膀说，老弟，给哥拿根烟。

三婶坐在灵堂旁边的小凳子上，一遍一遍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三伯坐在另一边的椅子上，背靠着墙，闭着眼，不知道在想什么。

桌上的香快烧完了，我过去续上。

三伯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说，你姐那边，通知了吗。

我愣了一下。

两个堂姐。

一个远嫁厦门，一个远嫁重庆。

都是三伯的女儿，我的亲堂姐。

堂哥是二伯家的，按说，堂哥去世，作为堂姐妹，她们该回来送最后一程。

我掏出手机，说，我这就打。

走到院子里，我先拨了大姐的电话。

大姐嫁去厦门快二十年了，在街道办上班，平时很少回来，过年过节偶尔打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大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急，说小弟，怎么了，我这正开会呢。

我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

“姐，”我喉咙发紧，“二伯家的哥，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什么？”大姐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这么突然？”

“今天下午。”我说，“肝癌，没熬过去。”

大姐在电话那头吸了口气，说，怎么会这样，上次打电话不还说好好的吗。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大姐才开口，声音有点犹豫。

“小弟，你看这……我这单位最近特别忙，创文明城市呢，所有人都在加班，假根本批不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而且厦门到老家，来回一趟得两三天，我这实在走不开啊。”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姐，”我说，“哥才四十五。”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的声音带着点歉意，“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可我这真的走不开，你也知道，我们单位请假特别难，尤其是这种关键时候。”

我没说话。

“这样吧，”大姐说，“我随份礼，你帮我垫上，回头我转给你。我这边实在是回不去，你跟二伯二婶还有你三伯三婶说一声，就说我对不起他们。”

我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风吹得灵棚上的白布哗哗响。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拨通二姐的电话。

二姐嫁去重庆有十来年了，自己开了家婚纱摄影店，平时比大姐还忙，连过年都很少回来。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背景音很吵，好像在店里。

“小弟，咋了？”二姐的声音大嗓门，还是老样子。

“姐，”我说，“二伯家的哥没了。”

“啥？”二姐的声音一下子降了下来，“你说啥？谁没了？”

“堂哥，二伯家的。”我说，“今天下午走的，肝癌。”

电话那头安静了。

过了几秒钟，我听见二姐叹了口气。

“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啊。”二姐的声音低了下去，“前两年回去见他还好好的呢。”

我没说话，等着她下文。

“小弟，”二姐开口了，语气有点为难，“你看我这店里，这阵子正赶上旺季，拍婚纱照的特别多，我要是走了，店里就乱套了。”

我心里沉了下去。

“重庆到老家也远，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我这实在走不开啊。”二姐说，“你也知道，我这店是小本生意，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

我嗯了一声。

“这样，”二姐说，“我随两千块钱礼，你先帮我垫上，回头我给你转过去。人我就不回去了，你替我跟二伯二婶说声抱歉，也跟我爸妈说一声，我这边实在抽不开身。”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半天没动。

风有点凉，吹得我后背发僵。

两根烟的功夫，两个亲堂姐，都说不回来了。

我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飘起来，被风吹散了。

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几个堂兄弟姐妹一起在奶奶家的院子里玩。

大姐最大，总带着我们玩跳房子，二姐胆子大，爬树掏鸟窝比男孩子还厉害。堂哥比我大几岁，总护着我，有人欺负我，他第一个冲上去。

那时候多好啊。

怎么长大了，就都散了呢。

“小弟。”

有人喊我。

我回头，是三伯。

三伯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院子里，站在我身后。

“你姐她们，怎么说？”三伯看着我，眼神很淡。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说。

“都忙，”我说，“回不来。”

三伯哦了一声。

就哦了一声。

然后转过身，慢慢往灵堂走。

背比刚才更弯了。

我看着三伯的背影，心里堵得慌，像压了块大石头。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转身进了灵堂。

三婶还在哭，看见我进来，拉着我的手问，你姐她们说啥了，什么时候回来？

我看着三婶哭肿的眼睛，说不出口。

“妈，”我蹲下来，握着三婶的手，“姐她们那边工作忙，实在走不开。”

三婶的哭声一下子停了。

“走不开？”三婶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你哥都走了，她们还走不开？”

我低下头，没说话。

“再忙有什么比人命还重要？”三婶的声音又高了起来，“那是她们堂哥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哥啊！”

