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9月，山西天镇战事刚刚结束，晋绥军第61军军长李服膺带着残部撤向后方。路上，他收到阎锡山发来的电令，要求前往大和岭口参加军长会议。电报没有说明会议内容，却让不少人立刻感到不安。
傅作义很快得知消息，急忙提醒李服膺不要赴会。身边的部属也劝他：“军长，此去恐怕凶多吉少。”傅作义甚至直接发电，希望他暂避风头。
这份提醒并非没有缘由。天镇失守后，日军打开了进入山西的重要通道，蒋介石方面追问“大同会战”为何没有按计划展开。阎锡山面对压力，需要有人承担责任，而李服膺恰好成了最容易被推出去的人。
问题在于，天镇并不是一座准备充分的坚城。阎锡山原本计划修筑防御工事，但战事突然爆发时，工程只完成了大约四成。李服膺率部抵达后，能够依托的防御设施十分有限，很多阵地甚至只能临时加固。
更棘手的是，第61军并非一支满编部队。它由第68师改编而来，下辖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不过七个团。此前部队还奉命支援汤恩伯，两个团损失严重，尚未来得及补充，便被调往天镇。
兵力不足，工事残缺，敌我火力悬殊。这样的条件摆在眼前，李服膺并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把部队分散部署到天镇、阳高等关键位置，亲自到前沿查看战况。
罗家山、李家山阵地由第425团防守。日军凭借飞机和火炮连续猛攻，守军硬撑了四个昼夜。全团伤亡过半，九名连长中有八人伤亡，阵地几度被炮火覆盖，却始终没有轻易放弃。
按照最初命令，守军只需坚持三天。三天期限将至时，阎锡山又要求“续守三日”。这道命令让本就疲惫不堪的部队再次被推上火线，盘山阵地也因此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驻守盘山的是第400团。日军先用炮火轰击，继而以步兵和装甲车辆协同冲击。第2营营长高保庸战死，第1营营长席宝山负伤后仍未离开阵地，还有官兵被埋在山洞中。阵地失守时，部队已经接近弹尽粮绝。
天镇方向的第399团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李服膺给他们下达了坚守七日的命令。团长张敬俊没有死守一处，而是抓住日军运输部队经过的机会，调来两门平射炮，突然轰击日军军列，给对方造成不小损失。
日军随即加大攻击力度，飞机、大炮轮番轰击城防。天镇县长担心百姓继续遭受战火波及，曾劝张敬俊放弃守城。张敬俊没有答应，只安排副团长带人转移部分百姓和伤员，自己留下指挥作战。
部下得知后，纷纷表示不愿离开。第399团最终坚持了七天，付出了惨重代价。阳高方向的第414团也陷入巷战，团长白汝庸带头冲锋，部队突围后只剩三百余人。
这些战斗说明，第61军并不是未经抵抗便丢掉天镇。李服膺几乎每天都到前线督战，天镇、阳高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对军队而言，主官是否在场，往往直接影响士气。若他早早离开，前线很难维持这样的抵抗。
战事发展到无法继续坚持时，李服膺接到撤退命令，才带领残部离开天镇。至少从现存叙述看，他并非私自弃守，而是在完成既定阻击任务、接到上级指示后撤离。
偏偏这份撤退命令，后来成了争议的关键。
李服膺与傅作义早年同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二人关系密切。傅作义知道天镇防御的实际情况，也明白阎锡山当时承受的压力，因此反复劝阻。李服膺却认为，自己既然没有做错，就不该为了躲避追责而逃走。
他还是去了大和岭口。
抵达后，李服膺没有获得解释的机会，很快被扣押，并被指为“擅自撤逃”。傅作义得知后多次发电求情，但未能改变局面。阎锡山随后将他押回太原，并安排军事审理，试图把天镇失守的责任固定到他身上。
审理中，防御工事为何没有修好，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李服膺回答：“没有材料。”工事款项和物资调度本就掌握在上级手中，这句话实际上把责任重新推回了阎锡山一方。
当阎锡山追问他为何擅自撤退时，李服膺拿出电报，说明自己是奉命撤离。两人的争执至此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责任，而变成了谁来承担战局失利后果的问题。
据相关记载，阎锡山曾暗示他安心赴死，并表示会照顾其家属。李服膺没有接受这番安排，反而当面斥责对方，称自己宁愿死在战场，也不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被处置。
1937年9月14日，李服膺被押往刑场。执行命令的是警卫营连长康增。面对这位刚从前线回来的军长，康增据说只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随后开枪，李服膺倒在了太原的枪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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