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市于都行政区划变迁

赣南建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曾以一县之地析出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寻乌六县的“六县之母”，如今辖10镇13乡，2025年GDP达376.04亿元，常住人口89.62万。于都两千余年的行政区划变迁，表面看是一部不断“瘦身”的历史，深层看却是一部治理重心从“分疆裂土”转向“强筋健骨”的辩证法。区划调整从来不是地图上的线条游戏，而是一个地方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治理资源如何配置的清醒回答。

于都的第一次区划“大出血”发生在建县之初到两宋之间。西汉高祖六年置雩都县时，辖地含今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诸县，三国吴析白鹿营设阳都县，南朝梁析南乡设安远，南唐升瑞金监为瑞金县、析石城场设石城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又析九州镇设会昌县。这一连串析出并非简单的“地盘变小”，而是赣南山区开发进程中行政触角向下延伸的必然结果：当一片广袤县域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密度足以支撑独立治理单元时，析置新县是提升治理精度的理性选择。于都作为“母县”的贡献，恰恰在于它以自身的“缩水”换来了整个赣南行政网格的成型。

更具启示意义的是苏区时期的区划分设。1932年，中央苏区析于都北部置胜利县；1934年又析于都、赣县、会昌交界地区置登贤县。这一时期的区划变动带有鲜明的战时动员色彩，行政单元的细碎化服务于革命战争条件下资源汲取与军事指挥的效率。如果说古代析县是“开发型区划”，苏区分设则是“动员型区划” ，两者逻辑迥异，却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区划的尺度从来不由“历史情感”决定，而由当时最紧迫的治理任务决定。

改革开放后的于都区划调整，方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1994年至1997年间，罗坳、禾丰、岭背、梓山相继撤乡设镇，城镇化导向初露端倪。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是2001年：曲洋乡划归葛坳乡，汾坑乡并入银坑镇，于阳乡并入黄麟乡，高龙乡并入宽田乡，全县乡镇数量从9镇18乡压缩为9镇14乡。四个乡的撤并，发生在分税制改革后基层财政压力加剧、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外流的背景下。撤并的不是“地名”，而是低效重复的行政成本。 一个户籍人口不足万人的乡，维持一套完整的乡镇机构运转，人均行政成本远高于人口大镇。将小乡并入邻近强镇，表面上是“少了几个乡”，实质上是以空间重组换取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银坑镇合并汾坑乡后，镇域面积和人口显著扩大，才有条件统筹布局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这正是“撤并”背后的效率逻辑。

2025年12月葛坳撤乡设镇，则是这一逻辑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的延续。葛坳的设镇并非孤立的名称变更：同期赣县区梅林镇撤镇设街道，赣州市政区调整的批次性表明，当于都北部重镇葛坳的建成区规模、非农产业比重和人口集聚程度达到设镇标准时，行政区划的“身份升级”便成为水到渠成的确认。从“乡”到“镇”，一字之差，意味着土地利用、财政体制、规划权限的系统性切换，是行政建制对城镇化事实的事后追认，而非相反。

然而，于都区划变迁的“未完成态”同样值得正视。截至2025年末，于都常住人口89.62万，城镇化率48.90%，虽较上年提高1.52个百分点，仍低于赣州市整体水平。户籍人口111.16万中，乡村人口810723人，城镇人口仅300871人。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偏低的城镇化率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于都区划未来走向的核心变量。官方对于“撤县设市”的回应颇为审慎：2023年底于都县民政局明确表示“现有条件仍有少数指标达不到撤县设市的要求”。这一表态的务实之处在于，它拒绝将区划升级简化为“改名冲动”。 撤县设市的核心门槛不在GDP总量，而在产业结构、公共服务覆盖和城镇承载能力。于都2025年第二产业占比32.4%，第三产业占比57.6%，服务业已成主导，但城镇化率尚不足半百，意味着大量人口仍依附于乡村空间，设市所要求的“城市型经济密度”尚未完全成型。

于都区划变迁的真正启示，不在于预测它何时“撤县设市”，而在于理解一个地方如何在“减县”与“强县”之间找到平衡。 古代不断析出属县，是行政网格的加密；当代撤并乡镇、撤乡设镇，是行政资源的集约。两者看似相反，实则同源：区划调整的终极尺度始终是“治理效能”——当分散治理成本过高时，合并是理性；当城镇化达到新的密度阈值时，建制升级是确认。对于都而言，葛坳设镇之后，更大的命题不在区划本身，而在于48.90%的城镇化率能否在“十五五”期间跨越临界点。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史，归根到底是它的人口、产业与空间如何重新匹配的历史。 地图上增减的每一笔，都应当回答同一个问题：这样的调整，是否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获得了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和更可及的现代生活。于都两千年的答案，写在“六县之母”的胸襟里，也写在葛坳撤乡设镇那一纸批复的审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