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每一位老师！关于《教师法》修订，专家解读

10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自1993年颁布、已陪伴中国教育走过33年的基础性法律，迎来关键的制度完善与更新。

三十余载风云变幻。当前的法律条文，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生态。而今，面对素质教育纵深推进、“双减”重塑教育生态、家校关系复杂多元、师德师风议题备受关注、教育数字化浪潮奔涌的全新格局，原有法律早已显现滞后与乏力。

2021年，《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公开向社会征询意见，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如今五年已过，教育在静水流深中发生深刻变革。如何对接新时代教育实践、回应一线教师普遍关切，如何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与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发展，也愈发迫切。

在此背景下，我们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宋萑教授，结合2021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核心内容与当前教育发展实际，对此次《教师法》修订的现实意义及内容、方向展开探讨。

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师教育、质性研究方法、教育人类学、课程与教学论、课例研究、行动研究。

回应时代之问，以基础制度

更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现行《教师法》从1993年颁布至今，已经走过了33年。请您基于2021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内容，并结合目前的教育实际，谈谈《教师法》修订的必要性及意义。

宋萑：现行《教师法》在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确立教师职业基本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放到今天看，许多条款已难以完整承接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新任务。

当前，教师队伍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领域的治理需求明显分化；“双减”落地、家校协同深化、人工智能进入教育场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重配，也持续重塑教师的权责边界、能力结构和职业保障要求。当前修法所面对的，是教师队伍基础制度的整体更新。

《教师法》修订的意义首先在于稳预期、强保障、提质量。它关系到教师能否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也关系到基础教育公平、高质量发展和国家人才培养大局。通过修法，把教师的法律地位、职业发展、待遇保障、履职规范和权利救济进一步制度化、法治化，尊师重教就能从价值倡导进一步落实为制度安排，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更加稳定、更加权威的法律支撑。

紧扣实践之需，以前瞻布局

为教育形态变化预留制度空间

《教育家》：对比1993年发布的现行《教师法》，您认为《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有哪些突破性调整？传递了怎样的制度变革导向？

宋萑：与1993年现行《教师法》相比，2021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最突出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更加明确”。

一是教师职业定位更加明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进一步上升到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制度框架，更加强调教师承担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二是教师权利义务更加明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不仅补充了教育惩戒、民主管理、资源研发转化等内容，也将师德师风、家校协同、未成年人保护、技术变革适应等要求写入法律。

三是资格准入和从业规范更加明确。提高部分教师资格学历门槛，强化从业查询、定期注册和禁入机制，体现出教师治理标准整体抬升。

四是待遇和发展保障更加明确。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工资、职称、培训、区域均衡配置等都作了更系统安排。

这些变化所传递的制度导向非常清楚，就是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到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位置来认识，推动教师治理由相对原则化、碎片化走向更加系统化、专业化、法治化。修法的着力点落在三个方面：职责边界要更清楚，职业保障要更扎实，发展通道要更顺畅，教师职业尊严和专业要求要在同一套制度框架中得到体现。

《教育家》：2021年《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至今已近五年，这五年间，教育领域经历了“双减”落地、人口负增长、人工智能爆发等深刻变革，教师职业要求、教育教学模式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征求意见稿，结合当下教育发展实际，您认为此次修法应秉持怎样的核心导向？还应该调整、修改哪些内容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新挑战？

宋萑：从当前教育发展阶段看，此次修法应当坚持三个核心导向。

第一，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把《教师法》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基础法律来完善。第二，坚持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相统一，既稳定教师预期、维护职业尊严，也更好保障教育质量。第三，坚持问题导向和前瞻导向并重，既回应一线长期关切，也为未来教育形态变化预留制度空间。

结合近五年的变化，建议重点关注几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补强教师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明确技术辅助与教师主导的边界，防止“技术替代育人责任”。

其二，结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教育强国对教师队伍质量的更高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制度，适度提高相关学历要求和准入标准，把好教师入口关。这意味着要在教师资格考核中体现对考生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和躬耕态度的综合要求。按这个标准看，教师资格把关不能主要停留在一次性考试层面，而应进一步体现“考育并举”，把资格考试、培养课程、教育实习和实践训练更紧密地衔接起来，推动教师资格认定从考试导向转向全过程培养与综合评价并重。

其三，更加重视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教师资源配置和职业发展支持，增强区域、城乡、学段之间的弹性调配与保障机制。

