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国企两年回单位，局长连欢迎宴都免了

借调国企两年回单位，局长连欢迎宴都免了，我默默无言，1个月后省里组织部来电：升职市委书记
我叫陈建军，今年四十二岁，两年前从市住建局借调到省属国企城投集团。

那天是三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楚，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楼道里一股子潮湿的霉味，楼下王婶的电动车警报器又响了，吱哇乱叫了足足五分钟。

我提着那个用了四年的公文包，拉链头早就断了，用一根黑色皮筋绑着。

包里装着借调期满的函件，盖着城投集团的大红公章。

市住建局在解放路，六层的老楼，外墙的白色瓷砖掉了十几块，露出灰扑扑的水泥底子。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树叶子落了一地。

门卫老周看见我，愣了一下，半天才说，陈科长回来了。

我递了根烟，他接过去别在耳朵上，说三楼张局长今天在，你上去吧。

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门半开着。

我敲了两下门框，张局长正低头看手机，抬起头来眯着眼看了我两秒，脸上的肉堆出一个笑，建军回来了，坐坐坐。

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那椅子上堆着两摞文件，我自己动手搬到地上，才坐下来。

张局长给我倒了杯水，纸杯是那种最薄的，热水一倒进去就软了。

他问了问城投那边的情况，我简单说了几句，他点点头，说回来就好，先休息两天，工作的事不急。

我说好。

然后他说，晚上本来想安排个接风宴，但是最近纪委查得紧，工作日不让饮酒，你看这搞得，回头有机会再说吧。

我说行，不用麻烦。

他说那你就先回去吧，明天正常上班。

我站起来，纸杯里的水没喝完，放在他办公桌角上。

出门的时候，听见他在后面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叫对方“李总”，说什么款子的事。

我走到楼梯口，碰见原来科室的小李，他正抱着打印机出来的A4纸往办公室走。

看见我，他脚步顿了一下，脸上有点不自然，叫了声陈哥。

我说忙呢。

他说嗯，你回来了。

然后侧着身子从我旁边挤过去，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传染病。

回到自己原来的办公室，现在坐着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郭，叫郭明远。

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说，陈科长，张局长让我搬到这间，您那个办公桌暂时在楼下储藏室放着。

我说没事，我自己去拿。

储藏室在一楼最里头，灯坏了，我拿手机照了半天，才在墙角找到我那张桌子。

桌面上落了一层灰，抽屉里还有半盒回形针和一支旧钢笔。

我搬着桌子往楼上走，路过二楼的时候，规划科的门开着，科长老赵看见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他旁边坐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前年考进来的选调生，姓周，平时见面都叫我陈哥。

他看了我一眼，又把头低下去，好像从来不认识我。

我把桌子搬到三楼最西头那间办公室，门口挂着“借调人员临时办公点”的牌子。

推开门，里头已经坐了一个人，姓孙，五十来岁，是下面区里借调上来的。

他看见我搬桌子，搭了把手，说你是陈建军吧，听说你从城投回来啦。

我说是。

他说那你以后就坐这儿，靠窗那个位子，阳光好。

我说谢谢孙哥。

中午去食堂吃饭，排队的时候，前面站着好几个熟人。

财务科的刘姐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小陈回来啦，然后转过头继续跟旁边人聊天，说的是她儿子今年考上省实验中学的事。

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我听见，那种“你回来了跟我没关系”的冷淡，比直接骂我还让人难受。

我打了两个素菜，一碗米饭，找了个角落坐下。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城投那边刘总的秘书打来的，说刘总让我把借调期间的一份项目总结再发一份给他，他那边留档用。

我说好，下午就发。

挂了电话，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饭，突然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下午去张局长办公室送借调期间的工作鉴定材料，他正在跟一个人谈事，看见我进来，朝我摆摆手，示意我放桌上。

我把材料放好，转身要走，他叫住我，建军，你在城投那边参与的那个滨江路项目，后续结算那边有没有问题。

我说应该没问题，合同都签完了。

他说那行，你先把手上没交接完的事理一理，具体工作下周再说。

我说好。

出门的时候，听见他跟那个人说，借调回来的，没什么实职，先放着吧。

晚上回到家，老婆李红正在厨房做饭，抽油烟机轰轰响。

她听见我进门，喊了一句，饭马上好。

我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儿子期中考试的卷子，数学六十三分，用红笔签了家长意见。

我拿起笔，在“家长签字”那一栏写了名字，字有点抖。

李红端着菜出来，问我今天去单位怎么样，欢迎宴安排在哪儿。

我说没安排，张局长说纪委查得紧。

她手里的盘子顿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又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听见她在里头切菜，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比平时重。

