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转业我选了公安，他选了政协。18年后他副厅级退休我三级警监

同年转业我选了公安，他选了政协。18年后他副厅级退休我三级警监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六岁，现在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二级高级警长，警衔三级警监。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这个警监的肩章，是跟一个老战友的人生轨迹，缠了十八年才缠出来的。他叫周明远，跟我同一年从部队转业，我们俩是同一个连队出来的兵，他当过我的排长，后来我们又是同一年转业安置。那年我们俩坐在转业办门口的长椅上，一人捏着一张志愿表，他选了市政协，我选了市公安局。他当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这人犟，认死理，公安适合你。我笑笑没说话，心里想的是，政协多好啊，喝茶看报写材料，清清闲闲到退休。可十八年过去，事情偏偏不是我当年想的那样。他干到了副厅级，风风光光地退了休；我呢，还在街上跑案子，肩上扛着个三级警监。要讲这里面的故事，得从一九九八年那个秋天讲起。

一九九八年，部队精简整编，我们那批干部大批转业。我和周明远是老搭档，他在团里当作训股长的时候，我在下面当连长，搞演习我们俩没少红脸。他讲究方案周密，我讲究临场应变，每次推演完都要争得面红耳赤，争完了又蹲在一起抽烟。转业前夕，他请我喝酒，喝到半夜，他说，建国，我算过了，我这个人，笔杆子还行，脑子还能转，去机关写材料，稳当。我说，老周，我这个人你清楚，坐不住，让我天天坐办公室，我得憋死。他说，那你就去公安，公安苦，公安累，但是公安有事干。就这么着，两张志愿表交上去了，他去了市政协办公室，我去了市公安局。

进了公安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我在派出所干了三年，从社区民警干到治安民警，再干到刑警中队。二〇〇一年，我调进刑警支队，一头扎进了命案侦破。那些年命案攻坚，我们专案组一出差就是几个月，睡过火车站候车室，蹲过坟地边的苞米地。周明远在政协，隔着半年给我打一次电话，每次都问，建国，还活着没？我说，活着，就是黑了点，瘦了点。他笑，说你们那行，是拿命换平安。我说你们那行，是拿笔写平安，咱俩殊途同归。

真正让我们俩的人生第一次撞在一起，是二〇〇五年。那年市里发生系列持枪抢劫案，闹得人心惶惶，专案组压了三个月没有突破。周明远那时候已经是政协提案委的副主任，他分管的委员里有个人，是本市一位老企业家，这位老委员来找他，说有个情况不知道该跟谁讲，跟公安讲吧，怕惹麻烦，不讲吧，夜夜睡不着。周明远听完，第二天一早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建国，我不问你案子的事，我就给你递个话，有人有话想说，你在哪个茶馆，什么时间，你自己安排。我按他递的话约了人，就这一次接触，案子撕开了口子——老企业家知道一个销赃的渠道，顺藤摸瓜，枪找到了，人抓了。结案那天，我提了两瓶酒去找周明远，他摆手，说，别谢我，我就是个传话的，你要谢，谢你自己这三个月没合眼。那天晚上我们喝多了，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建国，我以前觉得政协就是养老的地方，现在我明白了，位置不重要，干不干，才是人和人的区别。

这句话后来在十八年里，我们俩各用各的方式，各自印证了一遍。

先说我。二〇〇八年，我四十岁，赶上全国刑侦改革，市局要组建合成作战中心，点将点到我。有人劝我，说建国你别去，那是个新摊子，干好了没你的功劳，干砸了全是你的责任，不如在刑侦支队熬年头，熬个副支队长退休多稳当。我没听劝。不是因为我不怕担责任，是因为我这个人，见不得案子压着不破。合成作战中心组建的头两年，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图侦、技侦、网侦的数据第一次往一张桌子上汇，谁都没干过，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出来了全市第一套涉案视频串并分析的土办法，二〇一〇年用它串并破获了一个跨三个地市的盗窃机动车团伙，追回车辆一百三十七台。那案子后来拿了集体一等功，奖状挂在中心大厅，我心里清楚，那一分功劳里，有周明远当年那句“干不干”的分量。

再说他。周明远在政协，从副科到正科，从副处到正处，一九年左右提了副厅级，走的每一步都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实。他干提案工作，是个出了名的“提案痴”。别的单位眼里的政协提案，是年年要办、办了就结的差事；他眼里的提案，是一根钉子，钉进去就要见血见肉。二〇一二年，一个委员提了老旧小区消防通道被占的问题，这提案在别的部门手里转了两圈，都说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了。周明远不死心，他不知道从哪听说我辖区里有个小区消防通道常年被堵，就打电话给我，说，建国，带我去看看。我带他去，他在那个小区的楼道里跟一位老太太聊了四十分钟，聊完出来，眼圈是红的。他说，老太太的儿子的同学，就死在隔壁楼的一场火里，消防车进不来。从那以后，他跟着这个提案跟了三年，年年督办，年年回访，拉着我这个当刑警的给他当“技术顾问”，教他怎么看监控点位，怎么核物业台账。三年后，全市老旧小区消防通道专项整治方案出台，财政拨了专项款。方案出台那天他给我打电话，声音是抖的。他说，建国，我在政协干了这么多年，就这一件事，我觉得我没白坐那个位置。