“她们就这么狠心？连最后一面都不肯回来见？”

三婶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坐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伯坐在另一边，还是闭着眼，靠在墙上，像是什么都没听见。

灵堂里的香，一根接一根地烧着。

烟雾缭绕中，堂哥的遗像笑得很灿烂。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微信里，两个姐姐的头像都安安静静的，没有新消息。

好像刚才那两个电话，从来没打过一样。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起身去给帮忙的乡亲们递烟。

丧事还得办。

不管谁来谁不来，日子都得往下过。

只是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从今天起，就不一样了。

灵棚外的风，越刮越大了。

后半夜的灵堂，人慢慢少了。

帮忙的乡亲们熬不住，陆续回家歇着，留下几个本家的叔伯兄弟，轮流守着。

香烧得快，我隔一会儿就得续上一把。

堂哥的遗像就摆在正中间，黑框，白纱，照片上的他还笑着，像是下一秒就能从框里走出来，喊我一声小弟。

我蹲在火盆边烧纸，火苗舔着黄纸，一卷一卷地化成灰。

三婶靠在椅子上，已经哭不动了，眼睛闭着，眉头却还皱着，像是睡着了，又像是没睡着。

三伯不在灵堂里。

我抬头扫了一圈，没看见他的人。

起身往外走，刚到灵棚门口，就看见他坐在院门口那阶青石板上。

背对着灵堂，面朝外头的路。

手里夹着一根烟，烟烧到了指节，他也没弹一下。

夜里风大，吹得他那件旧外套的衣角直晃。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伯，进去歇会儿吧。”我说。

三伯没回头，也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嗯了一声，却没动。

我也没再劝。

父子一场，最后这几夜，他想多坐会儿，就多坐会儿吧。

我掏出烟，给自己也点了一根。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没说话。

烟一根接一根地烧。

地上的烟头慢慢多了起来。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凌晨两点十七分。

微信里还是安安静静的。

两个姐姐的头像，都灰着。

好像堂哥走了这件事，跟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心里那股堵得慌的劲儿，又翻上来了。

压下去，又翻上来。

像潮水一样。

我想起大姐出嫁那年，我还在上高中，放了暑假去送她。

她穿着红裙子，站在厦门的海边，笑着跟我们挥手，说以后常来玩。

那时候我以为，常来玩是真的。

后来才知道，远嫁的人，说常来，大多只是一句客气话。

二姐嫁去重庆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

婚礼上，她哭着跟三伯三婶说，以后一定常回来。

三伯那时候还笑着说，嫁得远没事，日子过好就行。

现在想想，那时候说的话，到底有几句是真的，几句是场面话，谁也说不清了。

“小弟。”

三伯忽然开口。

我回过神，“嗯？”

“你哥那边，还有什么没办的？”三伯的声音很哑，像是砂纸磨过一样。

我想了想，“明天一早要去殡仪馆订炉，还要买寿衣、骨灰盒，还有……烟酒餐食这些，都得提前订好。”

三伯点点头，“钱够吗？”

我愣了一下。

堂哥治病这些年，三伯家的底子早就空了。

这点我心里清楚。

“够，”我说，“我先垫着，等事儿办完了再说。”

三伯没说话，只是又吸了一口烟。

烟雾里，他的脸模模糊糊的。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儿子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惨了。

两个女儿还回不来。

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可我也难受。

我难受的不是钱。

是那两个电话里，轻飘飘的一句“回不来”。

好像死的不是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堂哥，只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

风又刮起来了。

我裹了裹外套，往灵堂走。

“伯，进去吧，外头凉。”

三伯没动。

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动。

我只好自己先进去了。

灵堂里，三婶醒了。

看见我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姐她们，打电话了吗？”

我心里一沉。

“没有，”我说，“可能太晚了，她们睡了。”

三婶哦了一声，低下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睡了……”她喃喃地说，“她们睡得着吗？”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种时候，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能蹲下来，给火盆里添了几张纸。

火苗窜起来，映得三婶的脸一阵明一阵暗。

后半夜越来越难熬。

困意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

我靠在墙上，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可刚一闭眼，就想起堂哥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起他最后拉着我的手，说小弟，我爸妈就拜托你了。

