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女副市长去省里办事，省长见我就骂，女副市长懵了：你认识他？

陪女副市长去省里办事，省长见我就骂，女副市长懵了：你认识他？

一

去省里那天，岑晚棠在车上吐了。不是晕车。她昨晚在办公室熬到凌晨两点改那份水利项目的汇报材料，早上没吃东西，空腹灌了一杯黑咖啡，车上了高速就开始反胃。她摇下车窗，让我把车速降下来，趴在窗沿上干呕了几声，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把眼圈呕红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摆摆手，示意我别停，声音哑着说：“走，九点之前必须到。”

我叫陆见川，给岑晚棠开车，也替她拎包、安排行程、在她熬夜改材料的时候往她桌上放一盒温过的牛奶。名义上我是市政府办派给她的联络员，实际上干的活和秘书没什么两样。她到任滨江当副市长的第二个月，把我从政策研究室抽出来，说“你跟着我跑一趟下面，我看你腿脚利不利索”。那一趟跑了四个县，七天，我替她挡了三顿酒，在车上听她骂了两回人，回来之后她跟秘书长说，就小陆了。

跟了她三年，我学会了一件事：岑晚棠这个人，你永远猜不到她下一步要干什么。她可以在全市大会上脱稿把分管部门的账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把几个局长算得满头汗，也可以在暴雨天蹲在田埂上和一个种藕的老头聊半个钟头，临走把自己脚上的胶鞋脱下来换给人家，光着脚踩进车里。她四十二岁，头发里已经有白的了，不染，就那么扎着，穿衣服永远是那两件深色西装轮着换，袖口磨出毛边了也不换新的。

今天要去省里见的，是省长霍崇岳。

项目的事已经卡了快半年。滨江要建一个调蓄水库，解决城区几十万人雨季内涝、旱季缺水的死结，省发改委的论证过了，水利厅的批复也拿了，报到省政府就压着，不说不批，也不说批。岑晚棠跑了三趟省城，两趟连霍崇岳的面都没见上，一趟见上了，谈了不到五分钟，霍崇岳接了个电话就起身走了，临走扔下一句“材料留下”。

“今天要是再压着，”岑晚棠在车上把材料又翻了一遍，声音里带着那种熬了夜之后特有的沙哑和执拗，“我就坐他办公室不走。”

我没接话。我知道她不是说着玩的。去年为了一个学校危房改造的事，她在省教育厅的走廊里从上午九点坐到下午四点，最后厅长出来把她请进去，签了字。

车进省府大院的时候是八点五十。我找了个靠边的车位停下，岑晚棠对着后视镜拢了拢头发，用湿纸巾擦了把脸，从包里摸出一管口红，拧开，又合上了。她不习惯涂那东西，我几乎没见她用过。她把材料装进一个磨得发白的帆布文件袋里，推开车门，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跟我上去。”

我跟在她身后半步远的位置，进了那栋灰色的大楼。电梯在七楼停，走廊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没声音。省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外间秘书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抬头看了我们一眼，认出岑晚棠，站起来说：“岑市长，省长在里头，您稍等，我进去说一声。”

他进去了不到半分钟，出来把门推开：“请。”

岑晚棠深吸了一口气。我站在她侧后方，看见她攥着文件袋的手指关节泛白了一瞬。然后她迈步走了进去，我跟在后面。

霍崇岳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他比我上次在省台新闻里看到的时候瘦了一些，头发白得更多了，但腰板还是直的，坐姿硬邦邦的，像一截楔进椅子里的老木头。岑晚棠叫了一声“霍省长”，他抬起头来，先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说了声“坐”。然后他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落在了我身上。

那目光停住了。

霍崇岳把红蓝铅笔搁在桌上，身子往后靠了靠，盯着我看了大概有三四秒。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都听得见。岑晚棠刚把文件袋打开，察觉到气氛不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霍崇岳。

“陆见川。”霍崇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一个一个挤出来的，“你还有脸来省府大院？”

