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认知！清代对哈萨克贸易主力不是丝绸，南疆回布才是拳头产品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翻开历史教科书，讲到清代西北边疆的民族交往与贸易，“绢马贸易”是绕不开的核心知识点。课本的标准叙事是，清朝统一新疆后，以江南苏杭地区织造的丝绸、绫缎为核心输出品，与哈萨克、蒙古等游牧部族交换马匹、牛羊等牲畜，形成“中原输出手工业品、边疆输出畜产品”的经典贸易格局，既保障了清军的军马与屯田需求，也维系了边疆的和平与交流。

然而，课本不会展开讲述的是，在乾隆年间伊犁的哈萨克绢马贸易中，真正交易量最大、最受普通牧民欢迎的布匹，并非来自江南的精美绸缎，而是南疆维吾尔族民众就地织造的土布——“回布”；更颠覆认知的是，这场横跨天山南北的贸易，并非清廷自上而下精心规划的通商国策，而是南疆钱法崩溃、余粮积压，北疆布匹短缺、军马不足，两地官员为破解各自治理困境，前后磋商摸索两年，最终蹚出来的一条边疆内部资源循环路径。

南疆困局：新钱壅滞库中，余粮霉烂仓里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末，南疆准噶尔故地全部底定。清廷要建立统治的法统性，首要任务便是销毁准噶尔旧普尔钱，改铸清朝制钱。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叶尔羌钱局率先开炉鼓铸，办事大臣新柱设计了渐进式兑换方案：“共动用库贮红铜二千余斤，铸钱二千五百串。俟铸足六千串时，均匀散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城，以新钱一文换回地旧普尔二文，销毁更铸。”按新柱的设想，分批兑换、逐步回收，既能避免冲击市场，也能让新钱顺利流通。

然而这套方案推行不久便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叶尔羌绿旗兵丁首先发现，“自己领饷及回人交纳钱粮时，均按每银1两兑钱70文办理，而与回人交易时，又不得不按市价，120文方抵银1两”，兵丁实际薪饷大幅缩水。陕甘总督杨应琚飞章入奏后，乾隆帝秉持“官兵回人俱不可有所偏循”的原则，下令“嗣后回人交纳钱粮，照阿克苏之例，以钱百文为一两”，试图以行政限价平抑钱价，却始终无法扭转市场预期。

更棘手的是新钱大量积压，流通不畅。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南疆回众沿用旧普尔钱数十年，民间交易惯性极强，不愿改用新钱，外藩回众更是拒不收取；其二，清廷本指望官兵以新钱购买粮食物资，让钱币流入民间，可回众对军营物资并无需求，新钱大量滞留在兵丁手中；其三，南疆初定，地广人稀，消费市场狭小，官方开支规模有限。据叶尔羌管理钱局同知图桑阿统计，“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六年十月，一年之中共铸钱80,234腾格，除兑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回众43,998腾格外，仍库存36,235腾格未能兑出”。近半数新钱烂在库房，钱法几乎陷入停滞。

比钱法更严峻的是余粮危机。南疆底定后，定边将军兆惠参照准噶尔旧例酌定各城贡赋，本意轻徭薄赋以体现“皇仁”，却造成了“钱少粮多”的畸形征税结构。乾隆二十六年，南疆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阗等九城，官兵及应差回众共8295名，当年共征收粗粮60,200余石，扣除口粮开支后仍余粮27,100余石；而全年应征钱文仅折合白银59,256两，官兵饷银需求却达139,682.2两，缺额高达80,400余两。

偏偏此时清廷不断从南疆抽调兵丁北迁伊犁，三年间共调走马步兵3000人。南疆驻防人口持续减少，粮食消耗进一步下降。到乾隆二十七年初，“叶尔羌共剩余16,000余石，和阗则更高达21,000余石”。粮食易于霉变无法久贮，转运北疆成本高昂，低价抛售又恰逢回众手中缺新钱，无力购粮。和阗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直接呈称：“回人每年交正项普尔二万四千腾格，每月复以普尔三千腾格换易新钱，故官粮难于销售。”南疆各城就此陷入“钱发不出去、粮卖不出去”的双重治理困境。

北疆刚需：布匹供给告急，军马需求迫切

与南疆的过剩困境形成鲜明对照，北疆伊犁驻防恰恰面临严重的布匹短缺。伊犁地处天山北路，气候寒冷，并非产棉区，随着驻防兵丁、屯田回众不断迁入，加上与哈萨克民间贸易的逐步开展，当地对布匹的需求与日俱增。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对此有明确判断：“伊犁布价甚贵”，布匹是当地极为紧俏的物资。

在回布输入之前，伊犁的布匹主要依赖两条供给渠道，却都难以为继。一是从内地长途调运绸缎，经陕甘、河西走廊入疆，路途遥远，转运成本极高，且数量有限，多为高档绸缎，主要用于赏赐伯克、交换上等马匹，无法满足民间大宗贸易需求。二是从乌里雅苏台调拨库存梭布，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参赞大臣阿桂一次性从乌里雅苏台调运梭布56,796匹，看似数量巨大，实则是雍正朝积存的老库存，“经此番征调，该地仓储也囊空如洗”，后续无以为继。

布匹短缺直接制约绢马贸易的开展，而马匹恰恰是伊犁驻防最核心的刚需。清廷驻军伊犁、开展屯田，需要大量战马、耕牛，内地采买成本极高。阿桂曾专门核算比价：“内地购办牛驴，较之哈萨克马价，一牛可值马四匹，一驴可值马二匹”，哈萨克马匹价格仅为内地的四分之一，通过贸易换马是最经济的选择。也正因此，“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起，清廷即停止由内地向伊犁办送牲只”，军马、耕牛完全依赖绢马贸易供给。