我猛地睁开眼。

心脏跳得飞快。

火盆里的纸，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层灰。

我起身，又抱了一摞黄纸过来。

刚蹲下来，就听见院门口有动静。

我抬头一看，是村东头的王婶，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灵棚门口往里看。

“他三伯在家不？”王婶小声问。

我赶紧站起来，迎出去，“王婶，您怎么来了？”

“听说你哥走了，”王婶叹了口气，把鸡蛋递过来，“我过来看看，给你婶子带点鸡蛋，她身子弱，别熬坏了。”

我接过鸡蛋，心里一热。

“谢谢您，王婶。”

“谢啥，”王婶摆摆手，往灵堂里看了一眼，“你姐她们都回来了吧？”

我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僵住了。

“……还没，”我含糊地说，“她们那边工作忙，正在往回赶呢。”

王婶哦了一声，没再多问，又安慰了我两句，就走了。

我提着那篮子鸡蛋，站在灵棚门口，半天没动。

谎话张口就来。

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工作忙。

正在往回赶。

说得多好听啊。

好像她们真的在回来的路上一样。

我把鸡蛋拿到厨房，放在灶台上。

厨房里堆着不少乡亲们送的东西，有米，有面，有菜，还有几桶油。

农村办丧事，都是这样，街坊邻居你送一点我送一点，帮着撑过去。

我靠在厨房的门框上，掏出手机。

屏幕亮起来。

还是没有新消息。

我点开大姐的微信对话框。

上一条消息，还是去年过年，她给我发的拜年红包。

我又点开二姐的。

上一条，是三个月前，她发朋友圈，说店里生意好，忙不过来。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最终还是把手机锁了屏。

算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反正丧事，我也能办。

天快亮的时候，帮忙的人陆续来了。

院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人搬桌子，有人摆凳子，有人去村口买菜，有人去殡仪馆联系车子。

我像个陀螺一样，转来转去。

一会儿要跟这个说寿衣的款式，一会儿要跟那个订饭菜的标准，一会儿要去数烟酒够不够。

忙起来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忘了。

忘了两个姐姐不回来，忘了心里那股堵得慌的劲儿，忘了堂哥已经走了。

只有偶尔停下来，看见灵堂里的遗像，才猛地反应过来。

哦，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上午九点多，我去村口的超市订烟酒。

老板跟我熟，一边记账一边说，“你哥这事儿，太突然了。”

我嗯了一声。

“你两个姐都回来了吧？”老板抬头问我。

我拿着笔的手，顿了一下。

“……没，”我说，“她们远，赶回来麻烦。”

老板愣了一下，随即哦了一声，没再多说。

可我分明看见，他眼里那点惊讶和不解。

我装作没看见，低头继续算账。

烟两条，酒四箱，饮料三箱，还有瓜子糖果什么的，杂七杂八加起来，两千出头。

我掏出手机，直接转了账。

老板说，“急什么，等事儿办完了一起算也行。”

“没事，”我说，“先结了，省得后面乱。”

提着烟酒往回走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晒在身上，有点暖。

可我心里，还是凉的。

一路上，碰到不少村里人。

有人跟我打招呼，说节哀。

有人问，你姐她们回来了吗？

我每次都笑着说，忙，回不来。

说得多了，连我自己都快信了。

好像她们不回来，真的只是因为忙。

回到灵堂，三婶又拉着我问，“你姐她们，打电话了吗？”

我摇摇头，“没有。”

三婶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没良心的东西，”她哭着说，“白养她们这么大了。”

我站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伯坐在灵堂外的台阶上，还是那副样子，背对着院子，面朝外头的路。

好像只要他一直坐着，就能等到两个女儿回来一样。

我走过去，把订烟酒的小票递给他。

“伯，烟酒订好了，钱我付过了。”

三伯接过小票，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沓钱，有零有整。

“你先拿着，”三伯把钱塞给我，“不够再说。”

我推回去，“不用，我这儿有。”

“拿着。”三伯的声音很沉，带着点不容拒绝的劲儿。

我只好接过来。

钱捏在手里，皱巴巴的，还带着三伯的体温。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赶紧转过身，往灵堂里走。