我站着没动。

“五年了，”他继续说，声音一点一点往上走，像水在炉子上慢慢烧开，“你躲到下面去，躲了五年，我以为你这辈子不打算进这个门了。怎么，今天跟着岑市长来，是觉得有人撑腰了，还是觉得我霍崇岳老糊涂了，认不出你了？”

岑晚棠彻底愣住了。她手里捏着材料，转头看我，眼睛瞪得很大，嘴唇动了动，小声问了一句：“你认识他？”

我没回答她。我走到办公桌前，站定，叫了一声：“老省长。”

“别叫我老省长。”霍崇岳的手抬起来，在桌面上拍了一下，力气不大，但响动很脆，“你当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说‘霍省长，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走’。你走得倒是干脆，拍拍屁股就下去了，连头都没回。现在你跟着人回来，站在我面前，跟个没事人一样。陆见川，你告诉我，你当年那档子事，到底是你傻，还是你觉得我霍崇岳是个傻子？”

岑晚棠站起来了。她把材料往桌上一放，声音里带着那种她压着火时候特有的平静：“霍省长，我能问一句吗，小陆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霍崇岳看了她一眼，哼了一声：“他没跟你说？他当然不会跟你说。他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什么都不说，把什么都咽自己肚子里，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厚道人。岑晚棠，你挑人倒是挑得准，他确实好用，听话，能吃苦，不争不抢。但你知不知道，五年前他在我这儿，差点把天捅了个窟窿？”

“老省长。”我开口了。

“你闭嘴。”他指了我一下，手指头在空气里戳了戳，“我今天让你说，你说。你当着岑市长的面，把你当年干的好事说清楚。”

岑晚棠没坐下，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撑在桌沿上，看看我，又看看霍崇岳。她的脸色不好看，嘴唇抿成一条线。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跑这趟省城，是为了水库，为了几十万人的内涝和缺水，不是为了听一个五年前的旧账。但她不是那种在关键时候和稀泥的人。她站定了，说：“霍省长，水库的事我今天一定要谈。但在这之前，您要骂人，让他把话说清楚。我不喜欢带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办事。”

霍崇岳靠回椅背上，冲我扬了扬下巴：“说。”

二

五年前，我是霍崇岳的秘书。

准确地说，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的主任科员，专门跟霍崇岳的会、文件和日程。那两年霍崇岳刚从邻省调过来，身边没有带人，办公厅给他推荐了几个，他挑了我。原因他说得很直白：“你话少，我看你一天不说一句话，还能把事办了，行。”

跟了他一年零七个月。他这个人，脾气急，嘴不好，骂人是家常便饭。半夜两点打电话让我送材料，我晚了十分钟，他在电话里把我从头骂到脚，骂完了说“赶紧滚过来”。我到了，他把材料翻了一遍，扔回来，说“第三页那个数不对，重新核”。我核到天亮，送过去，他看了一眼，签了字，一个字没提昨晚的事。后来我学乖了，凡是他要的材料，我提前把后面三页可能被问到的数据全备好，放在文件夹的夹层里。他发现了一次，翻出来看了看，啥也没说，但从那以后，他骂我的频率降了一半。

他护短。有一回一个地市的副市长在饭桌上拿我开玩笑，说“霍省长这个秘书长得跟个学生似的，能镇得住下面那帮老油条吗”。霍崇岳把筷子往桌上一搁，说：“我的人，镇不镇得住，我说了算。你先把你们市那个河道违建的烂账镇住了，再来跟我讨论我秘书的长相。”那个副市长脸涨成猪肝色，后半顿饭没再吭一声。

我那时候觉得，跟着他干，累是累，但值。

出事是五年前四月。省里一个重点水利工程，在下面一个市，汛期前要抢工期，有一段导流明渠的验收报告和实际施工进度对不上。按理说，这种报告要层层签字，最后到分管副省长，轮不到省长亲自过问。但那个工程是霍崇岳亲自盯的，汛期前他在会上拍了桌子，说“谁在这个事上糊弄，我撤谁的职”。下面的人怕了，把一份改动过数据的进度表夹在一摞文件里，送到了他桌上。