我们俩就这么各干各的，各守各的摊子，但每年腊月，必要聚一次。聚的规矩很简单，不进饭店，就在他家或者我家，两斤饺子，一瓶酒，天南海北地聊。聊着聊着，他的信息就变成了我的线索，我的案子就变成了他的提案。二〇一五年，我在合成作战中心盯一起电诈案，发现受害的老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街头“保健品讲座”洗了脑，钱是被“合法”骗走的，刑法的链子够不着，公安很被动。腊月聚会上我发了顿牢骚，说这案子我们破得憋屈，抓了人追不回钱，判得轻，老年人还骂我们没用。周明远听进去了。第二年开两会，一份关于加强防范打击涉老保健品诈骗、建立多部门联合整治机制的提案，是他牵头、联合七个界别委员联名提的。这份提案后来被列为市政协主席督办重点提案，推动市里成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市场监管、公安、民政、街道拧成一股绳。二〇一七年，我们依托这个机制端掉了盘踞三年的一个涉老诈骗团伙，涉案两千六百多万，为四百多户老人挽回了大半损失。案子破的那天，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哭，说警察同志，这是我给老伴治病攒的钱啊。我送她出门，回头看见周明远站在警戒线外头，他是跟着督办组来的。我们俩隔着人群对望了一眼，谁也没说话。有些话不用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一年，值了。

当然，日子不是只有这种高光。中间我也走过弯路，也差点撂挑子。二〇一八年，我手下一个年轻民警在抓捕中被刺重伤，抢救了三天。那三天我守在ICU门口，抽了一辈子里最凶的烟。人救回来了，可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我总在想，如果我们的情报再准一点，如果支援再快五分钟，这孩子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我写了转业报告，想退下去，去干点后勤，别再带人往前冲了。报告压在分局，一直没批。周明远知道了，腊月聚会，他没让我喝一口酒，就给我倒了杯茶。他说，建国，你转业那年，我劝你去公安，说公安有事干。我今天还得劝你一句，有事干的人，遇到坎，把事干完，坎就过去了；你要是躲了，这道坎跟你一辈子。他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你现在最怕的是再有一个孩子躺进去。那你就把这个怕，变成本事。把培训抓起来，把预案抓起来，把情报抓起来，你多流一滴汗，他们就少流一滴血。这话糙，理硬。我把转业报告抽回来了。第二年，我主持把全市刑警的抓捕战术轮训搞了起来，一训就是四年，轮训了三千多人次，此后全市抓捕行动民警伤亡率降了一大半。那孩子伤好归队，现在自己都带中队了，去年还立了二等功。

时间就这么走着，一晃到了二〇二三年前后，我们俩都到了该退的年纪。周明远先办的手续，副厅级，光荣退休。退休仪式我没去成，那天我在外省押解逃犯。回来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那头笑，说，建国，我退休了，你还得接着干，你那身警服，穿着比我的退休证好看。我说，老周，你少来这套，你副厅退休，我至今还是个三级警监，论级别，你甩我两条街。他沉默了一下，说，建国，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这些年，多少转业干部，选了机关选了大单位，图个安稳图个台阶，退休的时候文件袋里一个级别，光光鲜鲜。可我知道，这十八年，你手上过了多少案子，你身后是多少个睡得着觉的家庭。级别这个东西，是组织按岗位给的；警监这个衔，是一案子一案子熬出来的。你说咱俩谁亏了？我说不清楚。电话那头他说，谁都不亏，只是各自的账本不一样。

其实我心里是有一本账的。二〇二四年，我五十多岁，市局本来给我安排转任调研员，意思很明白，让我把最后几年过渡得体面一点。我没接，我打报告要求留任合成作战中心。局领导看着我，说，老陈，你都这个岁数了，图什么？我说，图三件事：第一，我带出来的年轻人还没完全接得住；第二，中心那套技战法还有一半在纸面上没落地；第三——我说到这里停了停——第三，我答应过一个政协的老副主席，他退休前督办的那个防范养老诈骗的机制，我不能看着它松了劲。局领导笑了，批了。这一年，我们把新的反诈预警模型跑了起来，全市电诈发案同比下降了三成多，止付拦截的资金，是我这二十年见过的最大数。十月份，警衔晋升命令下来，我晋升三级警监。授衔那天，警礼服上身，镜子里的老头两鬓全白了，但肩膀上那两杠三星，亮堂。我第一个电话打给周明远，他在那头哈哈大笑，说，好，好，三级警监，老陈，我明天就跟你老婆要酒喝。

第二年开春，周明远退休后没闲着，他拉了个“老同志治安志愿团”，三十多个退休的老干部，戴上红袖标，跟着社区民警巡街，防诈骗宣传做得比年轻人还起劲。有人笑他，说周主席您这是退而不休，图啥？他说，我跟一个老朋友学的，人这一辈子，位置不重要，干不干才是人和人的区别。这话是我当年在酒桌上说的，从他自己嘴里再说出来，我听着，比什么表彰都受用。

去年腊月，还是那两斤饺子，还是那瓶酒。他给我敬了一杯，说，建国，十八年前你选公安我选政协，当时谁都以为，选政协的稳赚，选公安的吃苦。现在回头看，我们俩谁也没看走眼——你吃的是苦，攒的是命换来的平安；我坐的是冷板凳，焐热了也未必人人看得见。可这平安里有我的一票，这冷板凳上有你递来的柴火。咱俩这辈子，算是扯平了。我说，不是扯平，是扯不清了。他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说，对，扯不清，来，为扯不清，干了这一杯。

如今我快退休了，肩上还是那三级警监，兜里还是那串用了二十年的钥匙。周明远副厅退休那年，有老同事替我惋惜，说我干了十八年，拼死拼活，到头来级别比不上人家一半。我不这么算。警衔是一案子一案子熬出来的，级别是一年一年熬出来的，可人这一辈子，最后留在心里的，不是肩上几颗星，是你破过的案、救过的人、焐热过的板凳。我和周明远，一个在政协，一个在公安，位置不同，可我们守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座城市夜里亮着的那盏一盏的灯。他递过话，我递过柴，我们俩这一辈子，谁也没欠谁的，谁也没亏过。这就够了。