中午的时候，来吊唁的人多了起来。

亲戚们一波接一波地来，上香，磕头，然后安慰三伯三婶几句。

我负责在旁边回礼，跪下去，再起来，再跪下去，再起来。

到后来，膝盖都麻了。

每次有人来，三婶都要哭一场。

哭到最后，嗓子都哑了，发不出声音，只是掉眼泪。

三伯倒是一直很平静。

有人来安慰他，他就点点头，说句谢谢。

不哭，也不闹。

可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难受。

下午的时候，我找了个本子，开始记礼金。

谁家来了，随了多少，都一笔一笔记清楚。

这是农村办丧事的规矩，礼尚往来，以后人家有事儿，我们也得还回去。

记着记着，我忽然想起两个姐姐的礼金。

大姐说让我垫上，没说多少。

二姐说垫两千。

我拿着笔，愣了半天。

最后，还是在本子上写下：大姐，一千；二姐，两千。

写完了，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

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好像这三千块钱，就能把她们和这个家，和堂哥，都撇清了一样。

我掏出手机，算了算路费。

厦门到我们这儿，高铁二等座，来回差不多一千八。

重庆过来，便宜点，一千五左右。

加起来，三千多块钱。

还不如她们随的礼金多。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苦笑了一下。

原来所谓的忙，所谓的走不开，说到底，不过是觉得不值得罢了。

不值得为了一个堂哥，花几千块钱路费，耽误几天工作。

不值得。

傍晚的时候，我又去订了第二天的饭菜。

二十桌，每桌按三百五的标准，连烟带酒，算下来差不多一万。

我先给了老板五千定金。

加上早上的烟酒钱，还有杂七杂八的开销，一天下来，我已经垫进去快六千了。

掏钱的时候，我没心疼。

就是心里堵得慌。

晚上，守夜的人还是不多。

本家的几个兄弟，熬了一天，都撑不住，回去睡了，说后半夜再来换我。

灵堂里，又只剩下我和三伯三婶。

三婶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的，嘴里还时不时念叨一句，“你姐她们怎么还不打电话……”

我坐在火盆边，一下一下地往里面添纸。

三伯还是坐在院门口的台阶上。

从昨天夜里到现在，他好像就没怎么动过。

也没怎么合过眼。

我出去给他送了杯热水。

“伯，喝点水吧。”

三伯接过杯子，捧在手里，没喝。

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说，“你姐她们，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我心里一紧。

我以为他早就知道了。

原来他一直抱着希望呢。

我张了张嘴，想说是，又说不出口。

“……可能真的忙，”我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话假得可怜。

三伯笑了一下。

那笑比哭还难看。

“忙啊，”他喃喃地说，“都忙。”

然后就再也没说话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风又吹起来了。

吹得灵棚上的白布，哗啦哗啦地响。

我回到灵堂，掏出手机。

屏幕亮起来。

还是没有新消息。

我盯着两个姐姐的头像，看了很久。

最后，我点开大姐的对话框，输入了一行字：哥明天火化。

想了想，又删掉了。

再输入，再删掉。

反复了好几次，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发。

算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有些事儿，强求也没用。

我把手机扔在一边，继续烧纸。

火苗窜起来，映得整个灵堂都红通通的。

堂哥的遗像，在火光里，笑得还是那么灿烂。

好像在说，小弟，辛苦你了。

我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砸在火盆里，滋的一声，就没了踪影。

后半夜，本家的几个兄弟果然来了。

他们劝我去旁边屋里眯一会儿，说有他们盯着。

我没去。

也睡不着。

就靠在灵堂门口的柱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天快亮的时候，雾很大。

院门外的路，白茫茫的，看不见头。

三伯还是坐在台阶上。

背挺得很直，像一截枯树。

天亮透了，雾才慢慢散了。

帮忙的人陆续来了。

扛花圈的，抬纸扎的，联系殡仪馆车的，院子里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我洗了把脸，去厨房看了看早饭。

稀饭，馒头，还有几个咸菜。

我给三伯三婶各盛了一碗，端过去。

三婶摇了摇头，说吃不下。

三伯接过碗，放在膝盖上，也没动筷子。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几点走？”

“八点半车来。”我说。

他“嗯”了一声，就再也没说话了。

八点二十，殡仪馆的车到了。

喇叭一响，三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扑在冰棺上，喊着堂哥的小名，怎么拉都拉不开。

“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走了啊——”

“你让妈怎么活啊——”