他签了。

我那天把文件送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接一个电话，脸色不太好。他一边听电话一边翻文件，翻到那一页的时候，笔尖在签字栏上方停了一下，皱了皱眉。我站在旁边，看见他的目光在“实际完成量”那一栏扫了一眼，然后他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句“你等会儿”，把电话捂住，问我：“这个数，你核过没有？”

我说：“报上来的原件我核了，和附件对得上。”

他没再问，签了。

汛期来的时候，那段明渠出了事。没垮，但渗漏严重，淹了旁边几十亩农田，所幸没死人。省里成立调查组倒查，查到那份进度表，发现原报数据和省长签字页的数据差了将近三成。改动发生在哪个环节，查来查去，最后落到一个副处长头上，那个人扛不住，承认是自己“工作失误，误将草稿当作定稿上报”。

但事情到了省长签字这一层，就绕不过去了。签字的是霍崇岳，不管他知不知道数据被改过，程序上的责任跑不掉。

调查组进驻省政府那天晚上，我敲了他办公室的门。他坐在里头抽烟，窗户开着，烟往外面飘。他看见我进来，把烟掐了，说：“你来得正好，明天调查组找你谈话，你实话实说，我签字之前问过你，你核过原件，原件没问题。责任不在你，你把话说清楚。”

我说：“老省长，我明天打算说，那份原件，是我核的，我没发现附件和正文对不上，是我的疏忽。”

他愣了一下，然后火了：“你什么意思？你替我扛？你扛得起吗？你一个主任科员，扛一个省长的责任，你以为你是谁？”

我说：“我不是替您扛。我是说，我确实没核出来。那份文件是我整理好送进来的，我送进来之前应该把附件和正文对一遍，我没对，光核了原件就送进来了。您签之前问我的时候，我说核过了，是我说错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最后他说了一句：“陆见川，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你这个公务员身份就保不住了。”

我说：“我知道。”

后来的事很简单。调查组认定，省长在签字前履行了询问程序，秘书陆见川在整理文件时未尽到核对义务，导致关键数据前后矛盾未被发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离秘书岗位。霍崇岳没有受处分，但那份调查报告里有一句话，是他在调查组面前亲口说的：“我签了字，我就有责任，不能全推到下面人身上。”这句话保住了我的处分没有升级，也让他自己在省委那边背了一个“失察”的评语。

我被调到了滨江市政策研究室，一个坐冷板凳的岗位。走的那天，我去他办公室告别，他背对着门站在窗户前面，我喊了一声“霍省长”，他没回头，说了一个字：“滚。”

我就滚了。

五年。我在政研室写了两年调研报告，后来岑晚棠来了，把我抽出来。我没跟她提过霍崇岳，没提过省政府那档子事。她只知道我在省里待过，具体干什么的，她没问，我也没说。

三

霍崇岳把五年前的事说完，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岑晚棠坐下来了。她没看我，看着霍崇岳，语气很平：“霍省长，水库的事，您压了半年，是不是就因为小陆在我那儿？”

霍崇岳没正面回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我压的是项目，不是人。那个水库的调蓄方案，你们报上来的淹没线以下，涉及两个村的搬迁，安置方案做了没有？环评的公众参与章节，村民签字率多少？这些事没弄清楚，我签什么字？”

岑晚棠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推过去：“淹没线以下的搬迁安置方案去年十二月就做完了，两个村，一百四十七户，签字率百分之百，这是公证书副本。环评公众参与章节，村民代表座谈会开了四次，反对意见十二条，逐条做了回应，这是回复记录。您压了半年，我补了半年的材料，今天全在这儿。”

霍崇岳翻了翻，没说话。

“霍省长，”岑晚棠把材料合上，看着他，“您对我不放心，可以压我的项目。但您因为小陆的事压我的项目，这不公平。他不欠您的。”

霍崇岳抬起眼皮：“他不欠我的？他当年替我做主，我让他实话实说，他非说他自己没核出来。他以为他是谁？他以为他这么做，我心里好受？”