吃饭的时候，儿子说学校要交课后延时服务费，一个学期一千二。

李红说知道了，明天给你。

我扒了两口饭，说回头我转给你。

李红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晚上躺在床上，李红背对着我，过了半天说，你那个借调，两年了，回来连个接风宴都没有，你这科长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我说借调本来就是临时的，回来还是原岗位。

她说那城投那边怎么说，你干了两年，人家就没个表示。

我说城投是企业，我在那边也是帮忙，没签正式关系。

她翻了个身，不再说话。

黑暗中，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城投那边刘总发的信息，就一句话：陈科长，感谢两年来的付出，后续有事常联系。

我没回。

第二天上班，张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宣布了新的人事安排。

郭明远正式接任我原来那个科室的科长，我暂时在临时办公点待命，协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宣布的时候，会议室里很安静，没人看我，也没人交头接耳。

散会的时候，老赵从我身边走过去，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

那几天我做的事很杂，帮办公室搬了几箱打印纸，替请假的同事值了一天班，还把三楼走廊尽头那间会议室的窗帘拆下来洗了。

洗窗帘那天下午，水房里就我一个人，水龙头哗哗地冲，我把窗帘按进大盆里，搓着那些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灰。

隔壁厕所传来冲水声，然后是脚步声，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是郭明远和人事科的小赵。

小赵说，陈建军就这么晾着啦。

郭明远说，那能怎么办，借调两年，原岗位早没了，他又不是省管干部，回来就是普通科员待遇。

小赵说，那他也挺亏的。

郭明远说，亏什么，他在城投那边这两年，工资照发，两边拿钱，有什么亏的。

水龙头没关，水声很大，他们没听见我在里头。

我蹲在地上，手里的窗帘泡在肥皂水里，滑腻腻的。

忽然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像有人在耳边拉二胡，声音不大但一直不停。

手抖了一下，盆里的水溅出来，打湿了裤腿。

擦干手站起来，走到窗口，楼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正在掉叶子，一片一片落在水泥地上，被风一吹，沿着墙根打转。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七点半到单位，把办公室的地拖了，开水打了。

孙哥来了之后，我说孙哥，我请两天假，家里有点事。

他说行，你去吧，这儿也没什么要紧事。

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城投集团。

刘总的办公室在十八楼，我上去的时候，他刚开完会。

看见我，他有点意外，说陈科长怎么来了。

我说刘总，我想跟您聊聊滨江路项目的后续合作。

他让我坐下，给我泡了杯茶，是那种小罐装的金骏眉，味道很正。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放在他桌上。

那是滨江路项目的全部结算底稿，包括三份补充协议和一份工程量变更确认单。

刘总翻了翻，脸色变了。

他说陈科长，这些材料你怎么会有。

我说我是项目经办人，所有文件都是我经手的。

他说你不是已经回原单位了吗，这些材料应该已经归档了。

我说刘总，归档的是副本，我手里还有一套完整的。

刘总沉默了一会儿，把材料合上，推到我面前。

他说陈科长，你的意思是。

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让刘总知道，滨江路项目当初能顺利验收，我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

现在我回原单位了，张局长那边对我有点误会，想请刘总帮忙协调一下。

刘总说怎么协调。

我说后天晚上张局长有个饭局，在富临饭店，请的是省里一个部门的处长。

我想请刘总也去，到时候帮我引荐一下。

刘总看了我半天，说陈建军，你这个人不简单。

我说刘总过奖了，我就是想好好工作。

从城投出来，我给李红打了个电话，让她把我那套深灰色西装找出来，后天晚上我要用。

她问什么场合，我说单位有个接待。

她说你不是说没安排吗。

我说现在有了。

她没再问。

后天晚上，富临饭店三楼牡丹厅，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

刘总来得比我早，已经坐在主位上跟张局长在聊天。

张局长看见我进来，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刘总站起来，拍着我肩膀说，张局长，陈建军同志在城投这两年，工作非常出色，滨江路项目能顺利完工，他功不可没。

张局长说那是那是，建军一直很能干。

我坐在刘总旁边，倒了杯酒，先敬了张局长，又敬了那位省里的处长。

处长姓周，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问我以前在哪个部门，我说住建局，现在借调刚回来。