我和几个兄弟上去，好不容易才把她扶住。

三伯站在一边，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他没哭。

就是眼睛红得吓人。

工作人员把冰棺抬上车的时候，三伯忽然往前踉跄了一步。

我赶紧扶住他。

他的胳膊硬得像石头。

车开的时候，三婶哭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扶着她，跟在车后面走了几步。

一回头，看见三伯还站在原地。

脚底下是他刚才没吃完的那碗稀饭，已经凉透了。

火化的过程，我不想细说。

太疼了。

一个那么大的人，进去一趟，出来就只剩一小盒骨灰。

我抱着那个盒子，手都在抖。

盒子很轻。

轻得不像我哥。

我哥以前一百六十多斤，壮得像头牛。

小时候他背着我去赶集，走十里路都不喘。

现在就这么一点。

我把脸贴在盒子上，凉得刺骨。

从殡仪馆出来，直接去了墓地。

坟是前一天就砌好的。

在村西头的老坟地里，挨着爷爷奶奶的坟。

下葬的时候，亲戚们都在哭。

三婶瘫在地上，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倒气。

我抱着骨灰盒，蹲在坟坑边，迟迟不敢放下去。

放下去，就真的没了。

以后再想我哥，就只能来这儿看一堆土了。

“放吧。”

身后忽然传来三伯的声音。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站在我身后，声音哑得厉害。

我咬了咬牙，把盒子轻轻放了进去。

土一锹一锹地盖上去。

每盖一锹，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到最后，堆成一个小小的坟包。

碑是提前刻好的，上面写着堂哥的名字，还有生卒年月。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总觉得不真实。

亲戚们陆续上前烧纸、磕头。

烧完的，就先往回走了。

回灵饭还在饭店等着。

我扶着三婶，也准备走。

一回头，看见三伯还站在坟前，没动。

“伯，走吧。”我走过去，轻声说。

三伯没应声。

他盯着堂哥的墓碑，看了好半天。

风刮过坟地的荒草，呼呼地响。

然后，他忽然开口了。

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

“远了的，就是远了。”

我愣在那儿。

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等我反应过来，心里“咯噔”一下。

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说的是谁。

是我哥走得远了。

还是那两个没回来的女儿，离得远了。

可我没问。

我看见三伯的眼角，有一滴泪。

他没擦。

就那么站着，任由那滴泪顺着皱纹往下流，流到下巴，滴在脚下的黄土里。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着那句话。

远了的，就是远了。

越想，心里越堵得慌。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

像这些年，越走越远的人。

回灵饭订在镇上的饭店。

二十桌，坐得满满当当。

都是来帮忙的亲戚和街坊。

我作为家里的男丁，要挨桌敬酒。

端着杯子，说着感谢的话，脸上还要挤出一点笑。

不能给人家脸色看。

人家是来帮忙的，不是来看你甩脸子的。

一桌一桌敬下来，我喝了不少。

白酒烧得嗓子疼。

也烧得心里疼。

敬到本家那一桌的时候，有个长辈拍了拍我的肩膀。

“辛苦你了，小子。”

“你哥这事儿，全靠你撑着了。”

我笑了笑，说应该的。

他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问我：“你那两个姐，真没回来？”

我手里的杯子顿了一下。

“嗯，忙。”我说。

“忙？”他哼了一声，“再忙，亲哥死了，还能不回来？”

我没接话。

一仰头，把杯里的酒干了。

酒很辣。

辣得我眼睛都红了。

三伯和三婶坐在最里面的那张桌子。

三婶还是没怎么吃东西，靠在椅子上，眼神空空的。

三伯坐在她旁边，偶尔给她夹一筷子菜，也不说话。

他面前的那碗饭，几乎没动。

我走过去，想劝他吃点。

刚走到桌边，就听见三婶小声问了一句：“她们……还是没打电话来？”

三伯夹菜的手，停在半空中。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吃你的饭。”