“他不想让您为难。”岑晚棠的声音低了一些。

“他不想让我为难，他就把自己搭进去？”霍崇岳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但拔到一半又压下去，变成一种粗粝的低沉，“陆见川，你今天就给我说一句实话。当年那份文件，你到底核没核出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老了，眼眶下面耷着两团松皮，但目光还是硬的，像磨了太多次的刀刃，薄了，可还在。

“没核出来。”我说。

“放屁。”他骂了一句，但语气和刚才不一样了，更像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之后硬挤出来的粗话，“你跟我一年七个月，我桌上什么文件你核过什么没核过，我比你清楚。那份文件的附件和正文对不上，正文第三页的‘实际完成量’和附件二的表格差了三行数，你核原件的时候不可能看不见。”

我没说话。

“你看见了。”霍崇岳的声音沉下去，“你看见了，你还是送进来了，因为你没想到我会直接签。你以为我会像平时一样，把文件压两天，让下面重新报。你没想到那天我接了那个电话，脑子一热就签了。你送进来的时候没拦住我，你觉得是你的错。所以你后来跟调查组说，是你没核出来。陆见川，你他妈的是在可怜我。”

岑晚棠转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动，我说不清是什么，可能是她终于把一块拼图对上了。

“老省长，”我说，“我没可怜您。我当时想的是，那份文件是我送进去的，您签之前问过我，我说核过了。不管您签没签，那句话是我说的。我认。”

霍崇岳不说话了。他把茶杯放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没点，就在手指头里捏着。捏了一会儿，忽然把烟扔在桌上，看着岑晚棠说：“你这个水库，我下周上会。你回去把安置区的配套道路预算再核一遍，我听说你们报的那个数偏高了，别让审计到时候挑毛病。”

岑晚棠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好。”

“还有，”霍崇岳看了我一眼，“你那个联络员，借我用半天。下午我有个老干部座谈会，原来那个秘书调走了，新来的还没上手。让他帮我盯一下材料。”

岑晚棠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自己定”。我说：“行。”

从省长办公室出来，走廊里还是暗红色的地毯，还是没声音。岑晚棠走在前面，走了十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她的眼圈又红了，跟早上在车上呕红的那种红不一样，这一次红得深一些，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顶上来。

“陆见川，”她叫我的全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就别跟着我了。”

我说：“好。”

她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中午自己找饭吃。下午我在车里等你。座谈会完了你要是敢直接跟他回省政府，我就把你档案扣了。”

我说：“知道了。”

她走了。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她的西装后摆有一道褶子，是早上在车上趴着呕的时候压出来的，一直没平。

四

下午的座谈会开到五点多。霍崇岳坐在中间，听几个退休的老厅长发言，中间插了几句话，没骂人。我坐在后排靠墙的位置，把发言材料一份一份按顺序理好，谁说到哪个处需要补充数据，我就在便签上记一笔，递过去。

散会之后，霍崇岳站起来，看了我一眼，说：“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又进了那间办公室。他坐下，从抽屉里摸出那包烟，这回点上了。抽了一口，把烟灰弹进一个搪瓷缸里，那缸子上印着“全省水利建设先进个人”，漆掉得差不多了。

“水库那个项目，”他吐了一口烟，“岑晚棠报上来的材料，我看过了，做得扎实。她这个人，我原来不了解，以为是个花架子。今天见了，嘴皮子厉害，但说的是正事。你跟着她，比跟着我强。”

我没接话。

“我骂你，你恨不恨我？”他忽然问。

“不恨。”

“放屁。”他又骂了一句，但嘴角动了动，像要笑又没笑出来，“你不恨我，你五年不来看我一眼？”

“您让我滚的。”

他被噎了一下，烟夹在手指头里，半天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把烟掐了，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是滨江水库的批复件，已经签了他的名字，盖了章。

“拿回去给岑晚棠。告诉她，下周上会之前，把安置区配套道路的预算给我重新核一遍，别让我在会上被发改委那帮人笑话。”

我接过文件。他摆摆手：“滚吧。”

我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听见他在身后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又像故意说给我听的：“你那个处分，明年到期。到时候你想回来，我这儿还有你一个位子。不想回来，就在下面好好干。别学我，把身边的人都骂跑了。”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五