但贸易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布匹充当一般等价物。更关键的是，大众贸易不需要高档绸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永德看得极为透彻：“详查前来哈萨克之本性，此辈俱系边末之人，极贪图利益。贸易之始，虽称多取好缎，而易换之时，又不分缎匹优劣，唯求多得数目。”对普通哈萨克牧民而言，结实耐用、价格低廉的粗布，远比价格高昂的江南绸缎实用。谁能提供大量廉价布匹，谁就能掌握贸易的主动权。

两年磋商：从就地纾困到南北资源循环

南疆有粮有钱缺销路，北疆缺布缺马有需求，两地的对接并非一蹴而就，从地方官员最初尝试到形成南北通济的定制，前后摸索了整整两年。

最先破局的是和阗地方。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和阗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上书，提出回众手中缺新钱、无力购买官粮，请求允许“以布匹、牲只及金子作价购买”，每年认粜粮石一千八百帕特玛。新柱等人会商后认为，南疆盛产棉花，回布价格比粮价更低，以粮换布不致亏本；更重要的是，多余的布匹可以运往伊犁，“伊犁布价甚贵，若由台站转运，于兵丁衣服等有益”。这是南疆官员首次明确提出将余粮折布、转运北疆的构想。

真正将方案系统化、制度化的是伊犁参赞大臣阿桂。乾隆二十七年正月，阿桂从伊犁回信，援引准噶尔时期的旧例：“每帕特玛粮折钱六腾格，六腾格又折布六匹”，建议将南疆各城余粮按比例折征布匹，运往伊犁后用途有二：“不但可向哈萨克、布鲁特贸易，即拨给兵众，于盐菜银内抵还，亦于粮饷有益”，并评价此举“于官兵回子俱有益处。不但不至将粮石白白霉朽，且于叶尔羌有益”。

南北疆官员会商后最终定案：南疆各城现存余粮，二分用来购买牲畜，八分全部折换布匹；同时，叶尔羌库存积压的4万余腾格新钱，也全部用来收购民间回布，一并运往伊犁。方案向回众伯克宣布后，“众伯克俱欢欣踊跃，言‘布匹甚多，甚为方便有益’”。乾隆帝接奏后朱批：“甚好之事，知道了。”

从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到九月，首批回布陆续启运送往伊犁：叶尔羌二十五年余粮折布1200匹，二十六年余粮折布4200匹；喀什噶尔二十六年余粮折布2000匹；和阗二十六年余粮折绢291匹、布2507匹；加上叶尔羌以库贮新钱收购的7225匹，共计绢291匹、布17132匹。这批近1.7万匹的回布，由台车装载，先汇集至阿克苏，再经冰岭道翻越天山运往伊犁。困扰南疆两年的钱法、余粮两大困境，第一次找到了出口。

贸易实绩：回布后来居上成为贸易大宗

回布运抵伊犁后，并未立刻全部投入贸易。起初部分被用来制作帐篷、粮袋，部分用于分赏屯田回众，“乾隆二十七年八月秋收时，阿桂即用回布4000匹制作口袋装填粮石”。但进入绢马贸易市场后，回布立刻凭借极致的价格优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现存乾隆二十七年的四份贸易清单，清晰呈现了回布占比的攀升轨迹：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十日贸易：动用回布35匹，占该次布匹总量的18.42%；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九至十四日贸易：动用回布14匹，占比11.62%；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三日贸易：动用回布142匹，占比跃升至57.34%；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八年正月四日贸易：动用回布1142匹，占比高达77.56%。

从不足两成到超过七成，回布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成为伊犁绢马贸易中第一大宗布匹品类。据统计，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伊犁整个绢马贸易的布匹总量也不过3600余匹，仅乾隆二十七年底的一次贸易，回布投放量就超过此前三年总和的三成。此后回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最高年份运量达29000余匹，远超内地绸缎的贸易量。

乾隆二十七年，伊犁将军明瑞正式奏请“每年由叶尔羌、和阗等处额运回布九万九千余匹”，除部分转运塔尔巴哈台外，大部分贮存伊犁专供哈萨克贸易。至此，牵涉南疆、北疆、哈萨克三地的回布贸易正式形成定制，一直延续至道咸年间，历时近百年。

回布能够成为贸易大宗，核心原因是精准匹配了市场需求。哈萨克普通牧民对布匹的需求是“只求多得数目”，回布每匹均价不到6钱银子，仅为江南绸缎的几分之一，同等银两可以换取数倍的布匹，自然最受欢迎。而对清廷而言，回布贸易构建了“钱、粮—布—马”的内部循环：南疆消化了积压的新钱和余粮，北疆获得了廉价布匹和充足马匹，既节省了从内地调运物资的巨额成本，也稳固了边疆统治。

过往谈及清代新疆绢马贸易，多聚焦于内地丝绸的输出，构建出“中原向边疆单向输血”的叙事。但回布贸易的史实证明，清代新疆的经济并非完全依附内地，自身具备极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南疆的粮食、钱币、棉纺织产能，与北疆的贸易口岸、马匹需求，通过回布贸易实现了优势互补，形成了跨天山的内部经济循环。

这场贸易不是朝廷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地方官员为破解治理困境，上下磋商、反复试错蹚出来的路径。它提醒我们，边疆历史的复杂性，远不止课本里简化的“中原—边疆”二元框架；边疆社会自身的经济逻辑与治理智慧，同样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