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疲惫。

三婶低下头，没再问了。

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站在旁边，手里的空杯子，攥得紧紧的。

饭吃到后半段，人就慢慢散了。

帮忙的人帮着收拾东西，算剩下的烟酒。

我去前台结账。

连定金在内，一共八千七。

我又补了三千七。

加上之前垫的烟酒钱、杂七杂八的开销，前前后后，我垫进去快一万了。

掏钱的时候，我手都没抖一下。

就是走出饭店的时候，风一吹，头有点晕。

我蹲在路边，点了根烟。

烟抽到一半，我掏出手机。

翻到两个堂姐的对话框。

还是没有新消息。

连一句“事情办完了吗”都没有。

就好像，死的不是她们亲哥。

就好像，这世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最后，我点开大姐的对话框。

输入了一行字：哥下葬了。

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你和二姐，什么时候有空，把账算一下。

输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

手指悬在发送键上，迟迟按不下去。

算什么账？

算我垫的这些钱？

算她们该出的那份丧葬费？

还是算，她们欠我哥的，这最后一程？

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非常没意思。

就算把钱要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哥能活过来吗？

这姐妹俩，能回来吗？

不能了。

什么都不能了。

我删掉了后面那句算账的话。

只留下前面五个字：哥下葬了。

盯着看了一会儿，又把这五个字也删掉了。

算了。

说这些干什么呢。

她们要是想知道，自然会来问。

不想知道，我说了，反而像在逼她们。

我退出对话框，又点开二姐的。

同样的话，输了删，删了输。

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发。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把剩下的半根烟，狠狠按灭在地上。

下午，回到二伯家。

灵堂已经撤了。

帮忙的人把白布、花圈、纸扎，都拉到村口烧了。

院子里空荡荡的。

只剩下一地的瓜子皮和烟蒂。

还有一股散不去的、烧纸的味道。

三婶已经被扶到屋里躺下了。

哭了两天两夜，她也撑不住了。

三伯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背对着门口，看着墙上堂哥的遗像。

遗像还是那张笑着的照片。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三伯才发现我。

他回过头，眼睛红红的。

“辛苦你了。”他说。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伯，你说啥呢。”我说，“这都是我该做的。”

三伯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

“这是你哥留下的一点钱，还有我和你婶的积蓄。”

“你垫的那些钱，先从这里面拿。”

“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我赶紧推回去。

“伯，你这是干啥。”

“钱的事儿不急，你先留着，以后和我婶还要过日子呢。”

三伯硬把布包塞到我手里。

他的手很凉，也很抖。

“拿着。”他说，“不能让你出钱，又出力。”

“你姐她们……”

说到这儿，他顿住了。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姐她们，指望不上了。

我握着那个布包，沉甸甸的。

心里也沉甸甸的。

傍晚的时候，我回了自己家。

推开门，屋里冷冷清清的。

媳妇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前几天我忙着办丧事，顾不上家，就让她们先去娘家住几天。

我往沙发上一躺，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

累。

真累。

比干一天重活还累。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却乱哄哄的。

一会儿是堂哥笑着的样子。

一会儿是三婶哭倒在冰棺前的样子。

一会儿是三伯坐在坟前，说“远了的，就是远了”的样子。

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天的事儿。

我掏出手机，又点开了两个堂姐的对话框。

还是没有消息。

我就那么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久到屏幕都黑了。

我又按亮。

再黑，再按亮。

最后，我又点开大姐的对话框。

输入：伯今天在坟前说了一句话。

想了想，又删掉。

再输入：你和二姐，真的就不打算回来了吗？

又删掉。

我反反复复，输了删，删了输。

到最后，对话框里还是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机扔在一边，用胳膊盖住眼睛。

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不是为我哥。

也不是为那两个没回来的堂姐。

是为三伯。

为他坐在坟前的那个背影。

为他那句没头没尾的话。

远了的，就是远了。

以前我总不信。

总觉得，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现在我信了。

有些路，走着走着，就远了。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不是因为吵架，也不是因为有仇。

就是因为，离得远了，联系少了，日子久了。

就淡了。

淡到连亲哥的最后一面，都可以不见。

淡到连一句问候，都嫌多余。

我躺在沙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梦里，又回到了小时候。

堂哥带着我，还有两个堂姐，去村后的河里摸鱼。

大姐跑得快，在前面喊我们。

二姐蹲在河边，往我脸上泼水。

堂哥站在水里，举着一条大鱼，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阳光洒在河面上，金灿灿的。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一块儿。

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屋里静悄悄的。

我摸过手机，屏幕亮起来。

还是没有新消息。

两个堂姐的头像，安安静静地躺在通讯录里。

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

我盯着她们的头像，看了很久。

最后，我把手机放下了。

算了。

不发了。

有些话，说不说，都一样。

有些人，留不留，都要走。

远了的，就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