其四，把减轻非教学负担、完善家校协同机制、加强教师心理支持和职业保护写得更实。

其五，进一步细化申诉救济、惩戒实施、培训发展等配套制度接口，让法律既体现原则高度，也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聚焦一线关切，以刚性条款

回应真问题、做实落地保障

《教育家》：《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教师初级职务和中级职务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教师履行职务的年限和要求，依照规定晋升；副高级以上职务应当与岗位设置相结合，考查教师履职的表现，设定相应比例，通过评审等方式竞争性获得”。您认为这一条能否解决教师评职称难问题？在取消初级、中级职称比例限制的同时，如何确保高级职称评审的公平性与含金量？

宋萑：这一设计直接回应了教师职称晋升中的一个长期堵点：初级、中级职务也受岗位比例约束，部分教师即使达到履职年限和能力要求，仍难以及时晋升，职业获得感和队伍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草案将初级、中级职务从比例限制中适度释放出来，首先改善的是基础职级长期拥堵的问题，让更多教师特别是一线青年教师看到较为稳定的成长通道。就这一层面看，它能够缓解“评职称难”中最普遍、最集中的一类矛盾，但最终效果仍取决于后续评价机制是否同步完善。

高级职称评审下一步要解决的，则是评价质量和评价公信力问题。师德师风、教育教学实绩、育人效果应当放在核心位置，不能唯论文、唯课题、唯头衔。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也需要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避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教师。与此同时，过程公开、结果公示、同行评议、申诉复核和监督机制都要进一步健全。县域、乡村和薄弱学校教师的实际贡献还应得到更充分体现，避免资源条件差异演化为制度性不公平。这样处理，成长通道和职称含金量才能同步稳住。

《教育家》：1993年发布的现行《教师法》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结合当前教育实际，教师的城乡、区域、校际待遇差距仍较突出。此外，一线教师仍面临非教学负担重、教育惩戒权落地难等问题，您认为此次修法该如何通过刚性条款设计，针对性回应这些一线核心诉求？

宋萑：这次修法要真正回应一线教师关切，关键是把原则性保障进一步转化为可考核、可追责、可执行的刚性条款。待遇保障方面，应当进一步压实教师工资待遇落实责任，不仅强调总体水平要求，也增强对拖欠、变相压减、区域落实不均等问题的问责约束。乡村教师、薄弱地区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重点群体，还应通过津贴补贴、住房支持、培训发展机会等得到更具体保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

减负问题需要更明确区分教师本职工作与外加事务，建立面向基层学校的清单化治理机制，把与教育教学无关、重复性、留痕式负担切实压减下来。教育惩戒问题则要进一步明确其法定性质、实施边界和程序保障，并与专门规则形成衔接，让教师能够依法履职，也得到必要保护。申诉、权益救济和职业保护条款同样需要进一步完善，推动形成“有权履职、有章可循、受侵可诉、落实有责”的制度闭环。

《教育家》：从法律落地与实践执行的角度，您认为此次修法在条款设计上，应如何做好与现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怎样的保障机制，让修订后的《教师法》真正落到实处、惠及一线教师？

宋萑：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教师法修订不能停留在单部法律内部完善，还要放在教育法律体系和教育治理体系中统筹考虑。条款设计上，应注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有效衔接，特别是在教师资格准入、未成年人保护、家校协同、教育惩戒、劳动聘用、申诉救济等方面，既避免重复冲突，也形成清晰的制度接口。对于原则性规定，后续还需要通过配套规章、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引予以细化，增强基层可执行性。

修订后的《教师法》要真正惠及一线教师，至少需要三类保障机制同步到位。一是责任落实机制，把教师待遇、培训、减负、资源配置等事项纳入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链条。二是监督评估机制，把法律执行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财政监督和专项评估范围，形成常态化检查。三是救济反馈机制，让学校、教师、家长等主体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有明确渠道反映、有规则可依、有结果可追。法律文本、配套制度、财政保障和监督问责形成闭环之后，制度红利才能真正传导到一线。

33年砥砺前行，《教师法》大修不仅是条文的更新，更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再确认、对教育生态的再优化。以法治为教师撑腰、为育人护航，才能让更多优秀人才乐教、适教、善教，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最坚实的师资根基。

来源 | 光明社教育家

统筹 | 周彩丽

新媒体编辑 | 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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