回到车里的时候，岑晚棠正在副驾驶上啃一个面包，嘴角沾着面包渣。她看见我手里的文件，面包也不啃了，接过去翻了一遍，确认签字盖章齐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你当年那个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什么好说的。”

“你替他背了个处分，五年提不上去，叫没什么好说的？”她睁开眼睛，侧过头看我，目光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楚，“陆见川，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都自己咽了，就叫对得起别人？”

我发动了车子，没回答。

她也没再追问。车开出省府大院，上了高速，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她靠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我女儿今年八岁。我上周回家，她画了一幅画，三个人，她、她爸、我。她把我的脸画得特别大，说‘妈妈在电视上脸就是这么大’。我一年到头见她的次数，还没有见你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说这个。

“我有时候也想，”她的声音低下去，像是对着车窗外面黑下来的天说的，“是不是有些事，咽了就咽了，谁也不知道，也就不用解释。但你今天在那个办公室里站着，霍崇岳骂你，你不躲，也不还嘴。我突然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人。咽得太多，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当初为什么咽。”

车在高速上跑着，路灯的光一道一道从她脸上划过去。

“水库批下来了，”她坐直了身子，把面包纸叠好塞进垃圾袋里，“回去之后，安置区的配套道路，你跟着我重新跑一遍预算。这回别光核数，把每条路的宽度、厚度、垫层材料，全给我到现场量。谁敢在里面掺水分，我让他自己把路挖了重铺。”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一下，嘴角还沾着一点面包渣：“你这个人，除了‘好’还会说别的吗？”

我想了想，说：“岑市长，您嘴角有面包渣。”

她伸手胡乱抹了一把，转过头去看窗外，耳朵根在路灯的余光里红了一瞬。

六

回滨江的第二天，我跟着岑晚棠跑安置区。

安置区在两个村子中间的一片缓坡地上，一百四十七栋统一规划的二层小楼，主体已经起来了，灰白色的墙在太阳底下反着光。配套道路的预算报告我看过，总长六点八公里，宽六米，二十公分厚的水泥路面，加十五公分碎石垫层，报上来的单价是每公里一百八十七万。岑晚棠把报告摔在我桌上，说：“你去给我量，量完了告诉我，这个数到底是高是低。”

我带着交通局的一个技术员，扛着测量仪器，在安置区待了三天。第一天量路宽，六米的路面，实际浇筑宽度平均五点四米，有几段只有五米出头。第二天测厚度，钻芯取样，二十公分的板厚，有三段只有十六七公分。第三天我去找施工方的项目经理老曹，老曹搓着手说：“陆主任，这个事吧，当时图纸变了一下，没来得及走变更手续，但质量绝对没问题，我拿脑袋担保。”

我没理他，把数据整理好，回去交给岑晚棠。她坐在办公桌后面翻了二十分钟，一句话没说。翻完了，把报告合上，看着我：“你的意思是，一百八十七万一公里，实际成本大概在一百四十万左右？”

我说：“差不多。如果按实际施工量重新组价，一百四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

她点了点头，拿起电话打给财政局长：“老周，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把安置区配套道路的预算审核底稿带上。”

那天下午，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施工方老曹，全坐在岑晚棠的小会议室里。她把我的测量数据往桌上一拍，说：“一百八十七万砍到一百四十八万，行不行？不行的话，我把这个报告转审计局，让他们从头审。”

老曹脸上的汗一层一层往外冒，最后咬了咬牙：“行。”

从会议室出来，岑晚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她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陆见川，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数摁下来？”

我说：“给市里省钱。”

“不是。”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近得我能看见她眼睛里那些细小的血丝，是昨天又熬了夜的痕迹，“这个水库，霍崇岳压了半年，全省都知道。现在批下来了，多少人盯着？安置区的路要是修出问题，明年汛期之前路面开裂，到时候人家不骂施工方，骂的是我岑晚棠，骂的是滨江市政府，骂的是‘那个女副市长连条路都管不好’。你觉得到那时候，霍崇岳会出来替我说话吗？”