他说住建局好，业务扎实。

我说周处长过奖了，我还得继续学习。

饭吃到一半，刘总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

回来的时候，他凑到周处长耳边说了几句话，周处长点了点头，看了我一眼。

那天晚上散场的时候，周处长跟我握了握手，说小陈不错，年轻人有想法。

我说谢谢周处长。

张局长站在旁边，脸上的笑已经挂不住了。

又过了半个月，单位里开始传一些话。

说我在城投那边拿了多少多少钱，说我跟刘总关系不一般，说张局长压着我不让起来是因为我威胁到他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水房洗杯子。

隔壁厕所又有人在说话，这次是刘姐和另一个女同事。

刘姐说，陈建军那个人看着老实，其实心眼多着呢。

另一个说，听说他跟城投刘总走得很近，这次回来肯定是要搞事的。

刘姐说，搞什么事，他一个借调回来的，能搞出什么花样。

我把杯子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水花溅在镜子上，模糊了里面的影子。

那天下午，我去张局长办公室送一份材料。

他坐在椅子上，没让我坐，直接说，建军，你最近跟城投那边联系挺多。

我说是，有些工作上的事要对接。

他说你现在已经回局里了，城投的事少掺和。

我说张局长，滨江路项目的后续还有一些手续要办，我得跟进。

他说那让郭明远去跟，你不用管了。

我说好，转身要走。

他在后面说，陈建军，你别以为攀上高枝了就能怎么样，市里这一亩三分地，还是我说了算。

我站在门口，手握着门把手，那个把手是铜的，磨得发亮。

我说张局长，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是想好好工作。

出门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尽头的窗户没关严，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学习园地哗哗响。

一个月后，那天是五月九号，我记得清楚，因为早上下了场雨，路上到处是水坑。

我到单位的时候，孙哥正站在办公室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他说建军，省里组织部打电话来找你，让你回个电话过去。

我说好，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一个男声，说是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问我是不是陈建军同志。

我说是。

他说通知你一下，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XX市市委书记，明天上午九点来组织部谈话。

我握着话筒，没说话。

对方问我在听吗，我说在听。

他说那好，明天见。

挂了电话，孙哥站在旁边，嘴张着，半天没合上。

他说建军，你，市委书记。

我说孙哥，先别往外说。

他点点头，但我知道，这种事瞒不住。

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郭明远端着盘子从我身边走过去，又折回来，坐在我对面。

他说陈哥，听说省里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是。

他说恭喜。

我说谢谢。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端着盘子走了。

下午张局长亲自来我办公室，脸上堆着笑，说建军啊，之前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刀子嘴豆腐心。

我说张局长，我没往心里去。

他说那晚上我安排一下，给你庆祝庆祝。

我说不用了，明天还要去省里谈话。

他说那行那行，等你回来再说。

第二天从省里回来，车子刚进市区，手机就响了。

李红打来的，说家里来了好多人，都是单位同事，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提着东西站在门口。

我说你让他们回去吧，东西别收。

她说我讲了，他们不听，非要等你回来。

我说那你把门关好，别开。

挂了电话，靠在车后座上，看着窗外。

解放路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比一个月前密了，绿油油的。

路过住建局门口的时候，看见门卫老周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旁边放着我上个月给他的那根烟，还别在耳朵上，一直没抽。

车子开过去，我闭上眼睛。

一个月前我搬桌子进那间临时办公室的时候，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是上一个借调的人留下的，叶子蔫了一半。

今天我走的时候，那盆绿萝长出了新叶子，绿得发亮，藤蔓沿着窗框爬了半圈。

我想起那天在水房洗窗帘，蹲在地上听见郭明远和小赵说话。

想起张局长办公室里那个纸杯，热水一倒进去就软了。

想起食堂角落那碗没吃完的米饭。

想起李红背对着我翻身时床垫的响动。

想起儿子卷子上那个六十三分。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像砖头一样，码在脑子里，码得整整齐齐。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楼道里还是有霉味，王婶的电动车警报器还是响。

我提着那个用皮筋绑着拉链的公文包，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住了十几年的老楼，然后上了车。

车子开上解放路，街边的早餐摊冒着热气，卖煎饼果子的老刘正在往面糊上打鸡蛋，动作麻利。

几个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去，书包拉链上挂着卡通挂件，一晃一晃的。

我摇下车窗，早晨的风灌进来，带着点凉意。

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想约个时间采访。

我说以后再说吧，挂了电话。

车子继续往前开，前面路口红灯，司机踩了刹车。

我睁开眼，看见斑马线上一个老头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他老伴，两个人慢慢过马路。

老头弯着腰，一边推一边低头跟老伴说话，听不见说什么，但看见他脸上的笑。

绿灯亮了，车子启动。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进口袋里。

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回头看，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

你踩上去的时候觉得硌脚，走过去了，连回头看一眼都嫌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