我没吭声。

“所以，”她退后一步，恢复了平时那种不紧不慢的口气，“这条路的每一寸，你给我盯死了。浇混凝土的时候你到现场站着，厚度不够，当场给我掀了重打。”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那种“除了好你还会说别的吗”的表情又来了。但这一次她没说出来，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七

路的事摁下去之后，我以为水库这个项目就算顺了。没想到一个月后，霍崇岳来了滨江。

是突击检查。没有通知，没有行程单，两辆车直接开到了安置区的工地上。岑晚棠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脸都白了，抓起外套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跟我说：“霍崇岳在现场，你快给老曹打电话，让他把拌合站的配合比记录全拿出来，别给我掉链子。”

我们赶到工地的时候，霍崇岳正蹲在刚浇筑了一半的路面上，用手指头抠边上的混凝土。他抠了一会儿，站起来，把手指头在裤子上蹭了蹭，回头看见岑晚棠，说：“厚度够了？”

岑晚棠说：“抽芯检测了十七个点，全部达标。”

“垫层呢？”

“十五公分碎石，压实度百分之九十六，检测报告在项目部。”

霍崇岳没再问，背着手在工地上转了一圈，最后走到一堆砂石料跟前，蹲下去抓了一把，在手里搓了搓，忽然说：“这个砂含泥量偏高，你们这个配合比是谁定的？”

施工方的技术员脸都白了。霍崇岳把砂往地上一扔，拍了拍手，说：“换砂。含泥量超标的料，不许上这条路。这条路要是修不好，明年汛期之前裂了缝，老百姓指着你们的脊梁骨骂，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岑晚棠，也没看我，但我知道他为什么来。他压了这个项目半年，批了之后又怕出问题，怕被人说“霍崇岳批的项目出了事”。他这个人，一辈子要强，最怕的就是别人在背后说他“护短护出毛病来了”。

岑晚棠站在旁边，等他说完了，走过去，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霍省长，砂的问题我今天就换。但您这么跑过来，连个招呼都不打，下回我要是正好不在市里，您是不是就自己把这条路修了？”

霍崇岳看了她一眼，嘴角抽了抽：“你倒是不怕我。”

“我怕您。”岑晚棠说，“但您这么搞，我下面的人受不了。您要检查，提前说一声，我把资料备齐，您看完了该骂骂该批批。您这么搞突击，传出去人家以为滨江的工程质量见不得人。”

霍崇岳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哼了一声：“行，下回提前通知。”说完往车那边走，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陆见川，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上了他的车。车里空调开得很足，他坐在后座，我坐在副驾驶。车开出工地大门，上了国道，他忽然说：“那个路的事，我听说了。你量的数据，把老曹摁得没话说。”

我说：“是岑市长摁的。”

“她摁的，你干的。”他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我原来以为你跟着她，就是开开车拎拎包。现在看来，她把你用对了地方。你在政研室那两年，写了不少东西吧？”

我说：“写了一些调研报告。”

“我看了。”他睁开眼睛，从座位旁边摸出一个文件袋，扔给我，“去年你们报上来的那个《关于滨江城区排涝系统改造的建议》，是你主笔的吧？”

我翻了翻，是我写的。那份报告里有些话写得比较直，直接点了省里几个部门的协调不力，发到省政府研究室之后，据说被退回来了，理由“口径需要再斟酌”。

“写得不错。”霍崇岳说，“就是话太冲。你跟你那个岑市长一样，说话不给人留余地。不过现在想想，不留余地也对。留来留去，最后事情办不成，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车开到高速入口，他让司机靠边停了。他转过头看着我，说：“陆见川，我上次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回省政府的事。我说：“老省长，我暂时不想动。”

“为什么？”

“岑市长这边的事还没完。水库明年汛期之前要蓄水，安置区还有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和学校没建完。我走了，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

霍崇岳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他这个人，笑起来比骂人还难看，脸上的褶子全挤在一起，像揉皱了的纸：“你倒是对她挺忠心。”

我说：“她对我好。”

“放屁。”他又骂了一句，但语气很平，“她对你好，是因为你能干事。你要是干不了事，她第一个踹了你。不过话说回来，我当年踹你踹得也挺狠的。”

我没接话。

他摆摆手：“滚回去吧。告诉她，突击检查的事，下回提前打招呼。还有，那个污水处理站的方案，你们报上来之后我看了，工艺选型偏贵，让她把运行成本再核一遍，别光顾着建得起，用不起。”

我推开车门下车，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车上了高速。车尾灯在傍晚的灰蓝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匝道拐弯的地方。

八

回到市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岑晚棠在办公室里等我，桌上摆着两份盒饭，一份已经凉了，另一份还冒着热气。

“他跟你说了什么？”她问。

“让我告诉你，下回突击检查提前打招呼。还有污水处理站运行成本再核一遍。”

她点了点头，把那盒凉的盒饭拿过去，掰开筷子就开始吃。我坐在她对面，吃那份热的。吃了两口，她忽然抬起头来：“他就只说了这些？”

我顿了一下，说：“还问我要不要回省政府。”

岑晚棠的筷子停在半空里。停了两秒，继续夹菜，声音没什么起伏：“你怎么说？”

“我说暂时不动。”

“为什么？”

“这边的事没完。”

她没再问。吃完了饭，她把两个饭盒叠在一起扔进垃圾桶，擦了擦嘴，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外面滨江的夜景。市政府大楼在城东，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老城区一片密密匝匝的灯火，再远一点，是江堤，堤外就是那个要建调蓄水库的低洼地带，现在是一片黑黢黢的滩涂。

“陆见川，”她背对着我说，“我有时候觉得，霍崇岳这个人，骂你是真骂，但护你也是真护。他今天来滨江，表面上是查路，实际上是想看看你在我这儿干得怎么样。”

“嗯。”

“你跟着他一年七个月，跟着我三年，你觉得我们俩谁更难伺候？”

我想了想，说：“您难伺候。”

她转过身来，眉毛挑了一下：“为什么？”

“霍省长骂人，骂完了就完了，他不记仇。您不骂人，您就看着我，看到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为止。”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很少笑，笑起来嘴角往一边歪，眼睛弯着，眼角的细纹全露出来，四十二岁的人了，笑起来还跟个小姑娘似的，就是那种“你说得对但我不会承认”的笑。

“你明天去污水处理站，”她收住笑，恢复了平时的口气，“把工艺选型重新核一遍。霍崇岳说得对，建得起用不起，不如不建。”

九

污水处理站的方案重新核了半个月。我把原来的膜生物反应器工艺改成了氧化沟加深度处理，建设成本降了百分之十五，运行成本降了将近三成。岑晚棠看了报告，批了一个字：“行。”

报告报上去之后，省里很快就批了。水库和污水处理站同步施工，安置区的路已经浇完了一半，老曹现在见了我客客气气的，再也没提过“拿脑袋担保”那套话。

第二年五月，水库下闸蓄水。那天霍崇岳来了，省委组织部也来了人，说是例行考察。仪式结束之后，霍崇岳把我叫到一边，说：“那个处分，上个月到期了。”

我说：“我知道。”

“你现在什么打算？”

“岑市长这边还有事。安置区的学校还没建完，明年春天要招生。”

霍崇岳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到县里去？”

我愣了一下。

“滨江下面那个安平县，县长上个月调走了，现在空着。我跟省委组织部提了一嘴，说你在这个水库项目上干得不错，又在政研室写过东西，基层经验虽然不够，但可以下去补。”他顿了顿，看着我，“你自己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说：“我得问问岑市长。”

霍崇岳骂了一句：“你问她干什么？你是她的人还是省里的人？”

我说：“我是她调过来的，走之前得跟她说一声。”

他摆摆手，转身走了，走了几步扔下一句：“问吧问吧，问完了给我回话。”

那天晚上我跟岑晚棠说了。她正在办公室里看安置区学校的规划图，听我说完，手里的笔转了两圈，没抬头：“你自己想去吗？”

“想。”

“那就去。”她把笔放下，抬起头来看着我，“安平县比滨江穷，比滨江难搞，你去了之后别指望我替你擦屁股。水库的事你要是搞砸了，我第一个找你算账。”

我说：“好。”

她看了我一眼，那种“除了好你还会说别的吗”的表情又来了。但这一次，她多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去继续看图纸，声音轻了一些：“你走了之后，谁给我开车？”

“市政府办会派新的。”

“新的我用不惯。”她翻了一页图纸，没看我，“你先去安平干两年，要是干不出名堂，回来继续给我开车。”

我说：“行。”

她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然后忍不住笑了一下，嘴角歪着，眼睛弯着，跟上次在办公室里笑的时候一模一样。

十

去安平之前，我回了一趟省城。霍崇岳在办公室里等我，桌上摆着一份文件，是安平县长的任命公示稿。

“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去了之后别学我，动不动就骂人。下面的人骂多了，跟你不是一条心。”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东西，扔过来。我接住一看，是那个“全省水利建设先进个人”的搪瓷缸子，漆掉得更多了，但还能用。

“拿着，”他说，“你那个水库修得不错，这个缸子该你拿。”

我握着那个缸子，缸壁上的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黑铁的锈色。我说：“老省长，当年那个事……”

“别提了。”他打断我，“五年了，我要是还记着，我成什么了？我骂你，是因为你当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你走了之后，办公厅给我换了三个秘书，一个比一个滑头，材料倒是做得漂亮，一遇到事就往后面缩。我那时候才知道，你这种人，不好找。”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窗外是省府大院后面的那片老樟树，五月的叶子绿得发黑。

“陆见川，你记着，”他的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过来，沉沉的，“当官当多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走了之后，底下的人怎么念你。你在滨江这三年，岑晚棠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她那个人，嘴硬，能让她夸一句，不容易。”

我说：“我知道了。”

“滚吧。”他摆摆手，没回头。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这一次他没再说什么，但我听见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的声音，轻轻的，一声响。

十一

从省政府出来，我直接回了滨江。车上了高速，岑晚棠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

“在回去的路上。”

“霍崇岳跟你说什么了？”

“让我把那个搪瓷缸子带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她说：“晚上到办公室来一趟，把安平县的情况摸一摸，我给你交代几件事。”

“好。”

“还有，”她顿了一下，“去了安平之后，每个月给我写一份情况报告，别等我去问。你要是不写，我就当你把水库的事忘了。”

我说：“忘不了。”

她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搁在副驾驶座上，车窗外的落日正沉到江面上去，把半边天烧成了橘红色。那个搪瓷缸子放在扶手箱上，里面空着，缸口朝着天，像一只等了很多年的碗，终于等到了该装的东西。

十二

去安平上任那天，岑晚棠没来送。她让市政府办的新联络员给我送来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三样东西：一份安平县基本情况的调研提纲，一份她手写的“注意事项”，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路修好了，人别走歪了。”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夹进笔记本的塑料封皮里，带着去了安平。

后来我在安平干了三年。第一年修路，第二年搞产业，第三年遇上大旱，水库放水，灌了三个乡的田。旱情最重的那几天，我在水库坝上蹲了四天四夜，第三天晚上接到岑晚棠的电话，她那时候已经调回省里了，在省水利厅当厅长。她在电话里说：“陆见川，水给我放明白了，别让人骂到我头上。”

我说：“放明白了。”

她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过了两分钟，又发来一条短信，就一句话：“听说你在坝上蹲了四天，去洗个澡，别臭烘烘的给安平人民丢人。”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了一下。那时候是半夜两点，水库的风从坝面上刮过来，带着水的腥气和草的涩味。我回了一个字：“好。”发完之后，想了想，又打了一行字发过去：“岑厅长，您嘴角有面包渣。”

她没回，但我猜她肯定伸手抹了一下嘴角，然后反应过来，在电话那头骂了我一句。就像很多年前，在从省城回滨江的那条高速上，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她坐在副驾驶上，嘴角沾着面包渣，耳朵根在路灯的余光里红了一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